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7年3月撤离延安后，崔伦就跟随彭总参加了著名的青化砭伏击战，成功地组织实施了该战役的通信保障。此后，崔伦出任中央支队（昆仑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跟随毛主席、党中央转战陕北，历尽艰辛，不辱使命，成功保障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全国各个战场的指挥。三大战役期间，崔伦负责军委总台的工作，出色完成了各项重大通信保障任务。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周恩来曾风趣地谈到：在这里，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发电报。建国以后，崔伦长期担任我军通信兵的领导职务，曾任总参通信部主任、部长，为我军通信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深受广大通信兵指战员的尊敬和爱戴。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崔伦都曾受到过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作为一部纪实性的重大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如此真名实姓地扭曲展示我军通信指挥员的形象，这让我们老部长的在天之灵情何以堪？

    附 录

    94岁通信老兵的传奇人生（五）- 摘录

    李东祥

    10月19日，我们又跟随彭老总乘飞机飞往安东，同机的还有高岗、毛岸英和部分参谋人员。高岗在去苏联时见过面，毛岸英在西北战场时我们就认识。

    抵达安东后，我们都穿上朝鲜人民军的军服，分为将军服、校官服、尉官服和战士服。崔伦处长穿将军服，我穿的是校官服，报务员穿尉官服，摇机员穿战士服。那天下着小雨，虽是10月下旬，但仍觉得寒冷，令人感觉不舒服。在安东停留时间不长，我决定还是把电台安装好，并和有关联络对象进行了沟通，一切进行得很顺利。这也证明了发报机工作正常，我这才放下心来。

    晚上9点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兵团所属部队，兵分三路，分别从辑安、长甸河口和安东三个渡口，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彭老总所带领的人员是从鸭绿江大桥上过去的。彭老总乘一辆吉普车，机要员、参谋人员和电台人员分别乘大卡车。崔伦同志和我们同坐一车，由一名朝鲜人民军的战士带路，一过江就是朝鲜的新义洲。这座城市较大，和安东相隔鸭绿江，坐落在对面的平原上。安东夜间灯火辉煌，而新义洲却是漆黑一团，没有半点灯光。

    因怕敌机来炸，所以都用黑布把窗户挡个严严实实，以免被敌机发现。虽是夜晚，但汽车都不能开灯，怕被敌机发现，这就给司机带来极大的开车难度，只能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往前开，当晚到达了小丰满水力发电站。第二天休息，我们很快把电台安装好，开始呼叫军委总台，并马上得到回应。接下来和有关单位联络，都一一沟通，我非常高兴，因这是入朝后首次和有关单位联络，而且都顺利沟通，哪有不高兴之理！这次顺利沟通也坚定了我完成通信联络任务的信心。

    10月20日傍晚，我们继续向朝鲜内地前进。同行的还有前来迎接彭总的朝鲜外相朴宪永，他乘坐的是一台华沙小轿车。出发前杨凤安曾嘱咐过崔伦，千万要跟上。崔伦表示会尽全力，并要他一定保证好彭总的安全。山路弯急坡陡，后来得知，朴宪永的司机轻车熟路，彭总的吉普车差点跟丢了，为了确保安全，后来彭总也上了华沙车。吉普车况且如此，我们坐的大卡车就可想而知了。

    三台车走了没几里路，大卡车就掉队了。我们的车上虽有一名人民军战士带路，但他因过于疲劳，总在睡觉，对路程也不熟悉。天黑洞洞的，辨不清方向，我们在前进中看到一支北撤的人民军队伍和老百姓迎面而过，崔伦感觉不对劲儿，立即下令停车打探情况。  我们被告知走错路了，前边是龟城，不远处即是美骑1师、24师的敌人，几乎听到敌人汽车奔驰的声音了。处境危急，崔伦随即命令调转车头，开足马力原路返回，重新寻找前往北镇的道路。我们前脚刚走，敌人的摩托化部队后脚就到了，险些当了俘虏！到达目的地北镇时已是21日傍晚，而彭老总20日晚就到了。后来才知道彭总来这里是为了与金日成首相会面的。

    战后，崔伦同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谈到：“刚一出国，跟随志愿军的最高统帅行进，电台由一部大卡车运载，这是很不应该的，说明我军当时的通信装备很不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结果一出国就掉了队，影响彭总及时了解情况，幸亏战役还未打响，未造成严重后果。别说是彭总这样高级的指挥员，就是再低一级的指挥员长距离转移行进，也不该由大卡车跟进。这一教训是很深刻的。为接受这一教训，战役结束后不久，国内送来一部美式通信车，越野性能很好，对以后的转移有所改善，但仅只一部车的作用是有限的。”

    我们到达后，车还没停稳崔伦就跳下了车，杨凤安跑步迎上前去:“总算平安到达了，彭总都快急死了，赶紧去见。”据崔伦回忆，彭总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他的手:“你可算来了，你不来，我彭德怀就成了聋子、瞎子了。”崔伦原本要解释，彭总截住他的话：“知道，知道，不用解释，你赶快开机，我要马上报告情况。”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天线架起来，收发报机安装在老乡的伙房里，马上呼叫北京军委总台。我亲自上机把积压的大量电报发出，同时也收进了许多电报。

    敌人在平壤以北空降后，朝鲜人民军的主力被困敌人后方，没有办法掌握敌情，一切情况都要靠北京提供。  彭总与金日成见了面，但金日成也没有带电台，所以只能等我们的电台到达后才能和北京沟通。电台掉了队，彭总怎么会不着急？事后得知，彭总曾焦虑地问道：“崔伦他们不会出事吧？”杨凤安回答：“崔伦的战斗经验很丰富，他会赶来的。”  我们原以为彭老总一定会为掉队的事情批评崔伦，没想到彭总不但没有批评，还专程到电台看望和安慰我们，至此心中一块大石头才放下来。在这里朝鲜老乡为我们准备了晚饭，每人一大碗饭、一盘泡菜，还有一个大铜勺，朝鲜大米油性大，很香甜。

    上世纪八十年代，彭总“传记”组的同志向崔伦了解情况，他说：“根据发电报的时间推算，这次电台掉队达两天之久，彭总一定发火了，你有印象没有？”崔伦回答：“根据我的回忆电台掉队没有两天，彭总也没有发火，如果受到象彭总这样高级领导的严肃批评，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崔伦同志又找到我和杨凤安核实情况，我和杨凤安的回忆与崔伦讲的情况是一致的，都是说彭总不但没有发火，还非常关切的看望了电台的同志。杨凤安同志特别强调：“当时彭总最担心的是怕你们走错路走到敌人那边去了......。”

    其实连金日成首相也不知道，此时敌人北进的速度，已大大超出了朝鲜人民军方面掌握的情况。敌人一部分已经进到北镇东北的桧木洞了。中路敌人由熙川到了楚山，西路敌人由龟城到了大馆洞、新安州，北镇已经成为敌后了。彭总在《彭德怀自述》中回忆这一段时写道：“我志愿军刚过江不远，即与该敌遭遇，我与金幸免被俘。”

    在北镇没住多久，即向大榆洞转移。在公路上看到许多中国汽车被美帝的飞机炸毁，其手段极为凶恶，先炸前边汽车，使后面的汽车不能前进，再炸尾车，使前面的汽车不能后退，然后再把所有汽车全部炸掉，这种轰炸对来自中国的物资供应造成了极大困难。  我们在傍晚时分到达了大榆洞。这里有金矿，矿洞很深，洞前有一小屋，大约有十几平方米。大榆洞两边为高山，中间有一条公路，供运金矿石用。在两面山的出口处是个较大的村庄，大概有一百大几十户人家。我这部台安放在一个老乡家里，都是手拉门，进屋就是炕，很不习惯。

    架好电台后，和有关部队及军委总台联络，数量相当大，但没有积压，根据电报的急缓等级都顺利地收发完毕了。收发报完成后，我认为电台在这样大的村庄里，目标太大，随时有被炸的可能。我就和报务主任刘文淼商量，把电台搬到距村庄二公里的沟里边去，但刘文淼不同意，认为坐了一天的车非常疲劳，还是不搬为好。  为了大家的安全，更是为了电台不受损害，确保通信联络任务的完成，保证首长顺利指挥部队作战，我排除众议，决定连夜把电台搬到安全地方去。用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就把电台转移到了距村两公里的山沟里，这里有三间房，目标不大。更令人高兴的是，在距三间房二百米远的下边有一个洞，洞深有近四米，宽有三米左右，正好放部电台，还可以睡几个人，我就把电台放在小洞里工作。就在我们离开村后的早上，我们原来住的房子就遭到美机轰炸，被夷为平地。我们幸运地逃过一劫。

    （2019年4月29日刊载于《通信兵的故事》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