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文史春秋》2012年第7期
    作者：孟兰英

    1960年，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同行的还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访朝期间，朝鲜方面为他们演出了一场名为《三千里江山》的大型歌舞。演出的气势非常庞大，其中，大多数曲目是由战争年代的歌舞改编加工而成。

    回国途中经过沈阳，沈阳军区为招待他们，演出了一场晚会，晚会上演出了4首革命历史歌曲，这4首歌曲给刘亚楼留下了印象。于是，他生出一个念头。他想，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里，根据地和解放区流传着一大批革命歌曲，这些歌曲在群众中很有影响，有的一直传唱至今。不久，刘亚楼在杭州开会，见到了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张双虎，刘亚楼对张双虎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对中国革命历史懂得不多，应该对他们进行这方面的传统教育。前不久，沈阳军区唱了4首歌，你们空政文工团也应该唱几首。”

    空政文工团经过研究，决定由总团副团长牛畅负责这项工作。

    在组织创作人员讨论时，有人问道：“刘司令怎么想起来让我们唱歌曲？”牛畅说：“听说在朝鲜访问时看过一个大型歌舞。”这时舞蹈编剧佟承杰也说：“总政歌舞团去了，他们在朝鲜也看过这个大歌舞。”于是，牛畅马上派人去总政歌舞团，要来了那场大型歌舞的中文节目单。节目单的总题目是：音乐舞蹈史诗《三千里江山》，内容既有歌也有舞，歌舞结合。

    文工团的词作家张士燮仔细看了节目单后想起了一件事，他问牛畅：“我记得你在太行山时不是搞过一个大型活报剧吗？我看这个大歌舞和你搞的那个活报剧差不多。”

    之后，牛畅回忆了当年搞活报剧的一些情况，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创作一台以革命历史歌曲为主要内容的大型歌舞。

    1960年底，空政文工团决定派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陈杰等词曲作家，到江西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并指定由张士燮担任文学编辑。

    张士燮等人来到井冈山，他们走遍吉安、永新、安福等县。当时，张士燮等人在南昌正赶上了江西省民间文艺汇演，吉安专区的代表演唱了一首《送红军》。这首歌的曲调非常口语化，唱词中掺杂了不少地方方言，加之旋律婉转优美，充分抒发了苏区群众送别红军时如诉如泣、欲言又止的情感。听到这歌声，张士燮等人记下来并连夜整理，这就是至今大家非常熟悉的《十送红军》。

    回到北京，张士燮等人又拜访了原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的夫人。这位60多岁的老人唱起了《八月桂花遍地开》：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张灯又结彩，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

    除了搜集和整理革命历史歌曲外，他们还把在1959年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中的《葵花舞》、《飞夺泸定桥》和反映红军过草地的双人舞《艰苦岁月》进行了加工整理。

    刘亚楼说：“我们空军全体常委请你们吃饭，祝你们演出成功”

    剧本成型后，空政文工团将它暂定名为《光辉的历程》，并将剧本送给了刘亚楼。

    有一天，罗瑞卿从空政文工团的一位女演员口中了解到，他们正在排练一个300人的大型歌舞。那位女演员解释说：“听刘司令说您和他在朝鲜看了一个大歌舞，他回来后让我们搞的。”罗瑞卿说：“人家有3000人，你们才300人，我看你们别搞了！”

    这事马上报告给了刘亚楼，刘亚楼听后生气地说：“我让你们唱历史歌曲，你们怎么搞了个大型歌舞？是谁让你们搞的？你们懂得什么是光辉的历程吗？”

    这时，空政文工团的同志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议论，但大家还是憋着一股劲加班加点地排练着。1961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人民日报》等几个主要报纸都刊登了《光辉的历程》即将公演的海报和消息。

    当时，刘亚楼在长春，他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后，他马上给空军政治部主任王辉球打电话：“怎么又叫《光辉的历程》？还上了报纸了？”

    王辉球在排练时连续看了一个星期，他认为这部作品绝对没有问题，但现在刘司令员追查下来了，不能无动于衷。于是，他带着文工团的几个同志去向刘亚楼作检讨。

    刘亚楼说：“你们不要给我作检讨，你们去给罗总长作检讨吧，连罗总长的话你们也不听，你们向我检讨什么？！”

    从刘亚楼家里出来，大家沉默不语。这时牛畅说：“我们搞的实际上是个表演唱，我看改个名字，干脆就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吧。”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于1961年8月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首次演出，共在北京演出了8天，观众达2万多人，之后又进行了几场招待演出。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罗瑞卿等先后观看了演出。

    对这部作品，观众反响强烈，尤其是一些老同志，看后更是赞不绝口。首都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剧照、歌曲，并发表评论，称之为“革命历史的颂歌”、“激动人心、亲切感人”、“受到了一次形象的革命传统教育”。

    罗瑞卿看完演出后，上台和演员们合影留念，他对大家说：“你们乱给我讲嘛，什么歌舞，这明明是歌剧嘛！”

    刘亚楼看完演出后高兴地说：“改得挺好嘛！我叫你们唱歌，你们举一反三，这样做就对了！有几个演员表演得很好。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工修改。我们空军的全体常委请你们吃饭，祝贺演出成功。”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共9场16景，演唱了46首歌曲。其中包括《秋收暴动歌》、《八月桂花遍地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会师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歌唱南泥湾》等等。在艺术表现上有合唱、有诗朗诵，有人物、有情节，有舞蹈、有演唱，每场都有主题并用朗诵词加以串联。当时在国内舞台上还没有“音乐舞蹈史诗”这一概念，究竟该叫什么名称，在当时的首都文艺界曾引起了一番争执。

    1962年5月，叶剑英、聂荣臻、林彪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委吴法宪的陪同下，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时，林彪作了三点指示：第一，这部作品很好，可以教育人民；第二，其他几个军区，也要照这个样子搞；第三，“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把它拍成彩色电影。

    应中共上海市委的邀请，空政文工团不久去了上海。在上海市人委大礼堂演出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演出历时1个多月，观众达72000多人。这一年，上海市的文艺工作者按照空政文工团的思路，创作出了一部规模更大的节目，定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

    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李伟建议改名为《东方红》并得到周总理批准

    时间进入到了1964年，周总理观看了空政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之后，便产生出了一个想法——创作一部以歌舞为主的大型文艺节目。1964年7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务会议上提议，创作一部表现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思想的大型歌舞作品，向国庆15周年献礼。这样，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排演便提上了国务院的议事日程。

    据文化部原部长，曾经担任过《东方红》创排工作的周巍峙回忆，7月20日，周总理把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几位负责人请到中南海西花厅，就创作工作征询意见。周巍峙记得，当时参加西花厅座谈会的人除了他，还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对外文委副主任张致祥等。

    经研究最后确定，《东方红》领导小组组长由周巍峙担任，副组长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领导小组成员还有时乐濛、胡国光、李伟等。下面分文学组、音乐组、舞蹈组、舞美设计组。分别由魏风、乔羽、徐怀中、张士燮、任红举等担任。

    早在1962年初，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李伟就对《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这部作品的名称提出了修改意见，他认为，该剧的名称最好定为《东方红》。李伟的这个建议很快就报给了周总理，并最终得到批准。于是最后定名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队伍和演员的阵容都非常强大。演员以驻京各大文艺团体的演员为主，同时抽掉了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文工团等单位的演员，共3000多人，仅合唱队就有1000多人。

    在《东方红》的序幕《葵花向太阳》后，共有8场，一直演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删去了第七、八两场，只演到新中国诞生。1965年，又将它拍成了彩色艺术片，共收入了序幕和一至六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