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安全的回到北京中南海，彻底粉碎了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于南巡沿途的阴谋。

    毛主席原本想再找林彪谈谈,争取再次挽救一下林彪。可是，自知难逃罪责的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当天夜里就仓皇驾机叛逃。

    1971年9月13日零时许， 中南海游泳池畔一阵急促地紧急集合哨声，惊醒了熟睡中的警卫战士。

    听到紧急集合的哨音，我一边紧张有序地穿衣服，一边在想，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时候搞什么紧急集合？

    因为我们住的宿舍离主席的住房很近，主席的住房又没有隔音设施，所以，我们住在游泳池的警卫区队基本上不搞紧急集合。

    这时，主席南巡回来才七个多小时，回到游泳池驻地后，我又上了下午6～8点的岗哨，连个人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收拾，两天多的火车颠簸，才睡了不到4个小时……。可是想归想，动作还是非常迅速的穿好衣服、按照中队领导的要求，带好武器弹药和外出必备物品，按时赶到集合地点。

    到了毛主席房前，我一看各级领导神情紧张地从主席的房子里进进出出（看来，这时中队领导知道了林彪乘飞机逃跑），凭着多年的经验，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只见主席房前的公路上，主席的保险吉斯车，汪东兴、张耀祠的车全来了，一会周总理乘车也来了。

    这时，中队长陈长江以非常严峻的神态、非常严肃的语气命令我:“你带几个人到主席花园南头的路口，拦住所有外来车辆和人员（说明这时候中队长还没有接到毛主席转移的命令）。可是，当我带着四个人刚走到主席房子中间门口，又被陈长江叫住，说：“不用去了，准备走。”意思是准备随卫主席外出。

    这时不仅来了平时主席在京外出时的各种车辆，还来了两辆卡车，这是主席离京外出时的车辆配备。

    我们正准备上车时，突然，又告诉我们：“不走了，回去睡觉。”当时有人开始往宿舍里走。作为在毛主席身边多年的老警卫，我考虑到事态的严峻性，没有马上离开，站在换岗值班室门口，既想看个究竟也考虑到可能还会有变化。过了不长时间，中队领导又安排在场(这时已有很多人回宿舍了)的人员：“上车走。”

    中队领导在紧张的安排着战士们上车。我的步枪刚递到卡车上战友的手里，一只手抓住后车厢板正准备翻身上车，中队领导从后边拉住我说：随卫车人少，指挥我上前边随卫的吉普车。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吉普车跟前，手刚抓住吉普车后门的把手，就从前挡风玻璃里看见主席一低头上了车，我的一只脚还没有来得及上车，吉普车“嗡”的一声就开走了。

    上了车，我的心还在砰砰直跳。我们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主席要到哪里去，当然，熟知保密纪律的我们也不问，只是非常紧张地集中精力观察沿途情况。

    主席乘坐的保险吉斯车和随卫车出了中南海西门往南经府右街、西长安街直奔人民大会堂西南门，主席住进了他常去的118厅。

    从当时主席准备转移的情况来看，中央的有关领导对主席需不需要转移，往哪里转移一时难以确定。而且，需要做主席的工作，得到主席的同意。经过周总理、汪东兴等人周密的分析，认为毛主席必须离开中南海的游泳池，防止林彪泄密，苏联趁机搞突然袭击。

    因为，当时主席居住的游泳池没有什么防范设施，有一个小防空洞还是在远离主席卧室几十米远的怀仁堂后院里，所以，必须将主席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但主席的性格是不愿去不熟悉的地方，人民大会堂118厅可能是危险的地方，但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关键是转移工作必须绝对保密。

    毛主席这位曾经在战争年代唱过“空城计”的军事家，决定再一次展示他的雄才大略，再唱一次出奇制胜的“空城计”。

    人民大会堂118厅位于人民大会堂西门南侧，是北京厅的1号小厅，实际上就是一间房子。这个厅的南面、西面都有窗子，室内宽敞、明亮。厅内有20多平方米，设有主席办公的写字台，一个小书架和一套沙发，西头一间小盥洗室，厅室东头有一张中型木板床。是主席晚年经常办公、会见外宾和休息的地方。

    118厅东面经过一个门厅就是湖南厅，门厅的北边是万人大会堂的主席台，南边是主席经常进出的人民大会堂西南门，门内东侧有一条通往前门地铁的地下通道。

    118厅无论是遇到紧急情况转移，还是指挥部署对林彪事件的处理，包括进出人民大会堂都十分便利。

    我认为，这次转移的地点是合理的，符合毛主席出其不意的战略战术，更方便于对处理林彪事件的指挥。

    我们知道林彪出了问题是9月13日的一早，当时中队领导召集随卫主席到118厅的警卫战士开会，会上并没说是林彪叛逃啦，而是婉转的说：“今后只读毛主席的书，不准读其他人的书”。并要求随卫主席到118厅的所有警卫战士表态，克服一切困难，誓死保卫毛主席。会上还规定了这次出来的任务，主席转移时的人员安排及突发事件的应对办法等等。并做了保密规定：所有看到听到的事，只准想，不准讲；任何人不准离开湖南厅区域等等。

    在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学习林副主席书的热潮中，突然暗示不让学习林彪的书了，加上当时紧张的气氛和一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再傻的人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时，有一名战士还把一本《红旗》杂志封面上林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人头用手抠去了，为此，还受到了泄密的批评。

    到了人民大会堂的第一件事，就是熟悉通往前门地铁的地下通道（其他位置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并第一次在这里安排了哨兵，而且要求哨兵用自动步枪，自动步枪的子弹还推上了膛。当时要求：如果有特殊情况主席需要转移，主席坐汽车从地下通道转移，警卫人员则跑步随卫，而且必须跟上主席的车，然后从前门跟随主席乘地铁转移。

    我们就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睡觉时二十几个人排成两排睡在地毯上，头枕着步枪盒子或子弹带，腰里扎着手枪，身旁放着步枪，身上盖一件大衣，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全副武装。我们在湖南厅七天多没有脱衣服睡过觉。

    那些天，我们每天的任务基本上就是站哨、睡觉、吃饭三大任务。因为情况太突然，为了保证毛主席住地和转移后的警卫力量均衡，这次随卫主席出来的人太少了，为了保密又不能再从一中队抽人过来，我们平均3-4个人一个哨位，为了保证上哨时精力充沛，除了上哨、吃饭、睡觉的时间，也就没有时间学习和训练了。

    不过，我们还是见缝插针的演练一些应急的、实用的项目。比如：在哨位上遇到不明的来人，问话的方式、方法，喊停三次仍然不停，就立即开枪等；反复练习装子弹、换子弹夹，开枪动作。有时，团长张耀祠在现场亲自教练，做规定。除此之外，还明确了联系报警方式等等。

    为了保密，减少知道毛主席转移地点的人员，我们吃饭由一中队送饭（以往是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就餐），食堂里派专人送到指定地点，我们再从大会堂派人接过来，不让中队食堂的人直接送饭到大会堂。整个湖南厅区域基本上成了封闭的状态，政治局里只有周总理知道主席住在这里，对其他任何人包括江青在内都是保密的。

    为了弥补主席住的118厅区域警力不足的问题，应付难以想象的突发事件，在有利于保密的前提下，汪东兴和张耀祠又专门从驻守人民大会堂的中央警卫团三大队抽调了一个区队，吃住在毗邻118厅北边的万人大会堂舞台上，以备不时之需。这个区队和我们一样，24小时全副武装的驻守在舞台上。

    总之，9月13日这一天，118厅周围全部笼罩在火药味十足的氛围当中。所有林彪及其死党的动向通过各种渠道汇总到这里，一道道处置方案又从这里分发到各个部门执行，这里成了处理9.13事件的指挥中心。

    我们在这里也以非常紧张的心情，注视着大街上喜迎国庆的人群，整个人民大会堂内外形成了大战在即与欢天喜地迎国庆的两种天壤之别的氛围。直到9月20日以后，中央才做出了取消原定国庆节庆祝活动的决定。

    尽管国庆节前（9月16日）已经知道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林彪的死党（9月24日）也大部分缉拿归案，但9.13事件还没有完全查清也没有完全公开, 所以，战备仍没有解除，人民大会堂118厅区域的戒严仍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