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搜狐新闻　原题：毛主席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大，张学良说：以我的能力，很难理解

    124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在湖南湘潭韶山冲降生，从此中国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毛主席的伟大，已经不需要多说了，网上也有很多对毛主席的崇高评价，包括党内大人物的，也有外国人的，一搜一大堆，就不重复了。现在，咱来看看国民党那些大人物对毛主席的评价。

    首先，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张学良。张学良晚年时，曾经接受过记者采访，对毛主席评价非常高，“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要领，会领没了，他（士兵）不跟你走，他跑了。他（毛泽东）能统御，他有这个力量。”

    张学良年轻时也是心高气傲，很少有人能入他的眼，但他对蒋介石很崇拜，张学良曾经说过，我没有能力统一全国，但蒋介石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要听他的话。

    不过，他最佩服的蒋介石却被毛泽东给赶到了台湾。显然，在这种更高级别的斗争中，公子哥儿张学良是很难适应的，毛泽东的能力也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

    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同样也对毛主席的能力表示过彻底的臣服。那是1963年夏天，李宗仁接受意大利《欧洲周报》记者采访时，说：“蒋介石说我是一个共产党，我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怎么能够抹煞事实呢？”

    在这段话中，李宗仁没有明确提到毛主席的名字，但意思是明确的，新中国之所以能取得那么伟大的成就，“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毫无疑问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实现的。

    李宗仁在1965年返回中国，但他的老搭档白崇禧其实早在1949年就想投奔毛主席了。当时，白崇禧正担任华中“剿总”司令，但已经看到了国民党政权的日暮西山，就秘密联系我方的人，向毛主席表达了愿意起义的意向，“中共若有什么指令，马上照办不误”。

    白崇禧在晚年时，曾对儿子白先勇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这个人，我早就知道是个明主，我和德邻（李宗仁）、介石都不如他。”

    蒋介石的第一心腹陈诚也对毛主席很推崇。陈诚跟周恩来曾在黄埔军校共事过，两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生于1898年，都注重仪表，也都清正廉洁，因此一直相敬相惜。陈诚曾经对人说过，周恩来已经够厉害的了，他能心甘情愿地辅佐毛泽东，可想而知毛泽东这个人更加厉害。

    在这个话题上，显然这些人都比蒋介石看得清楚。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中经过近距离“仔细观察”后，对毛泽东竟然得出了这样的评价：“吾料其不能成事，终难逃余之一握也。”

    呵呵，真不知道蒋委员长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自信！

    最后，再来看看黄仁宇对毛泽东的评价。

    黄仁宇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大名鼎鼎的新派历史学家，一部《万历十五年》风行天下，直到现在仍然是历史图书的经典之作。不过，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其实黄仁宇毕业于黄埔军校，在抗战时期曾担任过国民党军的连长、新一军参谋，1946年被保送到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深造，回国后担任国防部参谋。直到1950年才退役，开始专心研究历史。

    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看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底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而且，黄仁宇在书中还写道：“更难的是评价毛泽东的人格，传统中国史家的‘褒贬’手法此处完全无法适用，因为他有非凡的生涯，历史学家尤其还必须记住：他的妹妹、两个弟弟、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都因为他而淡然赴死，更不用说另一个妻子还在狱中。……毛泽东是个伟人，他有超强的行动能力和无比远大的视野。而好人或坏人，慈悲或是奸诈这样的标准不适合他。”

    俗话说：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力，要看他的对手怎么说。如果说我们党内的大人物们推崇毛主席还算理所当然的话，那么国民党的这些大人物们也如此推崇毛主席，就足见毛主席超凡的魅力了。

    延伸阅读：

    毛泽东的预言许多准确实现了，还有一个时间未到

    毛主席不仅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还是一位很有名的预言家。他运用丰富的知识加上精辟的分析对中国甚至世界事物做过很多预言，其中很多都已经实现。

    毛主席因为博览群书，所以能够对未来的一些事物做出很准确的判断。1916年，毛主席预言20年内中日之间必有一战，果然在20年后的1937年的就爆发了七七事变，预言被印证。

    在1919年7月预言德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将会祸害世界，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印证了这一点。

    1945年，当时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期投掷了两颗原子弹，瞬间造成数十万人伤亡，全世界都笼罩在核恐怖中，但是毛主席经过分析预言世界核大战无法打起来，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判断，70多年过去了，世界并没有爆发核战争。

    毛泽东的预言有许多是准确地实现了，这个惊人的现实，他是如何“掐指一算”的呢！？

    “1921年，毛泽东和萧子升一起乘船去上海，他曾对萧预言说：共产党会在三十到五十年内取得政权。”

    从1921年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经历了“三十到五十年”而是二十八年，这正好是毛泽东曾用名“二十八画生”征文招友时代名的数字，如果不是他用过“二十八画生”这个别名，大概谁也不会去计算繁体字“毛泽东”三个字是多少笔画的，这也算是一个巧合的数字吧。

    当时毛泽东是如何估计这取胜的时间，是根据什么资料和数据得出，作者没有去考察。但以后毛泽东的预言，尤其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可以确切地看出，他是根据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变化和实力增减的数字，推算出来的。而且毛泽东给出了三个数字，以便留有余地。在当时，这些预言成了我们的精神武器，每天都计算蒋介石被歼灭多少兵力，早日看到胜利的到来。

    抗日战争的本身表明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是毛泽东认为抗日必胜的最基本的依据。觉醒的人民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有诸多条件。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主要反对了当时存在于国民党中的“亡国论”。战争开始头一年，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无力，使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约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内的汪精卫之流，从高喊“焦土抗战”最后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当儿皇帝，都是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中国人亲眼目睹的过程。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军纪的松弛，上层的腐败，使中国人民对国民党丧失了信心。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问世，是全国人民尤其是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敌后人民，是一副强壮剂，是精神武器，使人民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前途，建立了必胜的信心。

    《论持久战》成了当时抗日战争的百科全书。毛泽东指出了战争是长期的，也就反驳了一部分人的“速胜论”。他指出抗日战争的发展到胜利，必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人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并指出了中国必胜的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并强调：“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并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虽然在国际和国内的斗争是非常复杂的，但最终中国人民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也证实了毛泽东所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其发展要经过三个阶段。最后取得胜利。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以国民党在1946年的6月26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开始。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回延安。根据胡乔木的回忆，11月21日，在延安枣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开了个三人会议，胡乔木作记录。作出了重大的决定，而且毛泽东指出“第三次国内革命高潮”即刻到来的预见。

    1947年的2月1日，在延安召开了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明确的预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将要到来，现在是它的前夜。”

    徐向前元帅回忆毛泽东撤离延安时的话：“非打不可，要打打到底，这个战场可能要打三年、五年、十年”。按八个月歼灭蒋介石军队70万8千人计算，三年即可消灭他450万人，比他发动内战开始时的430万的军队还超出20万人，当然他的军队被歼灭后，他还可以抓壮丁补充，如果打五年，则要歼灭他750万人，打十年那就要歼灭他1500万人了。实际上只用了三年的时间，毛泽东就率部进北平了。还在1948年的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已告诉世界的人们，蒋介石已开始走下坡路了，解放军总兵力已经超过了蒋介石的军队。

    在战争中，解放军也会减员的，兵源何来，弹药武器何来。这在1946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对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得明白：“……只有蒋介石的兵才可靠……”，“蒋介石的兵是很好的，他们只需要一些政治教育……前来进犯的军队中有世世代代受压迫的中国农民，他们不是死心塌地的敌人，必须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些是充满了人民的观点，也是毛泽东看问题的基本落脚点。“归根到底，我们靠蒋介石的兵，我们损失人员，可是也俘获人员，也有跑来投奔的，我们足以补偿损失而有余。”

    这样读者也就明白了，武器弹药如何解决了。毛泽东说过。美国将武器运输给蒋介石，他又运输给我们。所以他戏称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

    毛泽东也说过，外国的进步朋友过高地估计了美国的力量，中国的同志有的过高的估计了蒋介石的力量。毛泽东的结论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毛泽东率部撤离延安，震动了整个世界，在撤离延安前即在“1947年的3月16日傍晚，毛泽东在王家坪的窑洞里接见了新四旅的部分干部，毛泽东再次嘱咐大家：‘回去给全体指战员讲清楚，延安永远是我们的，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结果1948年的4月22日恢复了延安，与毛泽东所预见的“少则一年”，多了一个月零几天。

    “好啊！我们下一次在哪里见面呢？可能不是在延安了，也许是南京、上海，或是北平吧！”

    “一年多以后，毛泽东在陕北的最后一篇文章中预言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其时机大约在1949年。”（陈四长、郭洛夫著：《艰难的转战》；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美国人作家克·特里尔叙述：1947年“特别是在3月份，毛放弃了延安，他的同僚希望坚守下来，决一死战。莫斯科也认为撤退的决定是错误的，共产党的失败会就此到来。蒋介石得意地飞到延安，毁坏了那里的坛坛罐罐，他预言，只需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消灭人民解放军。三个月以后，他的军队被一点一点地吃掉。”对决战结局的估计出现完全相反的看法，当时只有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只有毛泽东明确如何转变战局，他有着别人看不见的“心中自有雄兵百万”。

    克·特里尔的叙述语言很锋利，也不乏幽默，而且他还把毛泽东的语言“坛坛罐罐”引用到他文章中，显出了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