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到右：蔡畅，邓颖超，宋庆龄）

    怀着景仰和思念，记者在蔡畅同志逝世之后来到她生前居住的地方——中南海“庆云堂”，请蔡畅同志的秘书蔡阿松和蔡畅同志的外孙李勇，讲讲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是怎样请求退出领导岗位和留下“后事从简”的遗嘱的。

    细雨潇潇，小院内一片寂静，蔡秘书眼里噙着泪花，讲起了一件件往事……

    十年动乱时期，李富春同志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蔡畅同志也“靠边站”了，老两口被限令三天之内离开中南海，“发配”到广东从化。后来，毛主席讲了“连蔡畅也要打倒，那就‘洪洞县里没好人’了”。蔡畅同志虽然回到了北京，但身心已受到很大的伤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蔡畅同志因病没能参加，可是她完全拥护党中央一系列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决定，并像其他饱经忧患的老同志一样，投入到拨乱反正的繁忙工作之中。她参加了1979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担任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开完会她就讲：自己年纪大了，担任领导职务有些力不从心，应该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来干了。她认为还是老战友邓小平讲得对：不要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如果这样，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希望，甚至关系到是否亡党亡国的问题。1980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时，蔡畅同志没有去，而是给会议递交了一份辞职信，信中写道：“我们共产党人要为人民谋福利，不要为个人谋私利”，“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彻底根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蔡畅同志主动辞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领导职务。

    蔡畅同志在70多年革命生涯中，一心想的是党的工作和人民的利益，从来也没有留恋过什么功名利禄。她是我们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担任过很多领导职务，也当过普通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她曾是上海地下党的一位秘密交通员。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结束时，党中央曾考虑让她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妇委的书记，蔡畅同志从工作出发，觉得让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担任此职为好。杨之华当时就说：“蔡畅的能力比我强，应该她当书记，但她不肯，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长征到达陕北以后，蔡畅一度在中央组织部里的一个妇女工作组工作，虽然没有职务，可是工作没有少干一点。当时在延安的妇女干部，有话都愿意找她谈，有困难非找蔡大姐不可，几天不见面就想她。全国解放以后，在她的精心培养下，全国妇联人才济济，1964年她就找到杨尚昆同志，表示想辞去全国妇联主席职务，让其他同志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一件件往事，反映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崇高精神。

    1982年，在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上，蔡畅同志辞去了中央的一切职务，全党为此专门写给她一封致敬信。她用自己的行动，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推进新老干部的交替，作出了一个老革命家的“最后一次贡献”。

    说到蔡畅同志后事从简的事，蔡秘书的声音哽咽了。与外祖母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李勇接过了话题：“这几年，奶奶（他习惯地把姥姥叫奶奶）一直卧病在床，直到去世那一天，也没有留下一个书面的‘遗嘱’，但是她留下了明确的‘遗愿’。”

    病中的蔡畅同志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和亲人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能为后事耗费国家的钱财。她还说，自己不喜欢搞什么遗体告别仪式，人死了，你告别他也不知道，活着时多看看就行了。前几年，张鼎丞同志逝世，按张老的遗愿，没有搞遗体告别和开追悼会。蔡畅同志听了后就反复说：这样好，我死后也要这样。并叮嘱周围人记着。蔡畅同志逝世后，蔡阿松等工作人员和李勇就及时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反映了她的遗愿。中央最后决定：尊重蔡畅同志生前遗愿，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采取实际有效的方式学习和悼念蔡畅同志。

    蔡阿松秘书还记得，1975年李富春同志逝世时，悲痛中的蔡畅没有忘记嘱咐：丧事一定要从简。听说很多在外地的亲属要来京奔丧，她就讲：人已经死了，不要再为此耗费人力财力，活着的人要多把心用在工作上。并规定，外地的李家亲属，每家派一名代表来京，蔡家的人就不要来了。对社会上流行的婚丧喜事大操大办，蔡畅同志是很反感的。她常常讲起1923年与李富春同志在法国结婚时的情景，无非是请了几个朋友，其中有邓小平同志，自己做了几个菜，就算结婚了。1978年，她疼爱的外孙李勇结婚，蔡畅仅拿出200元钱，要他们一定办得简单些。李勇很清楚，不是外祖母吝惜钱。就在前些时候，蔡畅将自己同富春同志共同积攒多年的13万元人民币，作为特殊党费全部上缴给组织，并说：“这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应该还给党和人民。在大革命时期，就是靠党员缴钱来养活党的。”蔡秘书曾提醒她是否给孩子们留一点，蔡畅同志严肃地说：“孩子们要靠他们自己的劳动。”

    无私不会出自偶然。革命者是同旧的传统观念习俗决裂的模范。小时候，被人们称为“毛妹子”的蔡畅，就勇敢地反抗缠足的封建习俗。日后她常风趣地讲，有了这双大脚，才能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啊！在严酷的地下斗争环境中，为了全身心地投入革命，1924年她在法国生下第一个女儿特特时，就果断地做了绝育手术。在江西苏区曾流传着一种迷信的说法：“妇女犁田要遭雷公打。”蔡畅就一面讲雷电发生的道理，一面挽起裤腿，扶犁使耙，带动苏区妇女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被当地人称为“不怕雷打的英雄”。蔡畅同志常常讲起嫂嫂向警予生前告诉她的话：万事开头难，凡是对革命有利的事，只要有人带头，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形成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