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回顾过去深切缅怀老一辈的光辉历程。也使我回忆起我的父亲刘钊—中央特科情报战线的一名老战士，老共产党员。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是二十多个年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行为举止，仍驻留在我们子女心间。回忆起父亲在世时对我们子女的教育，仍能感受到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希望我们不忘初心，继承他的精神，永远跟党走。

中央特科秘密情报地下工作者， 老共产党员

    父亲是出生在山东沂蒙山区一户农家人家里。他青年时期在山东老家教书。他看过一些革命书籍，受到革命火种的启发。

    1932年，父亲在山东沂蒙山老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办夜校，打进农会组织，夺取领导权，宣传革命道理和马列主义思想，积极组织农民暴动，反对土豪劣绅。 

    父亲早年投身革命，在他93度春秋里，他始终没有放弃信仰！始终坚持革命！

    1935年初，组织指派父亲转移到上海，从事我党“中央特科”秘密情报工作。

    中共中央特科旧址，位于上海武定路930弄14号（原来是武定路修德坊6号）

    2014年4月4日被上海市政府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部门。交通科是专门负责通讯联络，护送党的干部进入苏区。按党的指示，父亲在中央特科上海警报站工作。是情报部门。

中央特科下设四个部门

    警报站的任务是从敌特那里获取破坏我党的机关、抓捕我们同志的情报。然后即刻向这些机关和同志送达情报，让他们及时转移。中央特科上海警报站的站址是设在英租界爱多亚路75号3楼的一个亭子间里。(现在是延安东路75号3楼)。住站的是一位女同志，名叫孟非。当时化名小张，身边带一小孩作掩护。

    当时中央特科上海领导人是徐强，他是浙江人。而我父亲是山东人。他俩由于语言不通，开始他们只能借助纸和笔进行交谈、沟通。为掩护工作，父亲曾用过很多名字：刘廷瑞、老丁、刘光洲、刘明大、老赵、丁芝华等。当时化名：老丁。

    父亲的任务是从敌特那里获取情报，报请领导，然后将情报抄写一份后，秘密联系警报站的交通员—孟非同志，由她去送情报。让同志们转移。组织纪律规定：父亲一定要隐蔽，通常情况下不准露面。

    破坏中共机关。抓捕中共党员的情报来源呢是由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陈海涛提供的。陈很贪钱，我党就利用他这一点，给他钱，与他交换情报。他把得到的情报转交给他的老乡——钱安澜(红帮人物)。

    再由钱安澜转交我父亲——刘钊。

    与时间赛跑 果断营救18个中央局下属机关

    1935年11月18日下午4点，钱安澜交给父亲一份由陈海涛提供的紧急情报。上面写着一连串地址：一共有18处之多，都是中共上海局下属机关。

    有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霞飞路（今淮海路）等。

    敌人当晚8点即要动手抓捕这18处中共上海局下属机关人员，想一网打尽上海地下党组织。

    父亲接到情报后，心急如焚，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时间来不及请示汇报。父亲只有当机立断，只能先行动后汇报才是唯一抢救同志脱险的办法。人常说：打仗靠的是群胆，地下工作靠的是孤胆。那么，孤胆靠的就是对革命的信念那！这时父亲，一心想着必须全力以赴挽救自己身边的同志和党的机关组织。多延误一分一秒，党的机关，自己的同志就会遭受损失，被敌人抓捕。时间不等人，时间就是生命。

    地下党组织工作有着非常严密的组织纪律性。而父亲丝毫没有考虑到不请示汇报先行动，自己以后会受到组织什么样的处理？时间只有4个小时，一旦机关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父亲迅速抄写了一份地址后，穿上他那件为掩护工作很阔气的皮夹克，似个大商人模样，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警报站，已经是下午4点半了。

    只有3个半小时了，3个半小时啊！

    他一进门，就从驻站的交通员小张手里接过孩子，急忙把18处地址交给小张，叫她赶紧去通知同志们撤离。并再三关照：每到一处，敲门三下，不管开门与否，暗号只讲一句“你妈病了，叫你赶快回去。”说完就走，不许停留。并再次叮嘱：到了晚上8点钟，无论情报是否送完，都必须停止行动。要保护组织，保护自己！不能让自己的同志撞在敌人手里。

    小张接过情报，连忙换上旗袍，拿着小型马蹄表，装入随身携带的手提袋里，冲出家门，叫了辆黄包车，挨家挨户去通知。快到晚上8点钟时，只剩最后一处了。看到这地址竟是她三哥孟野星的甘思东路所驻的机关，（今嘉善路）她看见三哥住所楼上的联络信号仍然挂着。她不顾一切从后门冲上楼，通知三哥，并立马拆除接头暗号后，拖着三哥就走，兄妹二人急速下楼，从后门出来。他两挽着胳膊，就如一对情人似的，二人依偎着，款款步出了弄堂。此时敌人的警车已经呜啊、呜啊地呼啸着冲进了弄堂，正与他们二人擦肩而过。因为敌人只知道地址而不认识人。

    孟非回来后，父亲离开警报站。马上赶到上级联系人徐强那里汇报以上情况。由于这次撤离情报，通知得非常及时，才使这18处我党的秘密机关全部撤离。没有一个同志遇难，这时父亲才松了一口气。悬在心里的担心总算落下了。一个有坚定信念的共产党人，在这节骨眼上首先考虑的是党组织的利益，决不想到个人安危。父亲就是这样做的。

    事后，徐强与我父亲及孟非，在一起谈论起这事时，上级领导肯定了父亲这次的决策，赞扬了他的灵活机动，及时挽救了这18个党组织机关。他们都为自己的行动而感到欣慰！

    直到解放后，回忆起来，才知道这18处机关被解救的同志有：

    北京市委书记处的书记—陈克寒
    北京某部的离休干部—齐健
    国家计委—金树望
    南京大学组织部长—李辛
    江苏省 纺织厅 副厅长—施月琴
    1946年，牺牲了的—孟野星。

    智送情报  受到陈毅司令员赞扬

    1938年9月，上海特科负责人徐强同志，深思熟虑后决定交给父亲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到新四军第一支队指挥部去，要亲手交给陈毅司令员一份重要情报。

    情报内容是：当时活动在江阴一带，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简称武抗）的同志通过各种办法，收集到的关于：澄锡虞、苏常太、杭嘉湖一带地区、以及青浦、沪南沿线十几处由我党领导的游击队、抗日武装的分布区域。领导人姓名、政治面貌、多少人数、多少枪支弹药的数目、（包括胡肇汉等部队）。还有日伪军、国民党军、忠义救国军的部队、他们的番号、指挥官姓名、部队人数和他们配备的装备、武器、活动区域、活动规律、以及日军侵略部署的详细情报。

    啊！这份情报可谓分量不轻啊！情报内容极多，真是一份重量级的情报。组织上再三考虑后，决定交父亲去完成。

    父亲是一个细心、灵敏的人，他机智勇敢，有坚强执著的信念。上级再三的交代，这份情报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亲手交到陈毅司令员手中。不管什么情况下不能让别人代交或转交。

    父亲接过这项任务，即向党组织表示：坚决完成组织上交给的这项重大任务。我的头可断、血可流、但我的心不变、志不移，为党为人民奋斗是我共产党人的宗旨。请党组织相信我：我一定用生命来安全、护送好这份情报。只要我人在情报就在。因为：她是决定着新四军东进，作战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

    任务是接到手了，但是，怎样才能使这份情报隐藏的不被敌人发现呢？且能安全的送达呢？

    这可是父亲几天来日思夜想，来回考虑的一个头等重要问题。父亲默默寻找着各种办法。由于情报内容非常多。如果写在几张纸上，缝在衣服里，内容太多，容易暴露。把它暗藏在鞋底里面呢？太大也装不下，且要走遥远的路途也不方便。把它装在随行皮箱或藤包的夹层里，万一被敌人查见，情报会暴露。我党“武抗”人员所做的一切工作全毁了，也不保险。并且会给新四军作战带来重大惨败，对我党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父亲白天黑夜思索了几天，最终想到：用行医的办法。本会一些中医的父亲，就找来一大本线装的旧中医书，把书拆开来，用密写药水，整整齐齐地写在对折书页的反面（即内页）。然后，再按照原样装订好厚厚的一册书，放在藤包里，藤包下面有夹层。

    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父亲独自一人离开上海，坐火车到了无锡。立即步行到江阴的西石桥。

    找到了父亲曾经在那里举办过我党“武装抗日救国政训班”学习过的牟坤堂同志。此人二十岁左右。父亲了解这人思想进步，机动灵活。打算由他陪同掩护，一起执行这次任务。

    当时，原来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何克希将军也在西石桥工作，也考虑到这份情报的重要价值,特派牟坤堂辅助父亲执行这项任务。

    这天，父亲穿着浅灰色的长衫，戴着一副深褐色的太阳眼镜，头上戴着灰白色帆布制作的礼帽，一手拎着黄褐色的手提藤包。一手拿着一把随行的暗黄色的油布伞，像似一个给人看病的大夫。

    牟坤堂装扮成大夫的伙计，戴着一顶竹编的斗笠，也拿着一把土黄色的油布伞。

    他们俩绕着乡间不太被敌人注意的小路行走着。走到偏僻没人注意的地方，他们就加快步伐，连奔带跑地赶路。一路上既没喝上一口水，也没吃上一口饭，只有被火辣辣的太阳烤晒着，出汗口渴。他们忍着饥饿，在这艰苦的条件下，父亲一心想的就是快快赶路，及早把情报送到。他俩紧走快赶，走过一程赶一程的。

    傍晚，到了访仙桥。在那里找到了父亲熟悉的管文蔚的弟弟——管文炳。夜间看着像似休息睡觉，可是，父亲并没有熟睡，思考着第二天的行程。想着万一遇到突如其来的问题？遇到敌人搜查、询问又该怎样对付？他满脑子思索着怎样应对碰到的各种问题。直到天亮，

    他俩即起身匆匆吃了早饭，再继续赶路。行程中遇到趟水过河，父亲第一想到藤包里那份党的重要情报。必须安全保存，保护好。

老式的手提藤箱

    他一手将身上的长衫撩到肩膀上，并二手把藤包高高的举过头顶上方，生怕藤包里的情报遇水受潮看不清。他们赶了一天的路程到了道士桥。

    晚间，父亲深深地大口呼吸、喘着气，侥幸地感到绕道的这些小路，虽然要一会爬山、一会淌水过河，辛苦疲劳，好在没被敌人发现。

    天空星月刚落，他们又出发赶路了。他们翻山越岭，绕过偏僻的山坡，急切的心情只想着：早日把党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新四军。他们以顽强的信念克服了重重困难。当晚到了离丹阳县严陵镇不远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我党的吴仲超同志。  

    由于几天在山路行走，他们的双脚都肿了，脚底下走起了一片血泡啊！疼痛难忍，走一步崴一步。有时就找路边粗些的树枝当作拐棍。为了不被人家看出他们的血泡是为送情报赶路而走起的。就在吴忠超那里住了二夜。晚上他们用火烧过的铁针一个一个把脚底的血泡挑破放掉血水，这样就不太痛了。他们胸有沉着，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坚持不懈，忍着疼痛，一心想着继续赶路，早日将情报送到陈司令手中。东方太阳还没露脸，他们又早早起身准备出发。

    这天吴忠超也派人陪同他们去新四军的老六团——叶飞部队。他们恨不得将自己的二条腿变成汽车轮子，要与汽车赛跑，与火车拼搏。一路飞快加速，一个站点接一个站点往前赶。他们机智勇敢的钻过了铁丝网，加倍警惕的闯过了一道道敌人的封锁线。他们一路跋山涉水，趟过了运河，跨过了铁路。天渐渐黑了，他们只好在叶飞部队住下。多少天来父亲哪能安心的入睡？

    而且，这些天这本装着我党重要情报的中医书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身边。表面看父亲很平静，可他的心里是多么的着急，随时随地在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早日、安全的把“武抗”人民辛勤获得的情报，亲手送到新四军陈毅司令员的手里。

    晚上，父亲翻来复去怎么也没睡着，他想：眼看快要到新四军陈毅部队的驻地了，但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要用生命守护好这份情报到最后时刻。父亲时时守护着藤包里的中医书。夜间他把中医书拿在手中像似在看书。一会闭眼时，又把这书放在头下，当枕头枕着，实际是守护着这份重要情报，时时刻刻不离手。他满脑子考虑的是这份情报的安全性。

    好不容易熬到清晨，叶飞深知他们有重要任务在身，便派人一路护送他两到溧阳县茅山脚下的竹箦桥。

    经过6天5夜的徒步行程，这天傍晚终于到了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司令员的驻地。

    父亲彬彬有礼地向站岗的哨兵问道：

    “陈毅司令在哪里？”站岗哨兵用手指着前面说：“就在前面那座小楼里。”父亲三步并作两步地踏进小楼，问道“陈毅司令是哪一位啊？”陈司令爽朗地回答：“我就是陈毅！”这时父亲兴奋而稳重地，赶紧从藤包里取出那本装着重要情报的旧中医书，恭恭敬敬地递到陈毅司令面前说：“这是‘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武抗）’的同志要我捎上的‘礼物’。”

    陈毅收下“礼物”会意到其中的重要性，立刻和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到一间密室里去“验收”。

    这时，父亲长长地、欣慰地舒了一口气，终于将情报安全地送到了陈毅司令员的手中。并详细说明了密写显影的方法：要用碘酒涂上，密写的内容就显示出来了。

    陈毅司令立即命令机要室同志着手处理情报显影。

    通过显影，《中医书》里，每一页的反面都出现了工工整整的情报字迹。这时父亲心情非常激动，忘掉了一路的惊险、艰苦、饥饿、疲劳和脚底下的血泡疼痛。

    就像孩子回到了娘家一样，他激动的泪水在眼里闪闪发光，同时也露出了内心的微笑。

    最终，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这项光荣而艰巨、重要的任务。

    当陈毅司令员看到情报内容后，得知这份情报出自眼前这位脸色白晰的山东来客——刘光州之手，高兴得很啊!捂掌大笑！兴奋地说：“天赐我也！太好了！太好了！你们‘武抗’同志送给了我一盏明灯。这下可好办啦！我们打仗就有依据喽！再也不会做瞎子啦！”

    并拍拍父亲的肩膀说：“这份情报太好了‘武抗’同志对我新四军作战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明天我就派专人把这份情报送到军部去。这天，陈毅司令特地安排好父亲、牟坤棠两人休息。

    父亲回忆中还写到，第二天，他们俩说单盖一条毯子夜里还冷喔。陈毅司令很关心他们又给他两一人加了一条毯子。当时的红军战士就是一条毯子过夜。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真是天地之差啊。

    在一支队司令部的第三天，由陈毅司令当东道主，特意安排伙房宰杀了一只鸡，款待他俩。同时由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一起作陪。把他俩当作大客人来招待哦！陈毅司令说：“我请客，你们不必客气，吃就是了。吃只鸡在你们那里算不上什么，我们这里能吃到鸡

    啊，可是个大大的优待啦！你们好好吃，吃饱了好赶路。”

    父亲与牟坤棠吃完饭就要告辞了。分手时，陈毅司令交给父亲一封信，让他带到上海。父亲将这信（实际是一个纸卷）暗藏在藤包底下的隔层里。到上海后，交给了徐强同志。

    据徐强后来告诉父亲，此信是转交给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的。

    中央文库第四任保卫者—刘钊

    在父亲一生革命生涯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他曾经受组织委托，担任过中央文库的第四任保管工作。中央文库，也就是中共中央档案库。是专门保管中共中央和中央各部委档案文件材料的秘密机构，都是最重要最机密的文件。其中：有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形成的文件和会议记录。有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有党中央各项决议、纲领、宣言、通告。有各地给中央的请求报告和中央对地方党组织的指示。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手稿原件。有瞿秋白、罗亦农、澎湃、恽代英等烈士给党中央的报告和遗像、遗墨、遗嘱等。还有苏区文件和红军军事文件等。都是党的历史，是党中央重大事件的纪录。是革命胜利后编写党史的第一手资料。是要留给我们子孙不忘初心，牢记党所走过的艰难卓绝道路的原始文件。这些文件总共有两万多份，分装在二十个箱子里。只有保全这套中央文库，才有了今天党的路线，今天的新中国。

    当时负责保管中央文库的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同志。因奉调中共上海执行局工作。周恩来同志对中央文库十分重视，又亲自指定了老一辈革命家1921年入党的陈为人同志，为中央文库保管员。中央文库的地址是绝对保密的。除了周恩来等极个别人知道外，即便是党的领导人也不知道。陈为人夫妇为保管中央文库，他们立下誓言：受组织委托，保管中央文库，人在文件在，只要发生意外，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同焚，也不能让敌人得逞。1937年陈为人因积劳成疾，患肺病吐血，牺牲在岗位上。

    上海特科负责人徐强同志当时是负责领导保管中央文库的。1939年徐强及其夫人李云同志相继调赴延安。

    组织上就指派父亲刘钊接任中央文库的保管工作。

    当时四大箱中央文库的文件是藏在法租界凯自尔路顺昌里7号，是地下党员周天宝姨妈的住处。周天宝离他姨妈家住的很近。可以近距离的保管。我父亲、共产党员方志达、李德生、（纪纲）、娄志美等也常在周天宝家开会商量工作。后来，周天宝姨妈家旁边胶片厂着火了，文件就必须转移。

    父亲受组织指示：要把文件转移到当时住在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父亲自己家里（也就是陈为人当时的住处，保管中央文库的地方。小沙渡路现在是西康路）

    当时,整个上海沦陷，战争形势日趋紧张，斗争更为残酷艰险。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日伪敌特密布。

    白天，父亲不便行动，经过周密思考，要趁傍晚天刚黑时，乔装居家搬迁，并将文件分散包装在衣服、被子、书报、杂物之中。

    白天，父亲把自己身上的棉袍拿去当铺当了，换些钱。因为当时组织上经费非常紧缺，办事用钱，都要自己想办法。晚上就可用这钱来租借独轮老虎推车做运输工具。

    父亲自己时拉时推的搬家。那时家中二个姐姐还年幼，能跟随手推车旁边，这样就不容易被敌人注意了。姐姐们就一路帮着照看，以防物品从车上滑下。就这样父亲带着二个女儿，来回折腾了好几个晚上，才算把四大箱文件安全搬完。经检查父亲发现，原先在最底下那箱子里的一些文件已经受潮。白天，父亲小心翼翼，偷偷地把文件分批，借窗户漏进的一点太阳光，逐一翻晒晾干。才放心的按需归类，整理到箱子里保存。

    有的文件边缘较空，父亲就把空白的纸边剪掉，以缩小体积，这样便于存放更多的文件。

    父亲白天忙进忙出的做事，晚上等家人都熟睡了，父亲先观察周围环境是否安全？再把窗帘拉严，把床头的灯开的很暗，翻查箱子里的文件是否完好有损？

    由于父亲事先做好了计划，在家里的阁楼斜梯下面利用墙壁自己做了一层隔墙。把四大箱的文件都放在里面。外面，一点都看不出里面有珍藏的物品。

    父亲是个有心人，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仔细耐心，用自己的生命来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碰到长时间雨季和黄梅天后，父亲总要把文件拿出来吹吹晾晾。有太阳的时候就放在床上晾晒一下。 为了防止文件闷在箱子里，不透气而被虫蛀、发霉。父亲就想办法，搞了许多干燥的烟叶，夹在几箱文件里，这样就起到干燥防霉的作用。有的文件折缝已破损，父亲就另用纸粘贴在反面修补好。在保管期间，父亲把所有文件都翻晒过。现在小沙渡路合兴坊已改名西康路560号。

    父亲保卫中央文库的工作，一直到40年秋组织上决定另有其他任务安排他以后，才将四大箱完好无损的文库资料悉数移交给了缪谷稔同志。当时组织上让父亲推荐一位同志保护中央文库。父亲就提议缪谷稔同志。

    缪谷稔后来也患肺病。1942年由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的保管工作。直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来生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转交华东局办公厅。1949年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阅签发电报：

    “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于奖励”

    电报中，毛泽东亲笔将原文中的“有功的同志”，改为“有功的人员”

    毛泽东修改的意思是指，不仅要表彰党内的有功同志，对他们的家属以及参与保护过的朋友，都应该表彰和奖励。

    中央文库从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长达20余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先后有10多位及其亲属参与保卫中央文库，他们用激情和忠诚，用汗水和鲜血，用青春和生命，使中央文库目前能完好无损地收藏在中央档案馆。这只是无数革命者，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是他们对革命信念的一颗赤诚之心，对革命无私奉献的一个缩影。

    1989年2月25日上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北京有关人员来到上海，与上海档案管的同志一起，召集曾经参与过“保卫中央文库”，所健在的人员在上海“东湖宾馆”一号楼会议厅，召开纪念座谈会，父亲也被邀请去参加了纪念会。

    注：（中央文库原来是一式三套，一套是送到莫斯科，有共产国际保管。一套由当时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保管，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他怕岳父受到连累，于是派人偷偷地把虹口唐山路他岳父住处那套文件烧掉了。这样留在国内的只有现在从陈为人传到我父亲手里的这套了。）

刘钊—抗战时期

    在日寇牢监受尽酷刑 坚贞不屈 

    1944年8月的一天，父亲刚回上海，受解放区一位同志委托，到其亲戚家带衣服。

    不料，其亲戚自认为父亲是共产党，便咬口出卖给日本人。那天，父亲在回家的路上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了。家中，妈妈孙逸琴见父亲一去，深夜未返，便知道事情不妙，肯定出事了。

    根据爸爸妈妈事先的约定：如晚上很晚，父亲还没回家，说明出事了。妈妈就要连夜将家里的各种情报、文件、信件、物品等机智的处理掉。

    妈妈是江苏丹阳人，1936年毕业于江苏丹阳女子师范专科学校，在县任小学老师。为抗日1938年在江苏参加了新四军，在陈毅部队里。在一次夜行军中，敌人突然进行扫荡，子弹不长眼就到处飞过来，不料我母亲被子弹击中头部，子弹从右眼旁穿进，从后脑勺边穿出，面神经和咬合肌被打断了。无法张嘴，无法进食，在部队无法行军，部队只好叫她回家养伤。一年多后伤好了，部队已远走打仗去了。1940年母亲来到上海，在妇女互助会教学。认识父亲后，组织上要求母亲协助父亲搞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教师。

    这天晚上母亲同时在家把做小生意，小买卖的各种有关发票、账单、收据、账本等物品都放在抽屉。橱柜和家中显眼处。

    并且拆除窗外的花盆暗号。这暗号示意：如有父亲的同志要来家里找他，远处就能看到暗号已拆除，就知道父亲已出事，马上折道返回，不会再进入家里。避免被守候的特务抓捕。

    （这是地下工作者暗示家中已出事的暗号）

    第二天一早,妈妈从后门出去，借买菜的机会及时去通知有关的同志和人员避开。

    不出意料，第二天中午敌人就到家里来了，日寇还带着一个中国翻译问道：“刘太太在家吗？”骗妈妈讲刘先生在外有事，托我们来取一包东西，要母亲马上到抽屉、橱柜里找找给他们。

母亲—孙逸琴

    当时母亲就一个人在家，她灵机一动讲：刘太太现在不在家，有什么事你们明天再来找她吧。同时敌人在家里翻了一阵，什么也没找到，只好走了。走时还留话：叫刘太太明天到宪兵司令部去一趟。

    敌人走后，妈妈马上去找到一个自己很要好的，叫李敏的同乡小姐妹。

    第二天陪母亲一同去宪兵司令部。敌人在父亲嘴里什么情报也没问出来，就骗母亲讲：老刘有包东西让你交给我们。母亲讲：不知道呀，没看到拿什么东西到家里来过。家里都只有做生意的东西。

    李敏也帮着证明，刘家夫妻一直是做小生意的，只知道养家糊口，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管的。刘太太真是个老实人。平时就在学校教教书。他们夫妻二人都很好的。做生意很老实，很客气，从不与人计较钱。周围人家都晓得啊。不信，你们都可以去问问看哦。

    敌人一看什么也没问出来，拿她们没办法，只好让她们回去了。

    爸爸被关在日寇的监狱里，经受着各种严刑毒打，长达24天。敌人见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就拿皮鞭狠狠抽打，用火烫的鉄烙烫他。

    人都知道，日常烧红的铁块一放进冷水里，马上就会有吱吱的炸响声。把火烫的鉄烙烫在人体上。那皮、肉、骨头立马就被烫焦了。敌人就是这么残酷，用烧红的鉄烙烫父亲的身体。

    父亲紧咬牙关，始终只讲：共产党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不是共产党，谁是共产党我就更不知道。大家知道上刑，就是用超过人体耐受极限的办法，让你不得不招供。但是，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对革命是无限忠诚的！敌人心毒手辣，给父亲上‘老虎凳’。父亲被敌人折磨的死去活来。但是，父亲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敌人就给他全身上‘电刑’。还从鼻腔里给他灌辣椒水等等。

    敌人用尽了酷刑。最终爸爸还是没有暴露身份，一直坚持到底说，我不是共产党，你们就是把我打死了，我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我只是个做小生意的人。你们要抓共产党，我不是的，你们抓了也没有用。

    父亲有坚定的信仰，强硬的性格。宁死也没说出周围的一个共产党人。当时与父亲一起工作的有秦鸿钧、韩慧茹、卢志英、张育民、方志达等等均无一人受到牵连。

    由于父亲、母亲里外配合密切。在家里又没找到一丝线索，敌人觉得抓了个无用的人，白费劲了，最后就把父亲放了。父亲回家后一边养伤，一边做些小生意，维持家庭生活。被敌人打的腰腿骨都折坏了，走路疼痛难忍。

    由于敌人用了‘电刑’，父亲的牙齿都咬碎了，所以40多岁时牙齿就全掉完了。

    敌人很刁滑，最后想放长线钓大鱼。一直跟在父亲后面，监视了长达半年时间。看他有无与共产党联系？但是敌人这种手段也是长期搞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都知道的鬼把戏，被敌人抓去放出后不能马上找党组织，进行新的活动。避免暴露自己连累同志。一定要抛掉尾巴以后才能继续找组织，接组织关系，再继续为党工作。

    父亲在中央特科上海警报站一直做情报工作，及参与保卫中央文库的工作，都是他抗战时期一段光荣的经历。

    1998年12月26日爸爸走了。但爸爸又没有走。他留下的那份珍贵、丰厚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我们，要永远跟党走。

    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一旦接受了马列主义，就会下定决心为她奋斗终身。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动摇。即使蒙受不白之冤，也始终不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

    胜利后，父亲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他一生不为名，不求功，始终默默无闻，做一个平凡的共产主义战士。

平反后的父母亲

    父亲在耄耋之年常常头戴神圣的警帽，身着英武的警服，依然是个老公安。我党特科组织一名优秀的地下情报工作者。一名优秀的老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