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璜同时指出年广九身上存在的“毛病”，希望他尽快改正，合法经营，正确对待那些没有公正对待你的人，努力争取更大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黄璜的复信使年广九吃了“定心丸”，他倍受鼓舞，不再担惊受怕。这封信在安徽日报公开发表，极大地鼓舞和促进了全省个体经济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的非公经济一直被视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并受到严格限制和严厉打击。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安徽，个体商业者达17万之多。“文.革”后，只剩下700多户。

    当时社会上对年广九“傻子瓜子”姓“社”姓“资”的争论传到中南海时，邓小平先后三次提及“傻子瓜子”问题。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全局。”

    年广九“傻子瓜子”不仅促进了芜湖个体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全省乃至全国个体经济的发展。1984年底，《文汇报》报道《芜湖由“米市”变成“瓜子城”》。1985年4月，芜湖隆重举办“芜湖瓜子城的形成和发展研讨会”，全国一些经济学家和学者以及政府官员云集江城，研讨“傻子瓜子”的成功经验和芜湖瓜子产业的发展前景。全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特地为研讨会题词。1986年3月《文汇报》发表上海作家周嘉俊的文章《瓜子城芜湖》。

    2008年10月28日，由芜湖市政府主办的《“傻子现象”：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高峰论坛》在芜湖隆重举办。原安徽省委书记、时任全国政协第九届常委的黄璜，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卜宪群，省政协副主席王鹤龄及芜湖市副市长程晓苏、王沧江等领导和100多名嘉宾参加了会议。

    与会的领导、专家和学者一致认为：“傻子”是一种现象，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傻子”诞生在计划经济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期，姓“资”姓“社”是当时社会争论的焦点。

    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的号角，被压抑的民间创业激情像潮水般迸发出来。“傻子”就是这千万个民间创业者的代表。

    邓小平肯定“傻子”就是对这种社会现象的肯定，对这个时代的肯定，对社会经济制度的肯定。对“傻子”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肯定。

    黄璜是江苏涟水县红窑人。他从1952年7月到安徽工作，1987年7月离开安徽，在这里工作了35年。他对江淮大地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与安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他所说：“系我一生心，不负皖地缘”。

    作为安徽人，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任省委书记期间旗帜鲜明地支持“傻子瓜子”的发展，卸任省委书记多年后，仍来芜湖参加由芜湖市政府主办的《“傻子现象”：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高峰论坛》，这充分说明黄璜心中富民强国的情怀和对江淮人民的挚爱始终不泯，老而弥坚。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与八十多岁高龄的黄璜同志见了一面，并亲切握手。那是2018年6月中旬，我到合肥稻香楼宾馆参加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第七次会员代表会议。曾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的黄璜、卢荣景、王金山等省委主要领导应邀出席。

    15日上午9时，大会正式开幕前夕，与会领导都是从主席台后边的小门走上主席台对名就座的，唯独黄璜从会场后边通过会场的向主席台走去。许多与会代表都站起来向他注目。他热情地与一些靠近通道的同志亲切握手。

    那天我正好坐在通道旁边，见他走来，出于对他的尊敬，我连忙站起来。黄璜同志笑容满面，伸出右手与我握手，并将左手扶着我的右臂，使我感到像与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握手一样亲切。坐在旁边的蚌埠市史志办郭主任手疾眼快，迅速用手机拍下了这梢纵即逝的一瞬，使我得以保留一张与黄璜同志握手的照片。

    亚圣孟子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春秋时期的名士曹刿也说过：“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都是先贤对高官的认知。

    平心而论，官场中人鱼龙混杂，不是都好，也不是都坏，既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好官，也有是非不分、只求保官的庸官和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的小人，更有贪脏纳贿、腐化堕落的腐败分子。

    凡是正直之士，对那些昏庸无能、吹牛拍马、媚上欺下、陷害忠良的坏官，历来都是横眉冷对甚至嗤之以鼻的。

    我不是见了高官就趋之若鹜、顶礼膜拜之辈，只对那些有见识、气魄、人格和良知的好官才乐于将发自内心的尊敬奉献给他。

    我对黄璜有好感，所以见他从会场过道走来才起立表示对他的尊敬，对别的官员则未必了。

    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