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厚，1909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任县。1927年6月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中共任县县委书记、冀南特委特派员、中共冀南特委组织部部长、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兵运领导小组副组长、豫鄂边区省委统战部部长、豫鄂边地委书记、新四军第五师第二纵队政委、豫鄂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鄂西北区行署副主席兼第四专署专员、鄂东工委副书记、豫鄂区支前司令部第二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刘子厚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2001年12月，刘子厚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毛泽东作出了“食堂散得越快越好”等重要指示

    1958年4月，时任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的刘子厚，接到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命令。他即从三门峡工地来到河北上任。5月份，河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选举他为河北省省长。从此，他的事业与河北的发展融在了一起。

    当时，全国正在积极贯彻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河北省同全国各省一样，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刘子厚到河北后决定先到下面去看一看。他先后到了衡水、邢台、保定、邯郸等地区进行调查，所到之处，深为广大干部、群众高昂的革命热情所鼓舞。之后，他在几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坚持群众路线，要敢于争上游，争第一。同时，他又鼓励大家要敢于讲话，敢于提困难，不要认为一提困难就是干劲不足，问题是对困难采取什么态度。

    这年春天，由于大力兴修农田基本建设及头脑发热，一些人认为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偏小，全国不少地方开始或者酝酿并大社。夏季，河南一些地方率先办起了人民公社，并得到毛泽东的肯定。8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并于8月2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这一段时间里，刘子厚对农村问题也很关注。

    8月下旬，到唐山地区调查研究，出席中共唐山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22日，他在会上发表讲话，着重讲了并社和建立人民公社问题。他强调，建立人民公社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先搭起人民公社的架子，从组织上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同时，统一规划种麦，劳动力实行统一调配，其他问题放到秋后去解决。第二步，解决穷社、富社问题，公共积累比例问题，干部调整问题，自留地问题等。第三步，进一步解决所有制、工资等问题。人民公社建立后，社员的生活资料、社员个人的小农具、社员饲养的家畜、家禽以及房前屋后的树木、宅旁小片地仍归社员私有。中共河北省委采纳了刘子厚的这些意见，并召开电话会议向各地、市委作了传达。但在实际工作中，河北省的人民公社同全国一样还是一哄而起。

◆刘子厚向毛泽东汇报。

    10月中旬，毛泽东到达天津，先后听取了中共保定地委和徐水、安国、定县、唐县4个县委第一书记的汇报。毛泽东让陪同视察的汪东兴把刘子厚找来。毛泽东问刘子厚:“你到徐水去了没有？”

    刘子厚回答:“还没有去。”

    毛泽东笑着说:“去徐水调查一下吧!”

    刘子厚问:“调查什么问题？”

    毛泽东说:“你想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

    刘子厚又问:“用一个星期行不行?”

    毛泽东说:“用不了，三天足够了。调查完了到北京向我汇报。”（《缅怀毛泽东》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50-251页）

    刘子厚接受了任务，连夜组织省委、省政府有关负责人和正在参加地、市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人员共70多人，于10月18日到达徐水，分别住进农户做调查。经过3天调查，相互碰了碰各自的所见所闻，便和省委的几个同志于10月21日赶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刘子厚弄不清毛泽东的用意，也揣摩不准调查的主题，于是就决定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当汇报到一亩甘薯亩产不过2000斤，却说可以产8000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到一个村以供参观等浮夸和弄虚作假现象时，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接着又汇报了徐水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情况，毛泽东听得很认真，还不时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谈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并明确指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对分配问题不要搞平均主义，对私人之间的债务不能一风吹；对作风问题提出不要讲假话，不要压服，要去掉封建残余。毛泽东对刘子厚等敢于如实反映情况表示很满意，以后在郑州会议上还引用过刘子厚汇报的情况，批评弄虚作假现象。

    农村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由于错误地实行“吃饭不要钱”，一度受到群众的欢迎。1959年春季粮食紧张时，群众对公共食堂颇有微词，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那一年5月前后，中央对农村公共食堂的政策有所放宽。刘子厚在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的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也明确地指出要从困难出发，作长远打算，农村食堂能长期搞下去的就搞下去，有的愿在食堂吃，有的愿在家里吃，都可以。庐山会议以后，在反右倾形势的压力下，中共河北省委9月份发出《关于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强调成立食堂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食堂的领导。1960年，特别是生活困难时期，又不适当地把农村食堂夸大为“社会主义阵地”，对办得不好的食堂要从阶级路线上查找原因，于是，农村食堂无形中成了无人敢碰的禁区。

    1961年3月，正在北京参加由刘少奇、周恩来主持的工作会议(即“三北”会议)的刘子厚，收到了毛泽东《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的一封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440页）。会后，4月中旬，刘子厚带领工作组到他的故乡任县城镇公社，调查农村食堂问题。4月29日至5月1日，他到邯郸向正在当地作调查的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刚好在武安伯延调查过公共食堂问题，对于群众的好恶，心中已有了底数。他指示，这个问题要让群众充分讨论，党委走好群众路线，要把调查结果向毛泽东主席报告。

◆1975年，刘子厚（左一）、吕玉兰陪同陈永贵（右一）到河北衡水等农村检查工作。

    5月9日，刘子厚专门就农村食堂问题给毛泽东写了报告。他认为，食堂是平均主义的一个集中所在地，越是大力支持，平均主义越多。他举例说，岭南第十四生产队，食堂劳力占劳力总数的百分之36.3，生活用工占劳动日总数的百分之43；永福庄第九生产队，食堂用工占全队用工总数的百分之47。由于生活用工过多，降低了工分分值，把劳动所得的一半按人平均消费了。由于食堂做饭，分户吃饭，两头起伙，户户冒烟，仅岭南村一年就多用煤180多吨。经过50多个食堂入伙群众的讨论，多数人都愿退出食堂；愿意继续入食堂的，永福庄占总户数的百分之1.9，占总人数的百分之0.8；岭南村占总户数的百分之7.2，占总人数的百分之5.4。5月10日，中共河北省委将这个报告印发到全省各地、市、县委。

    毛泽东收到了刘子厚的报告，同时也收到了中央领导人和其他省委的类似内容的报告，在5月14日作出了“食堂散得越快越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1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159页）等重要指示。农村食堂很快地解散了，供给制也被取消，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

    毛泽东肯定了河北实行的生产队“分配大包干”试行办法

    1961年春节过后，刘子厚先后到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保定、石家庄、邯郸几个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保定地区唐县峒  公社有几个生产大队，实行了生产队“分配大包干”的办法，即生产大队向生产队下达征购和上交任务，生产队完成征购和上交任务后，完全由生产队自主分配，生产大队不再过问。这样，生产队的积极性提高了，社员生活安排得比较好，没有因缺粮而发生疾病、逃荒的问题。

    这个发现，引起了刘子厚的注意和深思，他觉得这是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好办法。3月份他在参加“三北”会议时，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表示同意这个做法。不久，“三北”会议同毛泽东主持的“南三区”会议合并，在广州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如何纠正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并确定将这个工作条例(草案)发给农村支部和全体社员讨论，征求意见。会上，刘子厚再次讲了河北有些地方试行“分配大包干”的做法和效果，主张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生产队。但是，由于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不同意这个做法，会议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也没有就这个问题作出结论。

    7月初，毛泽东外出视察路过天津，刘子厚向他汇报工作，又讲了“分配大包干”的试行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这个办法好，可以继续试行下去。9月底，毛泽东南巡回京路过邯郸，约见了刘子厚和省委候补书记王路明及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地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周兴及省委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

    毛泽东先问刘子厚，你们想谈什么问题?

    刘子厚说，还是上次谈过的“分配大包干”问题。

    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在生产，腰在分配。

    毛泽东向周兴问了山东的情况之后说，我在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叫“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不死人，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

    毛泽东又问河北实行“分配大包干”试办了多少，听刘子厚作了回答后说，你们为什么试办这么少？应该多一点，普遍试办嘛。他又问了反对这样办的都有什么理由，并一一加以分析说，这都是可以解决的嘛!他又谈了山东、广东、湖北也在试办，接着说，你们河北最好写个报告，我批给他们去试试，省、地两级去调查研究一番（《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1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160-161页）。

    这次汇报之后，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整理成《邯郸谈话会记录》，并于10月7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附上了邯郸谈话会记录和河北省的5个材料。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以生产队即初级社规模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了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状况。

    “四清”运动改变了农村干部的作风

    1962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对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进行适当调整，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刘子厚就开始思考农村干部和群众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问题。由于农村生产关系变动过快，工作较粗，多年积压下来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因此，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虽然已经下放到生产队，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仍处于困难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有相当一部分干部不同程度地多吃多占、损公肥私、铺张浪费，甚至贪污盗窃。不少生产队出现了“干部多吃多占，社员一年白干”的现象。

    刘子厚深深感到，要使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适应变化了的生产关系，使社队集体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必须在贯彻执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过程中，对生产队的全部财物及其管理、使用、分配等情况，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查摸底，以便发现问题，加以解决，使农村社队经济发展步入正轨，使干群矛盾得到缓解。

◆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李雪峰（前排左二）、刘子厚（前排左三），与参加会议的劳模吕玉兰（前排右三）等河北代表在江西庐山合影留念。

    1963年1月间，刘子厚听了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于定县阜头庄大队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开展“小四清”的情况汇报。这个大队，根据群众要求，在县委工作组和生产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对生产的账目、工分、财物、仓库，进行了彻底大清查，并逐项逐条向群众作出交代。结果，全大队查出干部多吃多占粮食13879斤，干部贪污挪用现款9070元，并组织了退赔，使干部受到教育，群众受到鼓舞，群众与干部的对立情绪逐步消除，出现了干部群众团结一致，努力生产的新局面。这个经验立即受到刘子厚的肯定，他要求将阜头庄的经验在定县，进而在保定地区推广，并将“四清”的内容加以概括，明确为:(一)清账。清收入、支出和分配账。收入应特别注意办电、买机器、买牲口以及外出开支账。(二)清工。主要是干部的记工和补助工、副业用工、外出补助工以及记工员记工是否有丢漏。(三)清财。重点是农具、机械、机电物资、猪羊等牲畜、奖售物资、票证、农副业工具、办电用具等。(四)清库。主要是库存粮、棉、油、化肥等。“四清”的时间范围，要求以清理1962年的问题为主，对比较重大的问题，也可以清理到1962年以前。

    定县和保定地区的“小四清”，先后搞了3个月，到1963年3月底，整个保定地区的“四清”运动即告基本结束。4月4日，中共保定地委向中共河北省委写出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向省委的报告》，中共河北省委把这个报告批转全省参照执行，并报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年初，刘子厚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阜头庄以至保定地区农村存在的问题和针对这些问题开展“四清”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毛泽东对刘子厚的汇报表示赞赏。

    同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跑了11省，只有子厚、延春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人都不讲。”（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529页）

    同年5月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通过了在农村开展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纲领性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将中共河北省委报送的《关于保定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四清”的情况报告》作为附件之一。随即在全国展开了“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通过“四清”运动，改变了农村干部的作风，完善了基层财务和保管制度。但把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当成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