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宁都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成功的规模较大的兵暴，宁都起义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根本的原因：一是始终坚持了中共在兵运工作中的正确领导；二是抓住敌营内部矛盾做好统战工作，团结了一批中高级非党官佐；三是利用各种形式做好宣传赤化工作，嬴得了基层官兵支持； 四是灵活执行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统战策略，促成了起义顺利进行，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关键词：宁都起义；胜利因素

    今年12月14日是宁都起义成功九十周年，1931年12月14日，由中共策划领导，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率领的国民党第26路军约1万7千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在宁都县城宣布起义，整体参加工农红军。

    宁都起义是9.18事变后，在全国人民反对侵略，反对分裂，反对内战，维护国家统一的抗日热潮推动下发生的，是中共兵运工作的成功典范。当年参加过起义的原26路军第25师中校参谋孙毅将军在论述宁都起义时说:“在十年土地革命过程中，我党曾经领导了多次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大冶起义、百色起义，但是比较起来，宁都起义是代价最小、兵力最大的一次起义。”

    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过宁都起义。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宁都起义是爱国民族统一战线可能形成的一个实例，“九一八亊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毛泽东作出了在“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英明论断。1938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同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并写下了“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题词，赞扬宁都起义精神。

    对宁都起义的成功原因，曾有不少同志作过研究：如刘勉玉、曾庆圭撰写的《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在“宁都起义”中的作用初探》胡松、朱小理撰写的《宁都起义成功原因探析》等。前文主要从26军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开展的各项活动，论述26路军地下党组织在“宁都起义”中发挥的政治领导作用、组织作用、先锋模范作用。后文从起义官兵在大革命时期受中共影响、蒋介石内战政策和消除异已的险恶用心、中共特支出色的兵运工作、红军宣传瓦解工作和宽待俘政策、中共领导对起义的重视和周密安排论述了起义成功原因。本文则通过充分的事实和依据,论述了宁都起义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 在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具体参与指导下取得成功的；是26路军中共特别支部排除王明“要兵不要官”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路线的干挠，正确贯彻中共兵运工作的路线方针，实事求是、灵活执行中共统战政策和策略，团结26路军广大官兵的结果。

    一、始终坚持中共在兵运工作中的正确领导

    1930年6月19日，《中央特别通告一一关于组织兵士暴动问题》明确指示“党的组织无疑的要成为组织领导暴动的中心。”“在暴动直接指挥机关之上，应有党的特别委员会之组织，成为一切计划的最高级决定者，使公开的指挥机关对一切问题有所依据。”宁都起义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贯彻扏行了这一根本原则。中共的正确领导具体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一）成立第26路军中共党的特别支部开展秘密活动

    第26路军自编成之日起至1931年5月，军队中并没有中共党组织，只有隐蔽在该军第25师73旅旅部的上尉参谋刘振亚与中共河南省军委保持着关系。5月下旬，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派遣时任中央特派员的王超和党员李肃、袁汉澄打入26路军内，他们与地下党员刘振亚取得了联系。此时，该军才有了中共领导下，有组织、有目的兵运工作。

    当时正值26路军参加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大“围剿”。5月22日，该军在永丰县中村遭到红军痛击，其27师大部及第79旅被全歼，全军溃退到宜黄县城。王超、袁汉澄、李肃与刘振亚及时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抓住当前官兵士气低落、沮丧、迷茫的有利时机，开展秘密活动，利用老乡、同学、朋友、拜把子等方法，在官兵中发展党员。他们通过串连法先后发展了73旅学兵连连长李青云、杨金镗、中士班长吕志进、战士王际坦（即王幼平）、赵洪志、杨艺林，谭志刚、刘静生、霍万仲、旅部参谋郭如岳；74旅2团排长李屏仁、3营机枪连少尉排长王铭五；79旅2团特务排中士班长田玉珊、二等兵李春华；80旅连长董俊彦、卢子美；总指挥部执法队长王振铎、孙步霞、杨履元、上尉执法官王文宏等人入党。加上原来潜伏在总指挥部的共产党员，译电主任罗亚平及79旅2团3营9连连副熊伯涛，全军党员一下发展到近20人。

    7月20日，第26路军进驻宁都县城。据袁汉澄撰写的《袁血卒的回忆》一文记载，此时 “中央根据第26路军的活动清况，为了加强领导，于8月间指示在第26路军成立特别支部委员会。由刘振亚任书记，我(当时名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对官长和士兵中的党员分别成立支部。刘振亚兼官长党员支部书记，我分管士兵党员支部，李青云任书记；王铭五负责文件修改与收存及收缴党费。” 特别支部成为中共策动与组织国民党第26路军起义的领导核心和战斗保垒。

    特别支部在发展党员，团结力量，建立中坚时，曾遭到王明路线“要兵不要官” 的左倾思潮干挠。有些人认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是地主、官僚、买办的孝子贤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不会轻易背叛自己的阶级，忽视了人的思想和立场是可以随着形势发展而转变的，国民党部队高级将领中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支部指出“要兵不要官”不利于达到全军起义之目的，高级将领手中有权，掌握着调动部队的权力，这些都是基层士兵无法办到的。更何况中共在该军有一定的政治基础。26路军原系冯玉祥西北军之一部，是一支受过大革命影响的部队。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陈延年、宣侠父、邓小平、刘志丹、魏野畴等着名的共产党人都曾在该部队开展过工作，对官兵产生了深远的革命影响。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部队中的将领对中共是持同情态度的，因此当别的部队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人时，该部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釆取“礼送” 出境。特别支部分析了26路军高级军官的状况，认为争取其中将领“反水”完全可行而必要。

    在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官长支部和士兵支部坚持党的秘密工作原则，积极在26路军上层和下层开展统战活动，发展了出身贫寒、思想进步、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反蒋战争的26军参谋长赵博生为党员。1931 年10月，中共中央特别批准了赵博生入党。事实证明，赵博生在关健时刻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1931年12月初，正是策动起义的关健阶段，地下党设在南昌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中央特派员王超奉命回上海党中央汇报工作，途经南昌时，误将26路军地下党的政治决议案和组织决议案交给了隐藏在交通站守候的特务。这两份重要文件有中共特别支部领导人的姓名。12月5日，蒋介石从南昌行营发来了“十万火急”的电报，“令26路军总指挥部严辑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12月7日，又派飞机令人送来蒋介石要彻查26路军内共产党的亲笔“手令”， 催促缉拿。赵愽生沉着冷静给南昌行营拍去“遵令即办” 的敷衍电报，以应付蒋介石后，即与中共特支商讨提前起义谁备工作。正是赵博生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了特别支部，羸得了起义宝贵时间。后来孙毅将军在其撰写的《忆博生》一文中指出：“没有共产党员赵博生处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蒋介石那个一网打尽26路军内共产党的密电和手令，就可能使26路军中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起义就不可思议；没有赵博生在这支军队中享有威望以及他在上层军官中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起义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规模，也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

    （二）中共高层直接参与了起义的策划和指导工作

    宁都起义的整个过程，始终得到了中共中央军委、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和红军部队的大力支持。

    首先是中共中央军委派共产党员王超、李肃、袁汉澄来到26路军，点燃了兵运工作的星星之火，并于8月间指示成立中共党的特别支部。

    其次是中革军委和红军领导多次作指示或直接参与策划指导宁都起义。当年代表中共26路军特别支部委员会二进苏区瑞金汇报暴动事宜的袁血卒(即袁汉澄)同志回忆说，12月6日第一次到苏区时，朱总司令在自己的住处接待了袁汉澄，袁把26路军的情况及特支准奋组织暴动的计划向朱总司令作了详细的口头汇报。朱总司令说“这么干好得很，当红军好，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求解放的军队。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创造了第一支红军，现在我们创造了第二支红军。他们能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我们欢迎。欢迎他们同我们站在一个阵线，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拯救民族危亡。我们军委要开个会，听听你们是怎样暴动的。这是大事情，还得报告毛泽东同志。”第二天，朱德总司令主持召开了中革军委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宁都暴动事宜。参加会议的红军领导有王稼祥、左权、刘伯坚、李富春和总参谋长叶剑英。大家对暴动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分析了暴动成功的主客观条件，同时也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了详细具体的应对措施：

    1、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暴动，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假如74旅争取不过来，未能争取全部暴动，则以73旅和党员能够掌握到的其它部队，以“进剿” 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暴动开到苏区；
    3、如果暴动不成功，暴露了的同志，如赵博生等人，同起义部队到苏区去。没有暴露的同志继续隐蔽在26路军中开展工作；
    4、派红四军在宁都东北20里处的会同等地区监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相机策应暴动部队；
    5、中革军委派王家祥、刘伯坚、左权同志携电台到彭湃县苏政府联络指挥； 
    6、暴动后部队改为红军第16军，由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互推领导人；
    7、暴动时间定为12月13日夜12时，暴动时，尽可能把宁都地方反动武装头子严维坤，黄才梯（即黄镇中）抓起来。

    第三天，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又带袁汉澄去见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说：“暴动是一件大亊，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捅上一刀也是好的”

    12月9日，袁离开苏区时，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前来送行。叶总参谋长给了袁一张苏区地图，上面标着暴动后各部的行军路线与驻地分布。刘伯坚同志也于起义前夕亲笔给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三位起义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对他们率部起义，“代表红军以十万分热烈诚恳的敬礼……”并对暴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再次作了详细的布置。正是中革军委和红军领导的正确指导和具体的支持，使宁都起义获得了最大的成功。

    二、抓住敌营内部矛盾做好统战工作，团结了一批中高级非党官佐

    善于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做好分化敌人阵营工作，是宁都起义成功的保证。26路军困守宁都，处境越来越糟，内部纷繁复杂的矛盾愈加突出，官兵的厌战情绪日愈蔓延。如何才能利用好时机，做好分化、瓦解、团结工作，关健的问题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各个击破。中共特别支部对26路军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该军存在着三大矛盾：

    一是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26路军是由冯玉祥旧部改编的，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一直对其存有戒心。当初改编时，就强令把四个半步兵师缩编为两个师。把重迫击炮团、野旅炮团、装甲列车、骑兵师均留长江以北，几乎把该军重装备、特种兵与步兵全分割开了，以削减其战斗力。随后又命令26路军南下剿共，借红军之手消灭异己。官兵生活待遇也不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饷银按月百分之百发给，而对非嫡系的26军则常常两三个月不给发饷。即使发饷也不是全饷，经过层层盘剝，七扣八扣，将官只能领到百分之四十五，校官百分之六十五，士兵百分之七十。土兵本来少得可怜的饷银还不能全部到手。当年曾在74旅特务连当兵的李子惠回忆说：“我当时是74旅特务连的一等兵，全饷每月十一元，实发7元3角5分，除去伙食（当时物价很便宜，从我的生活看，每月三四元是足足有余），加上当官的克扣，每月发到我们手里不过三角五分。”足见当时基层士兵的待遇是何其的低。

    二是派系之间、官与官之间的矛盾。26路军内有讲武堂派、士官生派、行伍派三大派。讲武堂派以赵博生、董振堂为首，均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士官生派以季振同、黄中岳为首，大都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行伍派以李松崑等为首，均是战场打拼出来的军官。他们之间至相嫉妒、争权夺利。如季振同向来看不起孙连仲、李松崑，自河南归孙连仲后，常说“我是冯总司令的手枪旅，哪能听你孙肉头的指挥”。孙连仲也感到无法指挥季。对奴颜媚骨讨好孙连仲的反动军官李松崑更是卑视。当孙连仲借口养病离开26路军，委任李松崑为代总指挥时，季气得脸色铁青，跺着脚破口大骂：“我枪毙不了这个狗日的！我服从他？”后来李松崑设宴请季去，季也一口回绝不去。孙连仲也在军内搞派性，亲一派、疏一派，拉一派、压一派。如总指挥孙连仲与27师师长高树勋。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看孙不断与冯玉祥勾结，就用离间的办法来分化孙部。委任高树勋为17军军长，辖25、27师。25师师长本为孙连仲兼职，如高树勋当军长，一定要开师长缺，孙的实权就会旁落。孙接到命令后，对高树勋非常愤恨，不但不成立17军军部，并将26路军组成两个纵队，由25师73旅旅长董振堂、75旅旅长李松崑指挥，并将高树勋之一旅拨归两个纵队，（另一旅已交了枪）让高树勋当光杆前敌总指挥。

    三是官与兵之间的矛盾。官兵矛盾在26路军中尤其突出。据原25师73旅报务员闻述尧回忆：“26路军进驻宁都后由于水土不服，得病很多，闹痢疾、打摆子、生疥疮的十有七八。国民党军中虽有军医，但药品严重不足，仅有那么一点药品又被当官的贪污了。士兵们有病得不到治疗，眼巴巴地看着在呻吟中死去。士兵们除了遭受疾病天灾外，还有官祸。当官的任意克扣军饷，几个月也不给士兵发饷，钱都被长官揣进了自己的腰包，用之于生活挥霍，搞投机生意和放高利货……74旅有个叫尤振铎的报务员，他不满当官的克扣军饷，利用在电台上值机的方便条件，向26路军各师、旅电台发了通电，要求当官的要按时发饷，不准克扣。这个正当要求，被电台大队长董治州知道后，下令追查发报人。但全体报务人员的心是与尤振铎相通的，因为他说出了大家要说的话，因此谁也不肯向董治州出卖他。尤其令士兵难以忍受的，是当官的视士兵的生命如儿戏，动辄打骂体罚。出操动作稍有不严，即受到当官的毒打。有的因患病跑不动累吐了血，有的士兵被活活折磨死。”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所以从二次战争到三次战争前后，整班及零星开小差投奔红军的陆续不断。

    针对嫡系非嫡系的矛盾，特支成员在26路军官兵里宣传蒋介石内外有别，待遇不公，驱赶26路军剿共是借刀杀人，跟着蒋介石只有死路一条。

    针对派系之间、官与官之间的矛盾，特支将其划分为左、中、右，争取左派，团结中间派，打击右派。如通过赵博生团结了73旅少将旅长董振堂、74旅少将旅长季振同等实力派高级进步将官。 又通过他们团结了一批思想倾向革命或者厌恶内战、要求抗日、对蒋介石不满的校级军官。如74旅1团上校团长黄中岳、27师参谋处长王鸿章、边章五，中校团副苏进、74旅副旅长兼2团上校团长曹金声、团副吴子罕、1团副官柴登榜及74旅营长卢寿椿、孙士荣、严图阁等。这些人在组织上虽然还不是党员，但在起义中起到了组织者、领导者和积极分子的作用，为宁都起义胜利奠定了基础。

    针对官、兵之间的矛盾，特支成员宣传红军里官兵平等，待遇一样，揭露国民党反动军阀、长官对土兵的压迫，通过红军释放的俘虏宣传在苏区的所见所闻，用事实说明红军、白军是两支不同的军队，只有在红军里，才能享有做人的尊严。

    三、利用各种形式做好赤化宣传,嬴得了基层官兵支持

    基层官兵是起义的主力军，赢得了基层官兵的支持就是羸得了起义。中共特别支部和根据地党、政、军、民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对26路军发动了强大的赤化宣传。其主要方式有写标语、发传单、利用俘虏现身说法。

    26路军是受蒋介石的胁迫和欺骗开到江西的。红军在26路军所到之处的山崖、树干、墙璧、石板路上写满了标浯。如“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党。” “共产党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工农的军队。” “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 “军阀混战争地盘，士兵送死当炮灰，红军打仗分田地”等。而且有不少是专为26路军官兵们写的，如“白军弟兄们，你们在山东河南苦战得到了什么？为什么又来打工农？” “白军士兵要发清欠饷，只有暴动起来！”“白军士兵要想真正抗日反帝，就要联合红军，到红军中来！” “欢迎白军士兵与红军联合起来一同打日本帝国主义去。”

    这些针对性很强的标语把准了白军官兵的思想之脉，反映了他们心中的诉求与意愿，在广大官兵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74旅1团团长黄中岳看了红军写在宁都城墙壁上的标语后，对团副苏进说：“共产党就这点好，说什么就干什么，国民党他狗日的挂羊头卖狗肉。”苏进也颇有同感地说：“……剿匪！剿匪！ 开口闭口骂人家是土匪，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土匪？’土匪会有如此鲜明的政治主张，能提出如此响亮的的政治口号来？我才不信哩！……”

    传单的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有的宣传中共的主张、红军的宗旨；有的讲国内外形势、中共对时局的看法；有的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的罪行，指明白军士兵们的出路和前途，启发其阶级觉悟，使其弃喑投明，掉转枪口，站到红军方面来；有的告诉白军到红军里来的办法。传单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书信、歌谣、鼓子曲、快板、漫画、宣言等等。绝大部分是苏区党组织派人潜入26路军防区内外张贴、散发，也有夹在柴草、食品中“卖” 进26路军的。

    中共还利用俘虏现身说法，揭露反动官长诬篾红军虐待俘虏的谎言。在中村战斗中，红军俘虏了27师不少官兵。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极尽造谣诬篾之能亊，在白军中颠倒黑白，进行各种反动宣传，把根据地说成是一团漆黒的地狱，红军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共产党是青面獠牙的魔鬼，被红军俘虏不是集中起来机枪点名、活埋，就是剥皮、抽筋、挖心，致使许多不明真象的国民党士兵对共产党、红军又恨又怕。但红军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的指示，对俘虏来的敌军官兵照顾有加，在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经济封锁的艰苦条件下，让他们吃好睡好，负伤的一律给予医治，对愿意留下当红军者欢迊，不愿留的，开会欢送。每人发给银洋作路费，敲锣打鼓送出红区。对受伤的俘虏，派人用担架抬着送。俘虏们被红军这种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情味的做法感动得热泪盈眶。

    很多被释放的官兵回到26路军后，当上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有一个被红军释放的连长对旅长董振堂说：“我从被俘到释放，人家没打也没骂。和他们吃一样的饭。押我们的红军长官说愿意当红军的我们欢迎，不愿当红军的，我们欢送。我说我不愿当兵啦，愿回家照看老娘种地去，他们就发给了我两块银元做路费，我就回来了。”其它被释放士兵也在弟兄们中谈论着被俘后的感受“……红军对俘虏不打不骂，不掏腰包，不抢钱财，对负伤的弟兄尽力救冶，是世界上最讲仁义的军队。”留下来当红军的也秘密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兄弟，诉说着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根据地实行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当红军家属受优待，家中无劳力，苏维埃政府派人给栽种收割。逢年过节，还送鱼送肉慰问。过去长官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我们信以为真，经过一段时间了解，才明白是长官的欺骗胡说。苏区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不象我们的长官，一人娶几个姨太太。红军中官兵平等，粮饷一样，不象我们军阀部队粮饷差距巨大，长官还喝兵血。红军里废除了长官打骂士兵，在苏区，百姓和士兵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有的红军战士还当选为苏维埃政府委员。”士兵们明白了，“在中国有新旧两个世界：一个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旧世畀，这个世界充满了灾祸、死亡和封建式的压迫剥削；另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红军工农群众新开辟出来的苏维埃新世界；这个世界完全消灭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封建地主的统治，实行了土地革命，工农兵掌握了政权，取得了他们的利益和一切政治自由。”也明白了红军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白军为什么屡战屡败，使他们认识到走红军的路，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原26路军某部排长李雪三在其《李雪三自述》一书中，对红军的赤化瓦解工作感触最深，其写道：“……有一天傍晚，我在宁都城郊遇见了一个同乡，是参加第三次围剿红军放回来的俘虏。我听说是刚被红军放回来的，就问道，‘红军队伍的情形是不是同红军标语上写的一样？’这位同乡把我拉到僻静处告诉说，‘比标语上写的还好呢。’接着，这位同乡把他当俘虏时在红军队伍中的亲眼所见，全部说了出来。听完同乡的话，我深感红军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一支从未有过的队伍，那里的官兵同甘共苦、像亲兄弟，红军和老百姓亲密无间、如一家人，一句话，红军是真正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革命军队。此后一连几天，同乡介绍红军队伍的情形和红军的那些标语，常常浮现在我脑海里，心中萌生了投奔红军的念头。”

    反动军阀十分惧怕俘虏们这些现身说法的宣传，孙连仲深怕这些被红军赤化过的俘虏动摇军心，瓦解部队，曾亲自审问被俘释放的士兵，还下令军法处把一些被俘士兵关进了监狱。甚至将红军释放的俘虏当众枪毙，妄图杀一儆百。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反而更激起广大士兵的不满和反抗。特支也利用孙连仲这种残酷对待释放俘虏的高压手段，在士兵中广为宣传说：弟兄们从北到南为他卖命，战场上没打死，当了俘虏也没被红军杀掉，回部队里来反而遭枪毙，跟着孙肉头干真没意思，还不如留在红军里干好。有的同志在士兵中煽动说：蒋介石要置我们于死地，孙连仲不管我们死活，他娘的，如不早想办法，迟早都要死在在江西喂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野蛮的侵华战争，东北大片国土被日寇侵占。“九一八” 的枪声激起了整个中毕民族的抗日怒潮。26路军的官兵都是北方人，家乡沦陷，大家热血奔涌、义愤填膺，“回北方，打小日本” 成为广大爱国官兵共同的心愿。中共特支把“联合红军，抗击日寇”作为团结26路军全体官兵的旗帜。特支提出了“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就必须抗日，谁阻止抗日谁就是汉奸！”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红军也要求打日本，他们是我们的兄弟”等口号，抗日热浪席卷全军。军部还收到许多连队写来请战书，要求北上抗日。

    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将领在基层官兵们的抗日热情推动下，也联名要求孙连仲电呈蒋介石，批准北上抗日。孙连仲为摆脱当前困境，也想借机把部队拉回北方，就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说广大官兵强烈要求北上抗日，卫国保家，希望批准。并不等蒋介石复电，命令全军向北开拔，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蒋同意其要求。蒋介石看到电报后大为恼怒，下令设防广昌的嫡系朱绍良师陈兵阻拦。26路军才走到离宁都六十余里的湖岭嘴时，蒋介石的电报也到了，蒋在电报中对孙连仲大加训斥，并严令“立即返回原防，死也得死在宁都。”孙连仲无可奈何，只好率部退回宁都。广大官兵的抗日爱国行动遭到了蒋某人的无情践踏，愤满情绪逾深。这一事件也使官兵们看清了蒋介石排除异己，想借红军之手消灭26路军的险恶用心。此时的26路军已面临着进剿将会被红军消灭，后退为蒋介石军令不容的绝境。部队人心涣散，一些高中级军官纷纷找借口离开宁都。孙连仲说牙痛，将部队指挥权交给了参谋长赵博生，溜到上海、天津治牙去了； 27师师长高树勋假借称身体不适，到南昌“治病”去了，79旅旅长池峰城、80旅旅长王恩布则借口招兵，也离开了宁都；有的团长也告假跑了。

    原26路军参谋鲍德心在宁都起义成功后，曾撰写《宁都暴动纪实》一文，发表在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第六期上。文中说：“孙连仲命令我们筑好四道坚固工事，他满以为万无一失的了，谁知道革命是什么也挡不住的！革命也到了宁都城的四道工事里面！”

    四、灵活执行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统战策略，促成了起义顺利进行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执行得好，坏事就能变好事，执行得不好，好事也会变坏事。在整个宁都起义过程中，中共始终正确地执行了这一统战策略和方针。同时在执行中又能灵活机动，因时因人制宜，坚持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实亊求是的原则，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

    如中共特支在贯彻中革军委决定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13号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时，遇到两个新的问题：其一，上边传来消息，说26路军的2万套冬衣，11月份的薪金和经费已经到广昌，不日即可到达宁都。怎么办？如果按原定时间起义，这些冬衣和薪饷就无法得到，这是一笔不小的损失。面对这种情况，当时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为确保起义按时进行，应该放弃这些东西；而季振同的意见是坚决主张把起义推迟一天，争取到这批物资、经费、薪饷，给部队士兵发新衣服、发薪饷，让广大士兵暖暖和和，高高兴兴起义当红军。其二，季振同认为26路军起义后编为红军第16军，番号小了，心中不满意，想亲自去找刘伯坚直接商谈。改变起义时间和部队番号升格是个重大亊件，是关系到起义成败的大问题。为了团结季振同，解决季的思想，赵愽生对季振同说：“你是起义总指挥，不可离开指挥岗位，我提议我们再次联名写信给刘伯坚，征求刘的意见如何？”季对刘伯坚非常信任，点头表示同意。

    赵愽生及时向特别支部作了汇报，大家认为事关暴动成败，必须请示中革军委再做定夺。特支立即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74旅副官李达前往广昌，督办骡马大队尽快将冬衣和薪饷运回宁都；一路由季振同的代表卢寿椿、中共特别支部的代表袁汉澄去苏区。卢寿椿的任务是带着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写的联名信去找刘伯坚。袁汉澄的任务是去中革军委请示关于暴动时间和暴动后部队番号、编制等问题。

    袁汉澄于10日到达设在固村的彭湃县苏维埃政府，见到了负责联络、协调、指挥26路军起义工作的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袁汉澄把起义将领中的矛盾和意见分歧作了汇报，3人立即报告了中革军委 。中革军委及时召开会议研究，并很快做出了答复：同意将暴动时间推迟一天(即到14号)部队编制由原定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6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下辖3个军。并送来由毛泽东、朱德同志共同签署的委任状：委任季振同为红5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14军军长；黄中岳任15军军长。

    卢寿椿于11日进入苏区，见到了刘伯坚同志。受到刘的热情接待。卢寿椿把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的联名信交给了刘伯坚。刘认真阅看了联名信，并再次写了回信给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信中对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的革命精神作了高度评介，针对信中提出的问题，刘在回信中代表中革军委做了明确和满意的答复，并对暴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再次作了详细周密的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