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培养革命骨干力量

    五四时期，大批有志中国青年高举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投入到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大潮之中，大钊先烈，在其中起到了，伯乐和导师的作用，在他培养、影响和领导过的青年中，有很多是为革命贡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革命烈士，如邓中夏、赵世炎、张太雷、王尽美、邓培、多松年等；也有的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或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如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乌兰夫等。

    大钊烈士被毛主席称为真正的老师，这种师生关系绝非一般，而是真理和理想信念的真传，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交集，也有伟人之间的友情。

    五四之前的1918年8月，毛泽东和20多名为改变中国面貌而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到达北京。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对外联络机构，设在北京大学。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新思想孕育、传播的中心，毛泽东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觉得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致使他决定不去法国留学，留在北大学习，研究自己国家的问题。

    毛泽东决定留在北大，首先要解决生计问题，就找到他在湖南一师恩师，时为北大教授的杨昌济，杨昌济便把毛泽东引荐给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

    1918年10月，杨昌济领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和大钊烈士第一次见面。大钊安排毛泽东做图书馆助理员，月薪是8块大洋。这不仅解决了毛泽东的生活问题，更使毛泽东有大量的接触新文化新思想的时间、可以旁听重要课程、参加学术社团活动。在大钊烈士介绍下，毛泽东加入了北大的新闻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以后他在革命斗争中有关哲学和新闻学方面的建树，应该同在北大的这段经历有重要的关系。大钊烈士对毛泽东经常登门请教表现出极大的热心，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并把毛泽东介绍给胡适等名师。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停留的时间里，在大钊烈士的传播和影响下，思想认识产生了巨大变化，他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1919年12月底，毛泽东代表新民学会就驱赶湖南军阀张敬尧问题进京请愿，到京后第一个想到的是见大钊烈士。李大钊见到毛泽东也十分高兴，热情的向毛泽东介绍他正在筹备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关情况，并介绍了许多共产主义文献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希望毛泽东好好研读。如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恩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等。李大钊还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在大钊的热心引荐下，毛泽东有幸结交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如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中共创始人。

    毛泽东曾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的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也自己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两次赴京，在大钊烈士的帮助和引导下，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毛泽东在思想认识发展中的一次重大的飞跃，也是他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源本，这段历史，对毛泽东来讲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

    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书社。在经营中，遇到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关键时刻大钊烈士向毛泽东伸出了援助之手。把该社经营的来自北京大学出版部的50多种类图书，由大钊烈士出面“为信用介绍”，采取了“免去押金”的办法。

    1924年1月，大钊烈士和毛泽东均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一大，两人在会上配合默契，使反对国共合作的提案被轻易否决。1926年1月，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李大钊对此极为赞赏，并在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毛泽东也把大钊烈士的《土地与农民》一文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关于土地与农民，是1925年大钊先烈到河南新密荥阳的农村现场实地调查后写的关于农民运动的情况分析。可惜这段历史很少有记载，现在当地人员希望树立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的标记，使之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教育基地。

    1949年3月，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和人民政权领袖的毛泽东，在抵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时，毛泽东主席不胜感慨，对身边工作人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我第一次到北京，到现在整整30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到了一位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六、为主义牺牲、为革命献身的崇高品格

    大钊烈士的名言是--短文《牺牲》：“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他这段名言发表于1919年，与他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间同步。他用自己壮烈的牺牲，衬托出生命音响的绝壮和人生的高尚。

    在民国初期，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活动就有很大危险，随着北洋军阀政府对社会上进步人士明显的打压，大钊烈士的革命活动多次受到反动当局的监视，有时只能离开北京到昌黎五峰山避险。他在北京的住处，因军阀当局严密监视和不断指使流氓无赖上门骚扰，10年中被迫搬了7次家。

    1920年三月，大钊在北大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早期机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是秘密进行的。

    1924年5月21日，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了参加中央会议后返京的张国焘，张国焘立即叛变，供出了李大钊、张昆弟等共产党人，为此，大钊剃掉胡子、化装成商人连夜乘火车到河北昌黎县五峰山避险。

    1926年3月18日，大钊带领北京学生和群众到执政府前请愿，抗议日本等八国列强的侵华威胁，段祺瑞政府向游行队伍开枪镇压，造成请愿学生当场死47人、伤200多人的惨案，大钊烈士也被军警打伤，因机智对应才未被捕。之后，段祺瑞政府通缉大钊烈士。

    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后，更是公告反共反赤，说“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从首，一律处死刑。”

    在残暴的白色恐怖中，张作霖和张学良军阀父子不经任何审判，先后杀害了左翼新闻工作者邵飘萍、林白水。

    为了坚持斗争，大钊领导的国共合作两党北方领导机构也被迫转入地下，由美术馆对面的翠花胡同迁至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内。

    在奉系军阀看来，国共两党在北京的机构是一把插入反动军阀心脏的尖刀，直接威胁着奉直鲁军阀同北伐军的作战，必须除掉。张氏父子就派侦缉特务长期监视侦查两党人员的活动，伺机下手抓捕。所以大钊面临的危险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严重。

    在此等危险形势下，面对生死选择，大钊从党的工作大局出发，考虑到北京的两党领导机构是领导北方华北、东北、西北以及河南山东两省革命运动的核心，作用十分重要，必须坚守，哪怕是牺牲生命都无所畏惧。

    所以，他在被捕前一年的时间里，没离开旧兵营一步，一方面主持北方区委党的工作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开展工农、学生运动、为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提供奉直鲁军阀的军事部署以及帮助冯玉祥国民军走上北伐之路等，另一方面他陆续安排许多同志离京赴新工作岗位或参加学习，避开白色恐怖的危险，而他自己则毅然选择了坚守。

    1926年夏秋季，中央曾通知大钊等去武汉成立中央分局任书记，由于北方工作不能脱身，他让别的同志先去，自己继续留北京主持北方工作。

    1927年3月，有同志奉调到上海，临行前劝大钊同行，大钊说“你是党调走的，我担负北方区的工作任务，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

    夫人赵纫兰也十分担心，多次劝大钊离京，大钊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这里的工作是怎样的重要。”  

    1927年4月6日，在叛徒出卖和帝国主义驻华外交使团团长荷兰公使的默许下，奉系军阀张作霖派了大量军警包围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对国共两党机关人员实施逮捕，包括大钊烈士和我奶奶、两个姑姑在内，约有80--90人被捕。就在此前两天，大钊的好友杨度得知张作霖要向苏联使馆下黑手的消息后，就通知了大钊烈士，希望他们迅速撤离，但是，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坚决坚守岗位，就连这个最后的撤离机会他都放弃了。

    大钊被捕后，北京学界政界知名人士都进行了积极的营救，国立私立二十五个高校校长联名向军阀当局请愿要求释放大钊烈士；杨度、章士钊等知名人士甚至为营救大钊筹集了银元数千元；党组织更是拟定劫狱方案，通过劫狱的方式营救大钊。劫狱计划传到狱中大钊那里后，大钊说“这种行动自然是工人们、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对于党、对于我的爱戴，但今天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种计划，因为不只是囚室武装警卫，即监狱也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中，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做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受损失。”他表示，当前保存革命力量更重要，冒险劫狱会造成更大牺牲，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要保存实力，不能贸然行事。因此，劫狱计划就没有进行。

    而在舆论界，多数报章都报道表达，希望当局从大钊烈士高尚的为人品格考虑，给予所谓“宽大”的愿望。

    大钊烈士在狱中完成了一生中最后的斗争檄文---《狱中自述》。如果大家看过《狱中自述》，就会感受到到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先驱者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光明正大、襟怀坦白的昭示自己的共产主义立场、理想信念和主张；同时，他运用国民党北方领袖的身份巧妙保全了中共北方区委的全部秘密；他也把相关的政治责任全部承揽在自己身上，借以保护其他同志年轻的生命；充分体现了大钊烈士高超的斗争艺术和高尚的人格风范。

    在对大钊烈士审问无果的情况下，从反共立场出发，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奉系军阀决定绞杀包括大钊烈士在内的20名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构的主要成员。在大钊烈士等20人被捕22天以后的1927年4月28日上午，在京师警察厅总监办公室，反动当局迫不及待撕破法治公正的嘴脸，宣布处以他们绞刑。当日下午，反动当局将20名革命者从警察厅押解到京师看守所执行绞刑。大钊烈士从容不迫、镇定自如的第一个走上行刑的绞刑架，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中，为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壮烈的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步，牺牲时年仅38岁。

    以大钊先烈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英烈，为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因为他们相信，未来的新社会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历史的必然。

    同样，更多的先进青年以大无畏的豪情和充满热血的实践，投入到了中国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之中。101年前，恰同学少年的伟人毛泽东，怀揣他初步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离开北京和北京大学，踏上了漫长又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经过30年的奋斗，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了全国解放，作为人民领袖，又非常神奇的回到了古都北京，建立了新中国，胜利的走完了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里程碑。以五四运动为起点，这个里程碑时间漫长、路途既艰险又遥远，但胜利的意义则是伟大的辉煌。而后的71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新时代领袖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又跨越了第二个里程碑，并且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沿着改革开放的第三个里程碑继续前进。

    这三个里程碑，是中华民族复兴百年奋斗史的写照，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百年奋斗史的见证。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的正确，所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时，我们更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永远站在百年奋斗的起点上，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先导，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