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是在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拍摄的，手中端着白茶缸的就是我父亲赵鹤桐。

    父亲端着白茶缸走在毛主席身边

    作为一个北京人，我曾无数次地从天安门前走过，唯独对小时候父母拉着我的手在天安门广场漫步时的记忆最为深刻，至今难以忘怀。那时，每当父母说要带我去天安门游玩时，我都高兴地像过节一样，换上新衣服，催促着父母赶紧出门。记得那时穿过前门门洞后，沿着笔直的道路远远望去，正前方是高耸入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路的两侧是苍松翠柏。绕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再往前看就是雄伟的天安门。父亲常常指着天安门向我讲述1949年10月1日他陪同毛主席参加开国大典的盛况，讲述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故事。时光流逝，现在我已到了不惑之年，父母也已先后故去。但每当我从天安门前走过时，父母的话语就会从我耳边响起。

    端着白茶缸的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赵鹤桐1945年3月入党参加革命，当时他年龄还未满16岁。他是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在“四野”，1949年初调到毛主席身边当卫士，负责保卫和照顾毛主席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1949年10月1日，父亲作为贴身卫士随从毛主席参加了开国大典。下午2点多钟，父亲所乘的车跟着毛主席的车先后到达天安门城楼台阶前，毛主席下车后同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信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我父亲身穿军装紧随其后，右手端着一个沏着热茶的白色搪瓷缸，左肩背着军用挎包，里面装着为毛主席准备的生活用品。为了确保毛主席的绝对安全，毛主席外出活动的饮食一律由身边卫士携带；不得已需在外用餐时，都必须经过贴身卫士亲自检验，确保没问题后，方可让毛主席食用。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中就有我父亲为毛主席服务的身影。

    毛主席先举起敬礼的手

    父亲后来告诉我的一件事，震撼着我的心。1949年初，当他听说要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心情格外激动，心想，能直接为毛主席服务是多么光荣啊！可真的见到毛主席时，他不知所措，心里惴惴不安。

    那天，领导同志送我父亲到毛主席那里报到，主席见我父亲来了，起身走上前来先向他很标准地敬了一个军礼，我父亲赶忙立正，向毛主席还礼。接着，毛主席主动伸出手来和我父亲握手，父亲这才被动地伸出手来和主席握手。

    毛主席亲切地问：“小鬼，愿意来我这里工作吗？”

    “愿意，愿意，只是……”没等他说完，毛主席好似看透了他的心思，笑着说：“只是什么，怕做不好工作是不是？”

    父亲回答：“是。”

    毛主席说：“你参加两大战役都不怕，现在就更不要怕了。”

    父亲说：“为毛主席工作和前方打仗不一样。”

    毛主席说：“你在前方打仗是为人民服务，给我当卫士同样是为人民服务。你给我当勤务员，我给人民当勤务员。总之，我们共产党人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你说对不对呀？”

    父亲回答：“对。”看到毛主席那和蔼可亲的样子，不知不觉一点也不紧张了。

    毛主席讲：“我们为人民服务，讲‘完全’、‘彻底’，讲‘认真’。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一定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小鬼，你说对不对？”

    父亲回答：“对。主席您讲的话我记住了。”

    父亲在以后的工作中，总是按照毛主席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做好每一件小的事情。

    守卫着毛主席睡地铺

    解放初期，我父亲陪毛主席出差去天津，工作了一天要休息了，父亲陪着主席走进了准备好的客房，屋内放着一张钢丝床，床上铺着高级的被褥。毛主席看着床上的被褥说：“现在人民生活非常困难，这套东西我们不用好不好？”

    我父亲说：“好，我去找人家给换一套普通的被褥来。”

    毛主席说：“不必了。刚解放不久，天津的同志们忙得很呢，我们来这里工作尽量少给他们添麻烦。”

    我父亲问：“主席意见怎么办？”

    毛主席说：“我出个主意，这套被褥我们不用，这钢丝床晃晃悠悠的，我用不习惯，干脆撤出床上的垫子铺在地板上，盖上我们自己的衣物就行，这油漆地板比我在延安用的床还高级呢。”

    我父亲说：“我不同意，我们年轻人没问题，可是主席年岁大了，我一定给主席找张床来。”毛主席坚持不同意。没办法只好依着主席，睡在地板上。

    第二天，主席醒来后，嘱咐我父亲说：“这事可不能说出去，说出去会惹麻烦的。”所以我父亲一直未向别人说起过此事。

    毛主席借书“有借有还”

    1954年11月，我父亲随毛主席去广州。一天深夜，主席按电铃把我父亲叫到办公室，问道：“你有没有《宪法》书？”我父亲说：“有。”

    前不久，中直机关刚发给我父亲一本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认真通读，并用红铅笔在书上进行了标注，为了方便学习，这次正好随身携带。

    毛主席说：“你把书先借给我看看好吗？”

    我父亲说：“学习时我用红铅笔划得很乱，书皮上还写了我的名字，等我马上擦干净给您送来行吗？”

    毛主席说：“没关系，我急等用，你就拿来，用完我一定还你。”

    很快功夫，我父亲就把书拿来，送交给毛主席。

    那天深夜，毛主席认真阅读了此书，并用黑铅笔在书上划了些道道和圆圈。毛主席阅完后让秘书把此书送给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阅，并在书皮上用黑色铅笔重重地写上“退毛”二字，意思是请中央领导们传阅后退还给毛主席。

    两天过去了，毛主席又把我父亲叫到他的办公室，主席笑着说：“借你的书退回来了，现在还给你，希望你今后好好学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父亲激动地回答：“今后一定遵照主席批示办，认真学习，做好工作。”我父亲从主席手里接过这本书，看到主席的批注，想到主席的教导，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亲晚年嘱咐我们说，毛主席为国家日夜操劳，可向身边卫士借一本书也办得这样周到、细致，不仅用完后还给我，还关心我的成长，你们要将此书作为珍贵文物珍藏在身边。

    终于找到在主席身边的影像

    我母亲王瑞珍是1948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被分配到育英学校工作，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和收养的烈士子女都在该校学习和生活。

    1953年9月13日，在毛主席的安排下，父亲约母亲在中南海会面。那天，毛主席请我母亲划船。主席在了解我母亲的基本情况后，向我母亲介绍说:“赵鹤桐今年二十四岁，这孩子老实、正直、机智灵活，学习进步很快，他的工作我很满意，我希望你们好。”当晚，毛主席还特意留我父母与他及其家人一起吃了晚饭。

    1953年10月毛主席送我父亲去人大工农速成中学(现人大附中)学习，当时我母亲也被单位选送到该校学习。由于我父亲走后毛主席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受到影响，1954年4月，中办警卫局又将我父亲调回毛主席身边工作。临走前，父亲约母亲见面，父亲向母亲说明了情况，母亲说：“这是党对我们两个人的考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当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无条件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同意你回到主席身边工作。说实在的，主席身边的事在小也是大事，我们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我父亲追问到：“咱们俩的关系怎么办？”母亲说：“你想怎么办？”父亲说：“我想关系保持下去，最后走到一起。”母亲回答的很干脆：“过去主席对我讲过，你的工作他很满意，如果这次回去，你的工作还能让‘老人家’满意，那咱们俩的关系就这么定了。”听了我母亲的话，我父亲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会心地笑了。最终，我父母幸福地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