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党组织被破坏得已经不得不自我保护了，所有加入了党组织的人都是秘密的，而且都是单线联系，只有你的入党介绍人了解你的党员身分，妈妈这样对我讲述当时的情况。“公开党员” 当时寥寥无几，正由于她的坚定、顽强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她被指定为“公开党员”。在工作中，在一分校女生队里，她责无旁贷地处处事事以身作责，起着表率作用，影响和带动着新参加革命队伍的青年同志和身边的其他同志们。大家都尊重和爱戴她。
妈妈后来的“生平”中，这样提到 “易辉同志是为革命不惜献出生命，勇敢无畏的共产党员”。

    （三）决不投降

    在一次开展民运工作过程中，他们战工团相当靠近敌占区，在距离敌佔区仅有八里地的平顺县一代，遭遇到鬼子的袭击。已经是傍晚，她们完成了工作，准备返回驻地，在敌我力量悬殊没有老乡支持的情况下，由于她们的力量很单薄，为了避免目标太大，只好由集体转为分散行动。

    在山路上的树荫里，她们三个人走走藏藏地迂回了一段时间后，她感到似乎已经被敌人发现了，能够感觉到敌人越来越接近她们。当她已经可以听到日本人叽哩呱啦说话声音时，发现她们已被三面包围了，背后是山崖，天已全黒，她们别无它择，不想被俘虏就只能跳崖。她想到了共产党员的职责，三人小商议了一下，她毅然决然地把手中的枪扔下山崖后，没功夫多想，纵身跳下黑洞洞、深不见底的悬崖绝壁。跳下时，她还清醒。我问她，那山崖有多高？她说：“当时不知道，只觉得在空中有段时间。” 当时她还想到：“党培养我入了党，成为公开党员，没干多少工作就这么死了，真是对不起党的培养和期望。”

    我又问，“你落地时很疼吗？” “你也没死呀？软着陆？”

    她说，“记不清楚啦……，记得我们成队与敌人周旋了一阵，分散成小组后天就黒了。我不知道怎么着的陆，昏死了过去。”

    醒过来时，她看到星星很亮，四处静悄悄的。她想 “ 我死了吗？我是死了。死就这么容易吗？！别人死怎么那么难呢？这么安静的环境？！” 此时，她听到从不太远的地方传来呻吟的声音，很微弱的男同志呻吟声。妈妈很想过去帮那人一把 ，才发现腿已经动不了了。那动不了的腿疼的厉害。此时 “ 我发现我还活着 ” 妈妈对我说。她觉得蚊子很多，嗡嗡地叫着，围着她，叮着她的手、脸 、眼睛、耳朵……。

    和她几乎前后一起跳崖的另一个男同志，在附近不远问她，易辉同志，你怎么样……妈妈试着站起来，但是没有成功，很疼，那男同志移动了过来，试图扶她，说，只要能站起来，我背你走，我们还要尽快回战工队去。但是她实在疼的厉害，对那男同志说，你快走吧，不要管我了。我的腿动不了了。

    “后来呢？” 我问，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是不是昏了过去又醒了呢？但天已经麻麻亮。”

    她听见了杂乱人声来自半夜那男同志呻吟声的方向，由于她的位置还是太远了点，而且人声比较杂，她声音微弱, 没有人意识到就在不太远的地方，还有一个不能动的她的存在。夏天山里的清晨挺冷的，她用能动的手，抓了些叶子盖在身上保暖。妈妈只觉得口干的厉害，但她没有任何措施能与任何人沟通上，唯一的只有在那里等着再有人上山来。

    过了很久很久，终于又有了人的声音，更多的人声了。她听到有人喊叫的声音，那是战工团战友们和老乡们在寻找她们。终于她被救了，但是每试着动一动，她就痛的难忍。他们中有人用手触摸了一下她的伤腿，分析说，恐怕是已经断成了三节，只能又回去找了个大筐，轻轻地把她放置在里面，抬到一个雨天存放羊的山洞里，留了些水和干粮给她。

    每天有老乡给她送水和干粮，这样度过了2～3天，鬼子撤了，老乡们用门板做了个临时担架，放在车上，采用沿村接力的方式，送她去前方医院。当时她发着烧，脸上、手臂上都被蚊子咬得肿了起来，被树枝，石头划破和流血的伤口加在一起，已经面目皆非了。

    已经断了6、7天的腿骨，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这对于还在生长年龄的妈妈，已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难为了当时部队的外科医生，他们尽了最大努力，试着把断成三截的腿骨接起来……还是没能保住骨骼原样，伤腿还是比另一条腿短了两公分，酿成了终生遗憾。

    住在医院里观察、护理的这段时间里，妈妈说她 “尽可能帮助医院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出出墙报、写写日志、编编快板书什么的。初中毕业，那时在部队里算是知识份子了。” 抗大此刻也已经得知易辉还活着，被手术接腿，正在医院里恢复和观察，常常会有同志们来看她。校长何长工还派人送来了 “宁愿玉碎，不为瓦全” 的慰问锦旗。妈妈这样想：当时不过是我们人太少，鬼子人多而已，不然的话，离那么近了，多好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做梦都在盼着杀鬼子！参加了八路军，中国共产党，为的就是抗击日本鬼子。宁愿牺牲生命，一生决心跟党走到底。

    她心甘情愿，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说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本质。终于到了可以批准出院时，抗大派人牵了牲口来接她。回程路上，在他们即将到达时，远远地她发现 “怎么那么多人集会？是什么庆祝活动吗？” 她给我讲当时的情形，“还有红旗，彩旗在台上”。原来是一分校为了表彰她，特意以召开表彰大会形式来欢迎她归队。抗大还通报表彰了她，“宁死不当俘虏” 的女英雄 易辉。那一年她还不满18岁。

    （四）婴儿夭折

    伤残的妈妈希望能在抗大学习，但是抗大一分校要调到山东去，而总校要过来。当时由于即将出任抗大总校校长的何长工的推荐，决定把易辉安排到中共北方局高级党校学习。高级党校是高级干部（团级以上）受训学习的地方，妈妈年纪轻轻，她想，“组织上啊，必然是把她当作了抗日功臣，才让她得到了如此高的待遇。”

    1940年8月学习结束后被派往太行山军工部工作，在当时场部工作的她的下厂要求下，她被派往子弹厂任指导员。这时她年仅十九岁。因那是和沈叔叔沈丁祥在一起工作，我特意去采访了沈叔叔，他所了解的当时妈妈在太行山军工部子弹厂的情况。“她工作能力强，肯吃苦。指导员嘛，就是要协助厂长做工作的。我必须说，她是我的好帮手”。沈叔叔十分肯定地告诉我。

    沈叔叔又说：“四二年，我们非常艰苦的呀！反扫荡，又是拆又是装，还要很快转移，她受了伤的腿给她造成很大不方便”。在转移的时候，和敌人抢速度是显而易见的。当时除了上面配给她的一个小马夫，和她从老百姓家里买来的一个牲口外，还得再有一两个战士帮助她转移。她见给转移造成很大负担，有时她就要求把她和机器一起坚壁起来。既便在那样的环境中，妈妈仍然做了大量工作，并经历了黄崖洞保卫战，得到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为提供前线弹药和培养 军工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的指导员经常更换，易辉算是时间较长的一个。大家都喜欢她，不愿她离开”。正是由于她那受了伤的腿给她造成种种的不便，给子弹厂和战士们增添了麻烦，她心中深感不安。在她的要求下，领导调其他健全的同志来到子弹厂，沈叔叔又更换了指导员。

    她调去了陕北绥德抗大总校学习。任七分校女生队长。学习完成后，就留抗大总校工作了。

    妈妈离开太行山的第二年夏天，“抢救”运动发烧到军工部。大批从城市、大学、白区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成了“抢救”对象。军工部长刘鼎持不同见解，认为这些年轻知识分子都是搞技术的，而且满怀革命热情来投奔了革命，政治上没有那么复杂。彭佳伦们本想在军工部搞出些成绩的，好嘛！部长成了运动的绊脚石。他本人是不是就有问题啊？刘鼎即刻成了他们的“抢救”对象。往日忙碌惯了的军工部，上上下下被搞得人人胆战心惊，生产无人过问，研究完全停止。中断了前线的军火提供，八路军部队伤亡很大。前线抗议说，这实际上是帮了敌人的忙 ......

    这种颠倒黑白，不问青红皂白的 “内部斗争”情况，被中共中央北方局发现了，责令军工部立即恢复军工生产。

    刘鼎成了军工部“抢救”运动的重点对象惊动了延安，即便康生、王明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质疑刘鼎的被捕、出狱，军里上至朱总司令，党内上至毛泽东、周恩来，都与刘鼎直接一起工作过。他们了解他、相信他，依靠他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取得了大量的成效。尤其彭德怀，不敢相信刘鼎在太行山被整，大叫起来，简直是胡来！谁见过这种特务，叛徒为我军千 - 方 - 百 - 计 - 造枪造炮的？刘鼎是我军难 - 得 - 的人才，“得鼎者王” 啊！老总发了话：调刘鼎回延安！军工部的人不了解他，胡来！只有党中央掌握他的情况。

    离开太行山的军工部长，感慨万分，他不情愿离开那个蓝图在握，刚刚开了头的我军军事工业 , 还有那些配合的得心应手，有知识有担当的战友们。

    那是1944年春夏季节，军工部长刘鼎在延安，和同住在军委招待所的，在军委组织部工作的四川老乡杨白冰（杨尚昆胞弟）接触比较频繁，杨白冰介绍和撮合了妈妈和爸爸的进一步相互了解。杨又通过贺龙，调妈妈到了延安。

    1945年8月，他们结了婚，妈妈随爸爸照中央的指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向东北进军，建设新的军工基地。同行的都是延安军工局的技术骨干们，延安的总工程师 沈鸿，机械工程师 徐驰，化学工程师 林华，地质工程师 汪鹏，等等。同年同月，照中央指示，成立了兴华实业公司，刘鼎任副总经理。就是这个公司接管了张家口、宣化一代的重工业，按战争的需要，改建成军工工厂，组建了一条制造八二迫击炮炮弹的生产线，标准图纸和他在延安研究出的新引信，迅速派上了用场，开工生产，非同小可地支援了前线。那是1946年10月。

    蒋介石命傅作义军队进攻张家口，那时我妈妈的老爸李世杰正任傅作义的参谋长，他并不知道他的女儿，我妈所在地正是他的部队受命要一举进攻佔领的地方，而我爸刘鼎正是他进攻对方的指挥员。他一方面组织各厂、各处拆卸设备，转移技术专业技术人员，另一方面，还要去后方选择合适的地点，规划建厂，建设新基地。……

    正在他夜以继日，万分紧张地指挥撤退，和组建工作中，他们的孩子，一个美丽的女婴因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和照顾而夭折了。

    对此，我的确问过爸爸，当时他的感受。他说，当时正值忙得要死的时候，连轴转，根本回不了家，胡子都老长也顾不得刮。接到过几个电话，说是娃娃生病，想办法送医院才成，他甚至没有时间，来想一想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他说当时头绪很多，又是拆，又是迁，又是装，又是建，同时还要产品不断。前方管不了这么多，就是要打胜仗 ！一个接一个的大单给我们下，需要炸弹，炮弹，炮，子弹，枪。前方需要就是需要，供不上就有流血，就有人命的代价。紧张 ！缺少时间是他的大问题。

    “一天傍晚，警卫员带着易辉来找我，她见到我就哭了起来 。她这个人是不哭的 ..... 不好，娃娃是不是 ...... 闪入了我的脑袋，果然她就说了，娃娃死了，她眼看着她死在她的怀里，一点救她的办法也没有。越说哭的越厉害。但她没有一句抱怨的话。我知道这事我有很大责任。”

    “我回家哪怕一次，这个事故也不会发生。肺炎送医院，打上针就能解决问题。可怜的娃娃，我怎么能离开这里，不可能的。哎，可惜了，那么好的一个娃娃！”

    事过多少年以后，妈妈给我们讲起那时的事，仍旧还是很伤心。她回忆，46年冬天，她怀抱婴儿，从张家口撤离到了河北阜平县河西村，新的兵工基地山西灵丘县上寨离河西村60多公里，我们住的当地农民老百姓的房子，很冷，孩子感冒，又转成了肺炎，缺医少药，又离医院太远，带孩子我又没经验，做妈的一点忙都帮不上，病得越来越重的9个月的女婴就这么不治而死。我心疼，我内疚，我委屈，我从内心里想哭。

    我完全明白了。回家？孩子？一切都得给解放战争的军火供应让路，就连吃饭睡觉也得让路，没有别的选择。没有！这么多年的奋斗，现在到了这非常重要的一拚，他们用他们自己孩子的生命，换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无数孩子的生命和幸福。妈妈对我说，她精神上受到的刺激很大，没有能够再回到河西村去住，就留在了上寨，爸爸的身边。在这里的日日夜夜，她亲眼见到，亲身体会到当时的军工人员和我爸爸忙碌的连轴转的情况。有时需要走，连收拾时间都没有，抬脚就得走，而且根本说不出是离开一天还是两三天…… 晚上，偶尔他也有在家的时候，那也是伏在炕桌上画图设计，直到深夜或凌晨。即便是白天，也是经常忙的连饭也顾不上吃。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他，“你就知道炮弹！” 这是妈妈亲口对我讲的。后来爸爸对我讲，在他的记忆里，“这是易辉唯一的一次抱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