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年来，英明正确的率领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还击外敌入侵，颠覆，狠抓经济建设。把贫穷落后，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建设成了繁荣富强的世界强国。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为领袖的党中央，以刮骨疗毒的毅力，猛药去疴的决心，力挽狂澜，率领全国人民，大力反腐，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挽救了危亡边缘的党和国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内忧外患，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清除。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其他国家把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抛弃。人口膨胀，资源紧缺，环境污染，腐败严重，精神信仰危机，外患循生，内忧叠起。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人们看到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时，就已经是政治变化的后果了，起因早已在微小的变化中，就出现过预兆，最隐蔽的在人心里。只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预测未来，曲突徙薪，知变在前，才能排除隐患，把握未来，临变不乱，从容应对。不至于江心补漏，临渴掘井，临战铸兵。在恶劣的生存环境的激烈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生存。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亡党亡国，兼因腐败。造成全球性腐败，污染，破坏生存环境的原因是人的自身行为。

    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受大脑思想指挥，约束行为靠思想，约束思想内靠道德，外靠法律。道德标准，法律依据在执政者所信奉的精神信仰。那些不会说话，不能动的泥人，木头人，石头人，铜像等，所以能控制人，统治人的思想，就是因为被信仰。

    信仰天神的执政者，就把帝王包装成上天的全权代表，把他们的意思说成天意，而行事。神父，西藏的转世灵童等。农民起义也学会了鱼腹藏书，篝火狐鸣等，法律作为维护帝王封建统治的工具，根据他们的意思制定。他们随心所欲的一切行为，天经地义的不容置疑了，道德也以信仰他们为标准，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奴化教育的精神枷锁禁锢思想信仰。

    信仰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执政，党的领导主要是这种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靠的就是信仰马克思共产主义。履行入党手续时，自觉自愿签字按手印的合同式的誓词。并制定了相应的党纪。信仰金钱的资本主义社会，就宣扬金钱万能论，保护资本拥有者的权利，集中财富，通过分配财富，控制人的行为，统治社会。相应的法律也就按照资本拥有者的利益制定。

    树有根，水有源，世界上没有无因之果。国际共产的胜利，冷战局面的结束，世界经济飞速发展，政治格局变化，互联网的发展，交流速度加快，智能化，财富的重新积累分配，从根本上来说，都是长江万流同源的信仰变化引起。

    共产党立党之初心，就是为给穷苦人的生存，分配到生产资料资源，而打天下，建国的目的，也是为穷苦的无产阶级生存，为中华民族的生存，重新分配资源。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也是为人民的生存服务。因为，那时的两级分化太严重了，严重到无法用改革来平衡，更无法用教育来限制。只能用暴力推翻的革命资产阶级，重新分配资源。在左的思想统治下，认为富人有罪，穷人光荣。只以拥有财富的数量划分身份的左的成分论。甚至，把祖上是地主富人，而自己已经是穷苦的劳动者的富二代，也作为革命对象，他们受了一辈子死苦，最后，还是给定了个地主。对他们的入党，升学，就业，提拔，都有歧视性限制。后来，逐步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不是要把所有的富人，都变成穷人，而是，要把所有的穷人，都变成富人。于是，开始治富，价值观崇尚富裕。由于，治富过程，无法使全民同步进行，同时富裕，更不可能完全平均财富。又出现了新富人，贫富的相对性，也就出现了新的穷人，新的两级分化。再后来，认识到富裕本身并没有罪，关键是治富之路，治富的途径，如何引路治富。又回到传统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财之道与法德的关系，而法德是受信仰决定的。

    立党建国的第一代伟人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刘少奇主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李克农，贾拓夫等人，都信仰马克思共产主义，都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中，对党国有各自特殊的贡献。比如贾拓夫，在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正确引路党中央，寻找刘志丹，成功落脚陕北。提前结束了长征，挽救了毛主席，张闻天总书记，周恩来总政委，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人们组成的党中央机构。否则，继续长征去苏联，就会像四方面军那样，全军覆没。而且，长征的路程也不会是二万五千里，而是最少三万五千里的不归路。张国焘率领的弹药充足，兵强马壮的八万多四方面军，还是全军覆没。何况区区几千弹尽粮绝的疲惫之师。毛主席，张闻天总书记，周恩来总政委等人的生命都无法保证。党中央机构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们率领陕北军民，创建的根据地里，重建了国家，从而挽救了中国革命。贾拓夫深入一线，为《论十大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为中国的工业工作引路正确的方向。抵制大跃进的虚假指标，纠正土炼钢的浪费污染，为钢铁工业引路等。为众报薪者冻死于冰雪，贾拓夫却因政治斗争的山头主义，被活活打死。平反也不彻底，历史政治定位，不公平。

    如果，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比喻为全国人民的大合奏，那么，每个人就都是一个音符，演奏到哪一段，就得把哪个音符的音色，音质，音量调高。

    伟大的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并奔向共产主义的长征路上，遇到精神信仰的“弹尽粮绝”，东欧巨变，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之路，遭受严重打击遇阻，面临严峻的被灭的形势。只有中国在坚持。

    知之非难，行之唯艰。继续坚持信仰原版的马克思主义公有，则其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难以与社会现状与时俱进。人口膨胀，需远远大于供。市场经济体制私有的合法性，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政治，宗教，文化，信仰的市场化，商业化，人们核算成本与获益，利润产出。宗教信仰商业化，寺庙被承包。无私奉献的精神被嘲笑。引进外资，输出资本，国际经济合作，互联网经济运作，决定了政治，宗教，文化，信仰等的国际化。各种经济模式，决定相应的政治模式，而各种信仰，又要决定相应的政治体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尖锐化。到底是坚贞不屈的改变经济体制，维护上层建筑的政治信仰，还是含垢忍辱，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改变上层建筑的政治信仰，顺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不信仰马克思共产主义，就会动摇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核心，并危及社会秩序的法德底线。共产党执政的法理性受到质疑。没有了共产党，也就没有了新中国。挽救共产党，也就是在挽救新中国，救国先救党。改变是痛苦的，不改变会更加痛苦。救党，在于改变党的政治理论信仰，党的领导，就是政治思想工作，路线方向的领导。

    观古以鉴今，无古不成今。如果，不知道现在该怎样，那就回顾历史，因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类似。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生死存亡的哈达埔时刻，毛主席和张闻天等领导们，拿着报纸找来贾拓夫。贾拓夫极力建议寻找刘志丹，落脚陕北生存。从而，改变了原定去苏联的路线方向。挽救了党，挽救了流亡的国家机构，挽救了中国革命。今天，社会主义新长征建设的路上，遇到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国内腐败，信仰危机。既不可跟着苏联解体，又不可仿照美国。正如当年长征进入绝境，第一中央去苏联面临解体，全军覆没。第二中央南下。贾拓夫引路第一中央机构，寻找刘志丹，落脚陕北。相当于，找到第三条生存之路。

    一直信仰社会主义是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的苏联，锲而不舍的在地球上，给美帝国主义挖了几十年的墓。一直挖到盗墓贼无法到达的万米以下的世界最深的坑子。自己却因未能研究出统一各族人民的信仰，而没能寿终正寝的英年早逝，掉进坑子，再也没能挣扎上来。最后，把工具和图纸也卖给中国了。人类社会不可能完全按照近200年前的马克思设计的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曲折挫折，必须探究新的理论，正如当年中国本土理论无法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而进口马克思主义那样。今天，原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解决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危机，环境污染，信仰危机。就像牛顿理论不能解决人类进入太空的力学问题。必须研究中国的信仰理论，走向全世界，建立新的法律，确立新的秩序。

    防总是大于治，研究找出苏联解体的原因，就能帮助我们预防走向苏式解体，处惊不变，遇险不乱。

    苏联学者专家们，都从政治不稳定，民族冲突，文明冲突，人口理论，政治阴谋颠覆，加盟国不平衡，过度重视工业，反对斯大林等方面，汗牛充栋的解释解体，并认为是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个人的错误，似乎好像换个领袖，当年的斯大林换成斯小林，或者活大林，那就不会解体。

    实际上，那些都是表面现象，或者可以说确实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关键的根本原因。真正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任何体制，都有个产生，成长，发展，壮大，衰败，到灭亡的过程的规律。官身正不令而行，官身不正令而不行。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戈尔巴乔夫是他给发工资养活的那些社会中层专家学者们的受害人，戈尔巴乔夫为他们的研究不力，背了黑锅。中国若一往情深的追随一意孤行的苏联老大哥，沿着老路，不搞改革开放，不大力反腐。沿着相同的方向路线途径，最后，必然到达相同的地方。能不能坚持到现在，建设成今天这样繁荣富强的大国，找不到肯定比现在强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成就的证明。

    背道而妄行，天不能使苏吉。苏联背叛马克思共产主义，又没能即时研究出新的统一各民族信仰的削藩精神思想武器，而失信于民，思想意识形态陷入混乱，面对分裂主义，束手无策。诚信赢天下，失信必亡，最后，粉身碎骨的分成碎片。反者道之动，对立的事物，一方的存在，总是以另一方为条件，美国与苏联的对立模式，会因苏联解体，而走向灭亡，出现新的模式的自然规律。用中国的阴阳学来说，就是相生相克，互为生存的前提。只能必须换主题。

    苏联解体，美国衰败，中国与国际接轨，是与哪国接轨？苏联解体，中国无力兔死狐悲的两肋插刀。美国衰败，中国没有幸灾乐祸的落井下石。固守老版的马克思主义，无异于勒紧枷锁，要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出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是缘木求鱼。用马克思主义镇压反对两级分化的要求平均主义，就是抱薪救火。而信仰美国，又是作茧自缚。与其借穿别人的新衣裳，不如缝补自己的旧衣裳。科学的研究出自己的贾拓夫生存信仰，才是生存的不二法门。

    失败是成功之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汲取他们的教训，总结学习他们曾经成功的经验。既不苟同于苏，又不强求与美异的标新立异。而是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总结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引路人贾拓夫生存信仰。

    信仰决定体制，及其成败。当年，国民党蒋介石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修改自己的党章，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结合，统一国内外华人的抗战思想，蒋介石就不必占台为王了。汪精卫信仰了共产主义，也就不会沦为汉奸。现在的台湾信仰大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炎黄子孙，统一祖国，或者一国两制，就可避免骨肉相残，而使美日等渔人得利。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能力，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信仰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原始社会信仰直观的自然物，太阳，山川，江海湖，大型凶猛的动物。封建社会就开始信仰抽象的神。资本主义社会信仰金钱。信仰共产主义是无私的精神和高尚的美德

    贾拓夫在党中央弹尽粮绝，生死存亡之时，认识到无论去苏联，还是北上抗日，也是南下与国民党争夺天下，首先得生存。从而，正确引路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寻找刘志丹，成功落脚陕北，提前结束了长征，挽救了流亡中的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机构的生存，挽救了瑞金时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机构。

    今天，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长征的大合奏征途上，再次遇到外部逆向巨变，内部腐败，两极分化，信仰危机，党和国家的机构如何避免陷入苏辙，全球各国政党都在自己发展长征路上，遇到了精神信仰的“弹尽粮绝”的生存困境中。既不可仿苏，又不可学美。必须走自己的路，研究自己的信仰。

    继承贾拓夫等前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用于引路党的机构，领导全国人民和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坚持贾拓夫那一代人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体制，紧跟习总书记为领袖的党中央，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吸收人类的所有文明成果，采百花粉，酿中华生存之蜜。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也为人类的共同生存，铸造锻炼出锐利的精神信仰思想武器。

    盛衰之理，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战争年代形成的军事化管理的左的直线型，一刀切的思维方式，执行到一定时间，就必须反向右了。最强盛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把马克思主义左的极端，而不纠正，最终走到尽头解体。就是马克思本人拿着他的著作，对照苏联现状，也看不懂了。

    中国改革开放思想克服左，而向右，现在，即将右到极端了。承认特殊情况，容许有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意见的右，惯性到了一定时间，必然再次形成统一的文化信仰，偏左的思维，来纠正右的偏离。任何被决定的事物，总是想要挣脱决定他的因素的束缚，而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右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右的政治信仰，而被右决定的政治信仰，总是要挣脱右的决定，而向左的方向的趋势。这就是上级总是要求下级，不折不扣的执行自己的命令的原因。

    国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原来的无产阶级，已经都变成拥有不少资产的有产阶级了，私有经济财产的合法性，使资产阶级的财产，受到执政的无产阶级的保护。国外的专家学者们，研究马克思剩余价值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推翻剥削，而是探究如何获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正宗正统的信仰之本，当年进口马克思理论，解决了中国本土理论，所解决不了的中国革命问题。但是，正如过去一直用于解决地球系的各种力学问题的牛顿理论，解决不了发展到进入太空的人类探索。国外社会主义大厦的大面积倾覆，原版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不了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我们独木难支，力不从信。

    不患寡而患不安，苏联式的党章中的无产阶级，工农联盟，先锋队等，都已经不能用于支撑统治新时代的政治概念了。经过百年的奋斗，中国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了，农民都有可种土地，工人知识分子普通市民，都有了维持生活的资产。很少的无任何资产，又无儿无女的，也都被党和政府包养了，而且，他们远远不够组成一个单独的阶级。贫穷在富裕阶层，被一些人看做是一种教育资源。目前的阶级是以公有化程度，或者说私有化程度，劳动及其成果的方向，使用权与所有权的范围，来划分相同的资产的各种“同产阶级”，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资产的累积，再分配速度加快。并不都是通过长期积累，稳定拥有了。一贫如洗的人，通过借贷炒股，合伙入股等投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达到过去几十年，几代人省吃俭用，精打细算累积的资产。腰缠万贯，身价过亿的富翁土豪，也可能一夜就回到旧社会。党员的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工人的数量，所占的比例，远远小于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初，文革时。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定性表述，已经不准确了。党员中的知识分子，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军人，国企央企员工占多数。人生价值观从过去的崇拜无私奉献的雷锋，崇拜为刘姓汉室天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智慧之神诸葛亮，变成崇拜自保长寿，夺取主子曹魏天下的司马懿。兹于“解放”，“先锋队”等战争年代的词语，更不能与时俱进的正确表达真实的党员性质。党员成分的变化，决定了他们组成的党组织中的实际潜在信仰变化，有些党员自动退党。社会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目前的阶级矛盾，生产关系约束生产力的矛盾，都已经缓和。财富的集中，两极分化，相比于分裂与统一，全球性污染生存，大杀伤力武器的威胁生存，还是次要的。

    按图索骥的找如文革时的完全彻底的贫下中农，纯粹的无房无地，无农具的无产阶级当官执政，只能去社保办招聘，他们的知识文化层次，行政能力，远远不如受过专门正规教育，又在官场上锻炼过的知识分子。削足适履的修改为有产阶级执政，就等于否定了原来的无产阶级执政的法理性。唯变适从，社会矛盾变了，信仰也就必须改变。

    贾拓夫当年在哈达埔，引路党中央，寻找刘志丹，落脚陕北，就是相当于修改了临时党章中去苏联的路线，而信仰生存。不同时代的人们，信仰不同，同一时代的人们的信仰，也有不同，唯一不变的是引路生存本能的信仰。生存信仰，又如行驶车辆的目的地，而社会情况，就如路况，暂时的信仰方向随路况改变，不可死板教条，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马克思主义要想永恒不变的被世界信仰，就得有不断与时俱进的变化，包罗万象，必须容山容海。不可抱残守缺，画地为牢。泰山不弃碎石才成就其大，江海不弃细流才成就其深远。

    贾拓夫生存信仰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分支，最新研究成果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被国际“围剿”后，引路突围，战略转移的方向之一。信仰原版的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又限制了无产阶级信仰的进步发展，特别是治富时，由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转变。正如，长江天险，对东吴孙氏政权，既是抵御曹刘入侵的天然屏障，又是限制自己问鼎中原，扩张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就看是在攻，还是守。

    贾拓夫当年挽救危亡的党中央机构，使张闻天总书记，毛主席等领导们得以生存的信仰，不单纯只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因为，毛主席，张闻天总书记，张国焘，陈长浩等领导人们，也都信仰马克思共产主义。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因个人的身份不同，各自所表现出的侧重方面不同。恃力者亡，恃信者昌。张国焘信仰实力，急于求成，南下与国民党争夺天下。张闻天，毛主席等组成的中央，信仰去苏联，北上，以中华民族抗日，来统一全民族的思想，精神信仰。唯一熟悉刘志丹和陕北，又了解中央处于绝境的贾拓夫信仰生存。引路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寻找刘志丹，落脚陕北得以生存。剖析贾拓夫生存信仰，至少包括以下几部分：生存第一，马克思共产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忠君，把张闻天，毛主席认为是正宗的领导核心（张闻天总书记，毛主席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贾拓夫是候补委员）。维护中央的正宗统一领导。如三国时刘备是汉室宗亲，曹操是实力派等。神木杨家将忠君爱国，儒道法佛中的精神信仰精华部分。今天的爱国主义，包括对贾拓夫等前辈们的信仰的继承，认同，支持。

    贾拓夫引路落脚陕北，当时来说，相当于道之三，张闻天，毛主席等人组成第一中央机构，张国焘组建了第二中央，贾拓夫引路寻找刘志丹，落脚陕北，相当于第三种党政机构。不继续北上，也不南下。由原来的第一中央机构，归属四方面军的25军，陕北领导干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人领导的陕北红军26军，27军，共同组成的机构。

    得民心者天下顺，失民心者天下背。民以生存为本。所有信仰上帝，玉帝，耶稣，天神，金钱，包括古老原始的信仰太阳，山川，祖先，英雄伟人的目的，都是为了生存。出于个人生存本能的需求，希望所坚守信奉的信仰，能保佑自己，平安生存，消灾免难，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风调雨顺。有些人把精神信仰，就当吃饭喝水一样的必须，每天祷告，定时礼拜。令人失望的是全球疫情时，没看到上帝的踪影，也许上帝被隔离了，也许上帝已经通过核检，戴着口罩躲在中国，不好辨认。没有信仰，就感到自己的精神没有领导了，没有方向了。研究出贾拓夫生存信仰，从根本上找到，并回答了所有信仰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存。贾拓夫生存信仰是咒死上帝，玉帝，耶稣等神的最后一道符，也是他们的格式化的共同悼词。因此，也是无神论与宗教，邪教斗争的最后毁灭性武器。贾拓夫生存信仰完成了毛主席等前辈们的夙愿：世界人民站起来了！从此，再不跪拜上帝，玉帝，耶稣等所有的神。贾拓夫生存信仰，也相当于把马恩列斯像，从办公室移到历史博物馆的红头文件。

    尽仁道于前，成法律于后。信仰是人生的导航目标，也是规范人的行为的精神基本约束力。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破坏自然的原状。必须形成统一的约束行为的法律道德，规则条例。也作为人类的精神支柱，形成国际关系准则，重新排列组合群体，及其内部秩序。

    没有信仰，人生就没有目标方向，没有逆顺，行为也就没有对错，不可能成功。不信仰生存，必然不知道如何生存，而走向灭亡。正如停飞在空中的飞机，失去方向，只能随风而动，无法着陆，直至耗尽燃料坠毁。

    信仰决定法德，公平正义的政治标准，而政治标准的法德，及其在人心中的公平正义，又对信仰有能动的反作用。比如，法律的执行严格与否，道德水平的提高与降低，对信仰的巩固与动摇。盛世德治，乱世法制。在宗教界，信仰第一，官场上，党纪法律重要，普通人则重视道德，很少有人犯法，也很少有人深入研究信仰。信仰决定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比如，信仰自然规律的道家，而产生的中医说，大医治未病，中医治已病，下医治大病。中医重在预防。信仰上帝的西医，用仪器检查，能查出来的病灶，在中医看来，就已经是大病了。检查不出器官之间的协调配合，经络穴位。因此，西医是大医治大病，中医治中病，下医治小病。中医药物取自于自然，西医人工合成，污染环境。

    任何信仰都有个产生，成长，发展，壮大，衰败，灭亡的过程。也有他的相对性和可逆性，以及排他性。上帝的信徒，也就相当于上帝信任了他们。就像万有引力定律，有他的适用范围，并可以叫“万有斥力定律”。信仰了这尊神，就不再信仰别的神了，龙多不治水。信仰对人类行为的约束，表现在信仰上帝，玉帝，耶稣等神，则认为命运和一切，都由神安排，人的命天注定，胡盘乱算不顶用。限制了个人的努力奋斗，以便于他们控制。信仰金钱，自己的一切，就受金钱驱使。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听从党的指挥，按书本上的马克思的理论行事。信仰与体制基本是对应的，比如信仰天神的封建君主制官方，就不倡导信仰金钱万能论的资本主义，而要信仰皇帝万能论，严防金钱积累过多，对皇家的世袭制统治产生威胁。更不可能信仰共产主义，而把皇家的财产共产给百姓。资本主义不可能信仰共产主义，不可能信仰抽象的神。日本，英国，泰国等君主制国家的官方，不可能信仰马克思主义。对于天皇，女王，国王来说，信仰共产主义，就等于帝国灭亡。理论的互相交叉穿越，既不可能，又必然会扰乱社会原来的正常秩序。通俗比喻，还是好人多，那么，坏人就少，物以稀为贵，少的就贵，坏人反倒被封成了贵人了？

    信仰的适用范围，时限是因为信仰的产生，受到人类认识能力，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比如战争年代，信仰枪杆子里出政权。实际上，就是武力推翻旧统治，武力捍卫新政权。后来，发展到原子弹，大杀伤力武器时，就归结到武力出政权，认识到科学技术，武装力量的阶级性时，就必须是党指挥枪。党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党靠信仰的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就是信仰里出政权。各种信仰孕育相应的政权，古代信仰太阳（日本），祖先，神，天，认为一切都由他们定夺，上帝不怕枪杆子,刀枪不入的神兵。战争胜负，人的生死，全年收成，灾祸福禄，谁当皇帝，都有上帝决定，上帝出政权，禅让，选举，政变等，都是上帝定好的，枪杆子也由上帝指挥。

    事实上，政权的变化是因信仰的变化，信仰的变化因生存环境和生存需求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人民政权的思想武器，是攻打天下，是夺取政权用的。今天是守势，守住江山社稷。事异则备变，攻守易术。尼古不变当年成功的因素，可能成为今后失败的原因。如果新的无产阶级聚集起来，也信仰“枪杆子里出政权”，那就有武力推翻现在执政党的潜意识。陈桥驿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深知黄袍不是只能给他一个人量体裁衣定制，可做黄袍的料子很多。于是，杯酒释兵权，重文抑武。也正是由于重文抑武，没能及早大量培养储备将帅之才，导致宋朝后期可用的将帅很少，贾拓夫故乡的杨家将拼死保宋，满门忠烈,迁都南宋。旧的精神信仰与新的经济基础不能适应了。原版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富裕强大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面对全球化，副作用大于过去的正面作用。历史的车轮浩浩荡荡，不进则退。必须研究出新的信仰。没能研究出新信仰思想武器，又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只能用旧的信仰坚守阵地。善守者，以攻为守。当年的政治运动阶级论，就是以攻击资产阶级为守。今天是用新的贾拓夫信仰，攻击有神论，为生存的守。政权决定体制，体制的变化，对政权有一定的反作用。政权对支撑他的信仰也有反作用。被决定的信仰，总是要挣脱决定他的事物的束缚，而向相反的方向的趋势。冷战时，形成的国际敌我矛盾，信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立不屈的思想。兵无好战，对立的国家之间，也并不想开战。直至现在，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人若犯我，我也不一定就针锋相对，立竿见影的非得犯人不可。要看具体情况是有意无意，自己的实力与来犯之敌的相差，以及政治战略的诱敌深入，示敌以弱，骄兵之计。为政治上的胜利，争取国内外广泛支持的局面，军事上先不还击的退让。还有些，虽然不犯我，却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必须排除。

    信仰马克思共产主义也是人类科技发展，工业革命，生产力提高，累积财富的手段速度加快，两级分化严重，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数量增多，无法生存，只能凝聚在一起，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以分配到财产资源，向往平均主义。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提供了凝聚力，向心力的得心应手的锐利的精神信仰思想武器。被广大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信仰。各国按自己的需要打磨所向披靡，攻无不克的武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长征，走到了弹尽粮绝，身心疲惫的绝境，寻找落脚点。冷战思维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对立，把马克思崇拜的与上帝，玉帝，耶稣等神一样，请他与诸神对抗。对马克思的信仰就像对诸神那样永恒了，并延续到他的众弟子斯大林，金日成，胡志明等。马克思主义不可非议，不能修改，批判修正主义。排除打击异己。要求下属，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绝对忠于自己，必须无条件的绝对服从。而执行者，在具体执行时，必然遇到特殊情况，与决策者的预想不完全相同，只好改变方案而右点。容易被认为是不忠，把右当做违背命令，且执行者与决策者的利益，有不一致，甚至矛盾。就会被认为心怀叵测，潜蓄异志。为树立自己的权威，死板教条的信仰自己，导致信仰僵化，不能与时俱进的左的思维方式。甚至，牵强附会的把自己的言论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应运，而自己以外的都不是。把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完善，发展的所有非原版马克思主义，都定为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好像就是他们的专利，从而无心之中，把马克思主义变成限制社会理论进步，阻止思想发展的障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而不是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层台阶。那种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标准，而排斥异己的政治打击，把马克思主义左到强制盲从，容不得不同意见的极左思想，才是真正的反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