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药食同源”？

    远古时候人类的祖先为了生存需要，不得不在自然界到处觅食。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了各种食物和药物的性味和功效，认识到许多食物可以药用，许多药物也可以食用，两者之间很难严格区分。从治病的角度来说药即是食，食亦是药，这就是“药食同源”，也是食物疗法的基础。《黄帝内经太素》一书中写道：“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反映出“药食同源”的思想。

    “药食同源”的起源

    “药食同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即人类在长期与疾病、饥饿作斗争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精华。“神农尝百草”就是人类认识食物和药物的真实印记，反映了药物的发现源于人类的生活和实践，尤其是食物的寻找。《淮南子·修务训》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蟯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可见神农时代药与食是不分的，无毒者则用之，有毒者则避之。

    药食同源的理论基础——“四性五味”

    我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药”和“食”的结合，早在周朝时代（公元前四世纪以前）朝廷所设立的医疗机构中就设有“食医”这一职位，主要负责君主的食疗养生。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养生方》和《胎产方》中就记载有不少的药食和药膳资料。经众多学者考证，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黄帝内经·太素》、《神农本草经》等中医典籍记录了中医理论下“药食同源”及其理论基础的演变。

    随着中医理论的成熟，古代医学家将中药分为“四性”和“五味”，也称为四气五味，是指中药的药性和味道。

    “四性”是指寒、凉、温、热四种不同的性质，其中寒与凉、热与温有其共性，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温次于热，凉次于寒。寒、热、温、凉四性，是与病性的寒、热相对而言的。温热性质药物多有温经、助阳、活血、通络、散寒、补虚等作用，适合寒证等选用，寒凉性质药物多有滋阴、清热、泻火、凉血、解毒作用，适合热证等选用。

    “五味”指的是酸、苦、甘、辛、咸，五味作用特点在于“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中医认为五味入于胃，分走五脏，以对五脏进行滋养，使其功能正常发挥，不同的药物对脏腑的选择性迥异。甘味对应器官为脾，有滋养、补虚、止痛等作用；酸味对应器官为肝，有收敛上卜汗、开胃生津、助消化等作用；咸对应器官为肾。有消肿解毒、润肠通便等作用；苦味对应器官为心，有清热、降火、解毒、除烦等作用；辛味对应器官为肺。有补气、活血、发散风寒等作用。

    孙思邈所著《千金食治》说: 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酸，令人癃，不知何以然？”少俞曰∶“酸入胃也，其气涩以收也。上走两焦，两焦之气涩，不能出入，不出即流于胃中，胃中和温，即下注膀胱，膀胱走胞，胞薄以，得酸则缩卷，约而不通，水道不利，故癃也。阴者积筋之所终聚也，故酸入胃，走于筋也。”“咸走血，多食咸令人渴，何也？”答曰∶“咸入胃也，其气走中焦，注于诸脉。脉者血之所走也，与咸相得即血凝，凝则胃中汁泣，汁泣则胃中干渴。渴则咽路焦，焦故舌干喜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咸入胃，走于血。”“辛走气，多食辛令人愠心，何也？”答曰∶“辛入胃也，其气走于上焦，上焦者受使诸气而营诸阳者也。姜、韭之气，重至荣卫，荣卫不时受之，却溜于心下，故愠。愠、痛也。辛者与气俱行，故辛入胃而走气，与气俱出，故气盛也。”“苦走骨，多食苦，令人变呕，何也？”答曰∶“苦入胃也，其气燥而涌泄，五谷之气皆不胜苦。

    他们认为每一种食物也具有“四性”、“五味”。这种认知给“药食同理”的思想赋予了食物“性、味、归经”。以“四气、五味”学说为核心，结合人体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探讨了人类逐渐把握药物的自然属性，并将其应用到饮食中的过程。这就是药食同源的理论基础。

    “药”与“食”的用法和差别

    古人认为治病不应轻易的用药，应当先食疗养，若不愈再用药。唐代名医孙思邈说：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发用乖宜，损伤处众；药之投疾，殃滥亦然。

    中药与食物的共同点是，都可以用来防治疾病。它们的不同点是，中药的治疗药效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药劲大”，用药正确时，效果突出，而用药不当时，容易出现较明显的副作用。而食物的治疗效果不及中药那样突出和迅速，配食不当，也不至于立刻产生不良的结果。

    中医药学还有一种中药的概念是所有的动植物、矿物质等也都是属于中药的范畴，中药是一个非常大的药物概念。凡是中药，都可以食用，只不过是一个用量上的差异而已，也就是说：毒性作用大的食用量小，而毒性作用小的食用量大。因此严格地说，在中医药中，药物和食物是不分的。是相对而言的是，药物也是食物，而食物也是药物；食物的副作用小，而药物的副作用大。这就是“药食同源”的另一种含义。

    但不可忽视的是，药物虽然作用强但一般不会经常吃，食物虽然作用弱但天天都离不了。我们的日常饮食，除供应必需的营养物质外，还会因食物的性能作用或多或少的对身体平衡和生理功能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日积月累，从量变到质变，这种影响作用就变得非常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并不亚于中药的作用。因此正确合理地调配饮食，坚持下去，会起到药物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食疗文化的兴起

    南北朝时期，食疗文化逐渐兴起，《本草食疗》、《食疗经》、《饮膳正要》等食疗专著被整理出来，形成了“药食同功”的理论基础。聪慧的中国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药膳文化，同时也以上千年的生活实践证明了“药食同源”物质的安全性。

    随着经验的积累，药食才开始分化。在使用火后，人们开始食熟食，烹调加工技术才逐渐发展起来。在食与药开始分化的同时，食疗与药疗也逐渐区分。

    《内经》对食疗有非常卓越的理论，如“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这可称为最早的食疗原则。

    孙思邈在其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设有“食治”专篇，至此食疗已开始成为专门学科，其中共收载药用食物164种，分为果实、菜蔬、谷米、鸟、兽四大门类。孙思邈还指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情爽志以资气血”、“凡欲治疗，先以食疗；既食疗不愈，后乃用药耳”；并认为“若能用食平疴，适性遣疫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孙思邈的弟子孟诜集前人之大成编成了《食疗本草》。这是中国第一部集食物、中药为一体的食疗学专著，共收集食物241种，详细记载了食物的性味、保健功效，过食、偏食后的副作用，以及其独特的加工、烹调方法。这时还有医博士昝殷编著的《食疗心鉴》、南唐陈士良的《食性本草》，都是在晋唐时期出现的专门论述食疗功效的专著，将食疗、药膳作为专门的学科进行详细的论述。

    《备急千金要方》标志着食疗学已经是一门独立学问，成为独立的学科。书中除集中叙述五脏喜恶宜忌，食物气味、归经以外，还着重论述食疗在医药中的地位，指出其重要性。他提出：“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提出能否正确应用食疗药膳治病作为衡量医者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并强调：“夫为医者，当须先调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他把食疗药膳作为治病疗疾的首选对策，可见他对食疗的重视，把食疗学提到相当高的地位。他还列述了可供药用食物共164种，其中果实类29种、菜蔬类50种，谷米类27种，鸟兽类40种。详述每种食物的性味、毒性、治疗作用、归经、宜忌、服法等。

    北宋王朝几位统治者，对医学的发展颇为重视，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如成立整理医著的“校正医书局”以及药学机构“太平惠民和剂局”等。北宋官修的几部大型方书中，食疗学作为一门独立专科，得到了足够的注意。如《太平圣惠方》及《圣济总录》两部书中，都专设“食治门”，即食疗学的专篇，载方160首，大约用来治疗28种病种，包括中风、骨蒸痨，三消、霍乱、耳聋、五淋、脾胃虚弱、痢疾等。在药膳方剂，以粥品最多（如豉粥、杏仁粥、黑豆粥、鲤鱼粥、薏苡仁粥等），成为食治门中的主流。此外还有羹、饼、茶等剂型。《圣济总录》中有酒、饼、面、饮、散等不同形式，且制作方法也较详。

    元代的饮膳太医忽思慧著的《饮膳正要》，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营养学专著，它超越了药膳食疗的旧概念，从营养的观点出发，强调正常人加强饮食卫生，营养调摄以预防疾病。他在书中强调：“夫安乐之道，在乎保养……故善养性者，先饥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在令书三卷内容中，首列“聚珍异馔”，作为正常人调摄，强身健体的滋补食品。他在中医药发展史上首先从养生预防的观点出发，提出食物营养的要求。介绍了多种日常饮食的制作，包括汤类16种、粉类6种、面类8种、羹类4种、粥类4种。至于食疗药谱，治疗各门类疾病的方剂也很多，如桃仁粥，桃仁三两去皮尖和入煮粥，治疗咳嗽胸满喘急；黑牛髓煎，用黑牛髓半斤，生地黄汁半斤，白沙蜜半斤共熬为膏，治疗肾弱、骨败，瘦弱等，都是典型的药膳。其它如香圆煎，枸杞茶，荔枝膏等都是简便易行的食疗方剂。末卷还把203种食品按米谷、兽、禽、鱼、果、菜和料物7类，介绍其性味及疗效。《饮膳正要》是中医食疗药膳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标志着中国食疗药膳的成熟和高度发展水平，同时它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主要反映北方地区的饮食习惯，比较符合北方居民的需要；二是统治阶级的需要。它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食疗药膳总的水平。此外，还有吴瑞的《日用本草》，娄居中的《食治通说》，郑樵的《食鉴》等，都从不同侧面论述了食疗与药膳，并提高到相当的高度来对待。

    明清时期的食疗药膳

    明清时期是中医食疗药膳学进入更加完善的阶段，几乎所有关于本草的著作都注意到了本草与食疗学的关系，对于药膳的烹调和制作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且大多符合营养学的要求。明代的医学巨著《本草纲目》给中医食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仅谷、菜、果3部就收有300多种，其中专门列有饮食禁忌、服药与饮食的禁忌等。朱棣的《救荒本草》记载了可供荒年救饥食用的植物414种，并将其详细描图，讲述其产地、名称、性味及烹调方法。此外还有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卢和的《食物本草》、宁原的《食鉴本草》；其中较为著名的是贾铭的《饮食须知》、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等，它们至今在临床及生活中仍有较大的实用价值。这一时期的食疗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提倡素食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黄云鹄所著的《粥谱》、曹庭栋的《老老恒言》均重视素食，这对于食疗、养生学的发展均有帮助。中国药膳起远古至现今，源远流长；自宫廷到民间，广为传播。据有的学者统计，自汉初到明末，有关药膳的著作已有300多部。而今有关食疗药膳的著作更是色彩纷呈，应用空前广泛，以至出现了一些专门的药膳餐馆。在人们的生活中，药膳也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并在国外也享有盛誉，备受青睐。药膳是中国传统饮食和传统医学的重要内容，今天，它已成为一门独具特色的科学、艺术和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传遍世界各地。

    对食疗药膳的制作，也有新的发展，如徐春甫《古今医统》90卷中，载有各类饮食如茶、酒、醋、酱油、酱、菜蔬、肉、鲜果、酪酥、蜜饯等等的制作法，多符合营养学的要求。明清时期对特多疾病及年老者的食疗药膳尤为重视。其中较有名的高濂的《遵生八笺》，记载了适合老年人的饮食极为详尽，如粥类38种，汤类共32种。清代曹慈山的《老老恒言》尤其注意老年的应用药膳防病养生，对老年人食粥论述最详，提出“粥能益人，老年尤宜”，并将药粥分为三品，上品“气味轻清，香美适口”，中品“少逊”，下品“重浊”，主张：“老年有竟日食粥，不汁顿，饥即食，亦能体强健，亨大寿”。书中提出上品粥36种，如莲米粥、芡实粥、杏仁粥、胡桃粥、枸杞叶粥等；中品粥27种，如茯苓粥、赤小豆粥、大枣粥、龙眼粥；下品粥37种，如地黄粥、羊肝粥等等，都是后代常用老年滋补，健脾益肾及一般虚弱的常用药粥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