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央任命葛耀山为红七军新的政委，事实上取消了邓小平的政委职务。这一年11月，葛耀山还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千里转战、与李明瑞一起使红七军血脉得以保存的军长张云逸，因其功勋卓著，也被提拔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参谋长为叶剑英），后来又相继就任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与之有天壤之别的是，1931年初，邓小平长途跋涉抵达上海，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取消邓小平红七军政委一职后，没有给他安排任何职务，时间长达半年之久。2004年第七期《百年潮》的《邓小平在中央苏区》一文指出：“在上海，王明中央就冷落了他半年。”

    也就是说，邓小平从红七军、红八军政委重新成为普通一员，实际上被“罢官”了。

    这是他人生真正的“第一落”，其落差远大于后来从县委书记降为村干部；其时间也长久得多，直到1936年5月，毛泽东率驻陕北的红一方面东征结束，任命邓小平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职务才大体与这一两军的政委相当。但因为不能给人生“增光添彩”，也不便打令人同情的“悲情牌”，各种图解的书刊一直讳莫如深。

    王明等人之前与邓小平并无交往，邓小平自然也没有理由“我对王明向无好感”（邓小平1968年给中共中央的《我的自述》）。王明等人之所以没有给邓小平安排职务，红七军的中途离队经历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缘故。后来博古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还于1933年对邓小平离队一事进行正式审查，令其写了书面报告。但因战争环境，审查最终没有结果。唯一的两位证人李明瑞、许卓也分别于1931年10月、1934年2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