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我的父亲杨建新和母亲江维英　

    我的父亲杨建新

    我的父亲杨建新同志1899年6月生于湖南浏阳文家市区中和乡阳谷塅村。原名杨贵有，号辅仁，曾化名易中，彭震山、谭建新。贫苦农民出身。

    杨建新同志的家世渊源：他的父亲杨富姜曾多次参加湖南运动，主张正义，打抱不平，当地穷苦人很尊重父亲，称它为“姜大”；母亲邱自明，浏阳市大瑶镇人，外祖父邱正善前清考为进士学位，大旱灾年将女儿嫁到中和乡的杨家老屋，偏僻山区，灾情稍好些。她受过传统思想教育，书香门第，知书达理，明事理善于处理家务，是开明的贤妻良母。母亲生他兄弟六人，姐妹四人，杨建新为最大，经济困难，靠租佃地主的田地耕种维持生活。因此全家养成一种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勤俭朴素的习惯，在父母教育和影响下，他兄弟姐妹除劳动外，学练一身好武艺，无不良嗜好，在广大农民群众中有极好的影响，创造了参加革命的有利条件。虽然家境贫寒，母亲尽力让每个孩子至少都能读两年书。

    我奶奶邱家历代出官员，大学士等，大学士邱俊就是其中之一（墓在海南島文昌县内）。第六十三世(明朝)君育之子一  淑毅一明纪中浚公(邱浚)字仲深，居琼卅号琼山登明景泰进士任至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在1925年大革命时期，杨建新全家投入到革命运动之中。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他家为革命先后牺牲8口人（包括父亲、母亲、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为中国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杨建新读私塾两年，自小在家劳动，身体健康，力气和记忆力强，善于珠算，好学武艺，在母亲的指导下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救国救民的革命活动。由于受封建剥削压迫体会较深，也取得了许多旧社会中的常识，所看到和听到的事情比一般农民要多，应付社会的能力较强。杨建新的舅父邱自潜（洪吉）是当时孙中山、黄兴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广州起义、湖南总督焦达峰的文书（司爷）。在他影响下，1925年6月就参加了长沙起义等活动。

    1925年“五卅惨案”时，全国开展反对日货运动，组织雪耻会，杨建新同志参加了浏阳城雪耻会，后参加了秘密农民运动。1926年北伐军打长沙后，活动完全公开了，他担任乡农协军事委员兼农民自卫军连长。1926年9月杨建新同志由朱明德、黎习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为正式共产党员。1927年春调浏阳县第49区自治政府工作。1927年4月21日马日事变，大革命失败后，浏阳一片白色恐怖，各级农会和革命团体均遭到破坏，不少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他与少数党员同志转为地下活动。他们把敢于坚持革命斗争的个人、农民秘密组织起来，编为秘密的工农赤卫队和游击小组，开展秘密活动，恢复了支部组织活动，成立了党支部，10月选他任党支部书记，为秘密工作改名为“易中”。为保护党的组织和革命同志，建立地下武装做出自己的贡献。

    1928年7月初他调到浏阳县委第一期党务训练班学习兼任管理财务，训练班主任是浏阳县委张启龙同志兼任。学习内容是政治形势、发展组织、建党、发动群众斗争的政策，马克思理论等。毕业后，1929年分配到浏阳（文家市区）第八区任农委会委员长兼游击队党代表、区委书记（这时他改名为彭震山），他积极帮助掩护中共浏阳县委活动（因为当时县级一切机关都秘密住在这区办公）。他曾带领游击队攻打桐木、岩前和山枣潭等地，推动了全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并积极参加筹备、召开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因成绩卓著，这年年底县委调他到浏阳第十区（大瑶镇为中心区）任区委书记，当时工作仍是地下活动，故又改名为谭建新。不久全县形势发展逐步公开活动，他遵照县委指示积极领导全区人民进行查田、分田，使广大农民第一次得到了自己的土地，受到全区人民热烈拥护，大大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30年十区的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5月间第一次攻打浏阳县城时，他动员全区工农积极参加战斗。胜利后，十区即召开了第一次全区工农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他为十区区委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代表。7月份，红五军攻打长沙时，县暴动委员会决定他任南路总指挥主要领导与指挥九、十、十一区游击武装和赤卫军配合红军作战。

    为了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1931年1月经县委调他任湖南省赤卫军第二师政治委员，领导指挥三区（张家坊）二区（永和）六区（高坪）三个区近万名赤卫军，奉命在浏阳东乡双江一带驻防捍卫苏区的安全。8月县委调他任浏阳二区委任公开共产党代表兼组织部长到1932年。

    从1925年参加工作以来，因群众基础强和党对他的重视，工作成绩是很显著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也有了很快的提高。他在领导八区和十区的工作期间，对李立三左倾路线烧毁房屋、杀人、平均分配土地的某些政策是有看法的，实际证明他坚持的是对的，所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受到“左倾”路线影响，他的岗位时有变动，但他坚决服从。为了革命事业，他敢于坚持原则，立场坚定，不为名利，光明磊落为建立和恢复苏维埃政权作了大量工作。1932年1月湘鄂赣省委向浏阳县委指明调六名干部，其中有他一名。决定调到省委（江西修水县境山上）开会，有工会代表陈佑生，省委书记林瑞生、少共书记郭荃等来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精神，提出要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强调以工人阶级领导，改革工会组织等。2、3月份他参加了省委召开的第三次执行扩大会议。会议中提出要大胆提拔工人干部，表面上是检查原省委书记的工作，实际上是打击和撤消老省委同志，让他们来代替原省委的工作，使湘鄂赣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1932年初他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任湘鄂赣边区红军学校第五分校任第一期第二大队政治委员，工作学习一年，全队学生毕业后，9月分配任红十六军政治部反帝拥苏大同盟主任，他因工作出色多次受到边区领导的表彰。为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1933年经省委决定他被任命为万（载）铜（鼓）丰（宜）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到1934年6月省委召开第二次全省党代表大会，他任代表团团长，带领全县20余名代表赴修水、铜鼓、宜春边区出席代表会议。那时，因左倾路线影响，主力红军退出苏区开始“长征”，蒋匪军大举进攻湘鄂赣边区，红军十六师遭受了严重的损失。1934年10月调他到湘赣苏区所在地中心区委为基础的詠生县委会任组织部长，组织成立詠生县委会。1935年一方面发动群众巩固苏区，另一方面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外，主要是动员新老兵补充红十六师，全县动员集合90余名入伍，编成一个连，由他亲自带领到湘鄂赣苏区、湘鄂赣省军区红十六师去，并留他在红十六师政治部任地方工作科科长。

    1935年4月中旬，他参加了红十六师三个团武装力量打的《虹桥歼敌》战。1936年4月，他改任湘鄂赣西北军分区政治部地方工作科科长。1937年1月任湘鄂赣军区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兼破坏部部长。1934年到1938年坚持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环境非常恶劣，是我区革命工作中最艰难困苦的阶段。党内领导思想也较为混乱，但是他始终坚定不移，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百折不挠，再大的困难也坚持下来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8月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时，傅秋涛同志派他和吴詠祥等几个同志持短枪深入国民党占领区找款子。和平谈判成功后，又派他回浏阳去收集散在各地坚持斗争的游击武装。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于1938年1月开赴抗日前线时，傅秋涛同志决定他留平江办事处，拟在浏阳县城设立办事处，他任主任兼浏阳县委书记。这时东南局来电报，后方办事处留干部太多了，决定调五、六名干部前往分配工作，他是被调中的一名，他到东南局（南昌）后，曾山同志与他谈话说新四军司令部党员干部少，分配他到军部工作。

    1938年1月任新四军军部军需处少校团付，主要工作向外接运物资，採购各种军用装备，订立军需制度，许多在红军游击战争时没有的各种供应制度建立起来。1938年4月任新四军机关党支部书记。同年下半年我党浙江办事处被国民党查封，使闽、浙地区的工作和上海方面的关系无法联系，华南局与军部决定为避免被国民党继续危害，以军部名义成立新四军驻浙江温州办事处，派他去担任主任，将原来办事处部分工作负担起来。①主要是接洽各方面来往我军人员（浙江、上海等地来参加抗日男女青年），并掩护其行动。②接运上海、香港及海外送给我党我军的物品如西药、治疗器材，布匹、文化娱乐等物品。③掩护领导干部往来。三年中他克服重重困难，发展恢复这一带地下党组织和统战工作，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完成各项任务。输送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经过办事处参加革命到新四军，去延安。为了解决部队急需的弹药、药品器材日夜奔走，付出极大心血。一直到1940年底皖南事变前，项英副军长打电报调他回军部。1941年1月随军部行动到战争开始时，他负责新四军司令部支部书记工作。他在激烈战斗中身负重伤，在皖南茂林大山里九天九夜仅吃一点干粮、盐、露水、野果为生。待战场敌人撤退到茂林镇后，被当地“徐村”党组织，徐月华家帮助，秘密养伤一二十天后，护送他到新四军新三团教导队，后派便衣交通员送他到了江北一支队政治部钟期光主任处休息两天后，回到盐城军部。1941年3月任新四军中心兵站站长，该兵站是他去后新建立起来的，驻“桥茶镇”办公。主要接收和转运从苏南和上海等地运来的军用物资，指挥各兵站工作，保持直接与上海苏南交通联系，盐城沦陷后，兵站工作结束。8月调他到中共华中局党校第二期学习，编在第一队第三组学习，黄绍庸同志是模范组长。刘少奇同志正在校讲哲学课和政党的斗争一个月。这次学习打开了对理论学习的门路，六本基本理论书籍都学习和讨论过，从文化水平、思想理论水平对他有较大的提高。六个月毕业后分配他任新四军二师供给部副部长、党总支委员。（师长张云逸、罗炳辉、政委郑位三）主管军需工作，主要是军需各工厂、机修、炸弹、军服等工作。同年与1937年参加革命的新四军二师卫校二期毕业学员，我的母亲江维英同志结婚。

    1942年底新四军派他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他奉命率队前往延安，十几个人中，有新四军高级参谋王兴纲、教授张百川、音乐家何士德与孟波、刘娥、莫波、江维英等同志。他们一路上化装成老百姓，经过七个省，通过六条铁路和许多封锁线，边走边打，长期秘密夜行军，历时近一年。于1943年11月到达延安，分配他到中央党校学习，编到四部后转到一部，参加中共七大会议。他学习认真，成绩优异，被评为模范学员。1945年4～6月他作为华中代表团的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656号代表，座位号29排15号。在七大会议中亲自参加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报告、朱总司令的报告及统战报告的学习讨论与研究，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认识和体会有了很明显的提高，明确解决了许多历史上和目前的有关思想认识问题和思想方法问题。在延安的两年学习、整风过程中，各方面取得的教育非常深刻。我就出生在七大会议结束期间，延安中央医院里。

    不久抗日战争胜利了，解放战争开始了。中央党校的许多同志申请到东北工作，他也是其中之一。1945年底离开延安赴东北，但是到达热河后，根据中央命令他被留下来。1945年12月任命他为“热河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党委副书记。（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黄火青、政治部主任苏启胜）国民党军队已占领了锦州，开始向热河方向进攻。当时主要是发动农民群众，整理发展县区武装，支援前线，并参加攻打“北票镇”、“铁路大桥”的战斗。1946年11月他任“冀热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司令员段苏权、政委刘道生、主任苏启胜）。1947年5月他任“冀晋”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冀晋区党委委员（司令员唐延杰、政委王平、主任张连奎）。当时主要工作是整训军区武装，加强思想领导和教育工作，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加强部队人员对全局认识，将原军区报“冀晋子弟”改为“胜利报”华北土地会议后，进一步加强部队思想教育，发扬民主、动员全军区一切力量，参加解放石家庄的战斗。胜利后，为集中力量加强领导，经华北大军区决定，1947年11月到1948年8月由“冀晋”军区与“察哈尔”军区合编组成“北岳”军区，他任北岳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书记、中共北岳区党委委员（司令员王平、政委赵振声）。1948年华北政府成立时，他为北岳地区代表团团长，带领所属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12月张家口解放后，“北岳”军区与“冀热察”军区合并为“察哈尔省”军区，他任察哈尔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委员（司令员王平、政委杨耕田）大力支援前线，解放北京。

    1949年1月华北局决定以察哈尔军区为主于冀中军区共抽调一个军区的干部组织机构南下，两军区各调三个军分区（共六个军分区）的干部组成。中共华北局电报指示：牛树才、杨建新、詹大南负责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和军区，牛树才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杨建新任区党委常委、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詹大南因故留下）。4月12日到达安徽合肥，经华东局决定我军区到皖南地区随谢富治同志的二野第三兵团部队行动。26日渡过长江，到达皖南屯溪镇后与原坚持皖南游击队会师。1949年5月正式成立了皖南军区，谢富治临时兼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建新任军区副政委（副军）、区党委常委、军区党委书记，后刘飞同志带任司令员与军区党委书记，他任副书记。1949年渡过长江，他受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文字表扬。在革命战争年代中，他不屈不挠，历尽沧桑，英勇善战，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思想过硬，忘我工作，勤勤恳恳，毫不利己，认真负责，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1949年5月～1952年6月三年中，他任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皖南军区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委、中共皖南区党委常委、皖南地区军管会委员。1950年8月参加华东军区召开的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了渡江后的工作。1950年9月任皖南军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0年12月任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委员（皖南区政协委员），1951年3月任行政公署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10月任行政公署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1年6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党委委员等十三项职务。主管全面工作，整训与扩大军区武装，肃清残余蒋匪军、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的斗争。组织与整训县区武装，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解决建军中的思想问题，领导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出版军区报纸，命名为《铁军报》。在他努力下皖南军区级区党委各项工作得到很大发展和提高，赢得了很高的威信。在此期间，他奉命代表军区带现在安徽省军区付益群同志专程到南京向陈毅同志汇报皖南军区的全面情况，到深夜2点后返回皖南。

    1952年2月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部副部长，部党委副书记兼代理党委书记。（1952年5月后，由山东军区第九十九师，浙江军区第一〇四师，分别改编为建筑工程第五、第六师。拨归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部建制。） 1952年7月他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曾山同志任为中共华东局书记）。10月担任部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贺敏学为部保密委员会书记。

    1953年4月调任中央监察部派驻中央林业部监察委员会主任、纪监委书记，部党组成员。后组建中央林业部国家监察局局长（副部长干部）。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在林业部工作中坚持原则，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好，在反右斗争中保护了一批干部。几十年后大家都在说他是大家可亲可敬的好干部。杨建新同志历经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生活艰苦朴素，作风正派，秉公办事，团结同志，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掌握政策好，是我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干部。

    “文化大革命”受“林彪一号通令”迫害，杨建新同志1972年10月24日因病在湖南浏阳市逝世，享年73岁。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民政部授予“革命烈士”纪念证。他在湖南期间与女将军李贞同志经常到工厂、学校给广大青年和干部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浏阳市政府和人民群众中留下深厚的革命情谊，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去逝，在浏阳市牵动着几万人的告别场面我们现在仍记忆犹心。杨家一门忠烈，为中国革命和浏阳革命洒下了不朽的功绩！

    我的母亲江维英

    母亲江维英参加革命的亲身经历，这一代人在战争年代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出生入死为革命奉献青春年华的动人情景，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时时激励着我一定要弘扬和继承他们的革命精神，积极奋发向上，努力为党工作。

    母亲江维英1917年6月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我懂事后才知道，母亲对亲生父、母的情况一无所知，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道。因为她出生几个月，就被金寨县丁家埠街上的江家祥家，以八吊钱买去当养女。江家祥的祖辈在丁家埠街上经营食盐、猪肉、日用杂货等几家店铺，养父从小帮助爷爷经营，后来接下了这份产业。养父无儿无女，就收养了我母亲。叔父江家礼，生育有儿子江维金和有点残疾的女儿。江家比较富裕，养父和叔父兄弟俩生活在一起，先后都上过私塾、读过书，都具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叔父江家礼早年参加革命，曾任金寨县丁家埠苏维埃主席，是当地“立夏节起义” （1929年5月6日）的12个共产党员之一，也是红32师的创建者之一，在当地名闻遐尔。如今，在金寨县丁家埠街上建有“立夏节起义”的纪念碑和纪念馆。

    1931年，江家礼任五县（霍县、金寨县、六安、商城、麻城县）边区苏维埃主席、游击师师长时，率部与国民党军队战斗中英勇牺牲。1982年国家民政部授予“烈士纪念证” （洪学智、曾宪池证明）。1932年，因母亲的养父江家祥给红军部队捐了大量资金，被国民党当局诬蔑为通“共匪”，将江家财产全部抄收。养父母悲愤致极，加之年老体弱，相继去世。从此，由叔姥姥带着2个孩子和我母亲相依为命，到处流浪，生活非常艰难。1933年至1937年的几年间，母亲小学毕业，课余帮助叔姥姥家做些零星活儿，以维持生计。

    1930年土地革命期间，母亲先后参加了童子团、新剧团，曾任童子团中队长。1932年冬红军西进后，国民党部队进攻鄂豫皖苏区，战争环境极其艰苦。母亲要求参军，因年龄较小，又是个女孩子，边区苏维埃政府劝她回家了。1937年3月，母亲第二次参加革命，在金寨县的安徽省动委会妇女组训练班当电话员，当时党支部书记孙一谨同志在妇女组训练班负责教务工作，据说训练班主任朱振霞和教员依凤英、蒋代燕、朱繁等都是共产党员。母亲住在洗衣社，胡晓风（后为张劲夫爱人）和陈彬（后为石裕田爱人）等同志是洗衣社领导。母亲上进心强，工作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受到大家认可。1938年6月，母亲经陈彬同志介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初，母亲和训练班的徐晴、陈茵秋等同志化装成老百姓，一起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4支队（新四军2师的前身），安徽省委宣传部长彭康同志接待她们，鼓励她们好好工作。母亲被分配到4支队青年大队工作。从此，母亲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四军女战士，心里别说有多高兴。母亲从小在大别山区长大，能吃苦耐劳，还能乐于助人。她在新四军老战士的帮助教育下健康成长，不久就担任青年大队区队长。同年 10月，被选调到新四军2师卫生学校第二期学习，她与蒲云和张杰是同班同学。校长宮乃泉和教导主任刘球等像父辈一样关心爱护她们。 1940年4月，母亲于卫生学校毕业，分配到2师军工部当医务员。在此期间，母亲多次参加战场救护工作，冒着枪林弹雨抢救病员，经常翻山越岭背伤员；救治伤员耐心细致，业务熟练，因工作出色，成绩显著，被评为新四军2师劳动英雄称号。

    1942年初，经新四军2师政治部主任卢文新同志介绍，母亲与2师供给部副部长杨建新同志喜结连理。在频繁的战争条件下，他俩把两床被子一合并，就算结婚了。当时，张云逸师长、罗炳辉政委、郑位三政治部主任等师领导同志拿出当月的党费一起吃了一顿饭，以庆贺他俩新婚之喜。

    1942年10月，新四军决定派一批干部到延安中央党校参加学习和整风。为此，父亲杨建新和母亲江维英、高参王兴纲、何士德、刘娥、孟波、莫明、莫波、张佰川教授、杨光（刘少奇的侄女）、红十字会宋博士（医学专家）、张文等近20位同志，从安徽出发赴延安。一路上要经过日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无数的碉堡、关卡。他们都化装成普通老百姓，昼宿夜行。由沿线路经地区的党组织、游击队派武装接力护送。有时要越过1丈多深的壕沟，有时要穿过层层铁丝网，他们身上携带的东西全部被国民党军队搜光。

    进入陕西境内，母亲身怀不足月的女婴出生在绥德的河滩上，时值冬天，无衣无裤，只用仅有的一点纱布包裹，我可怜的姐姐，两天就冻死了。他们克服千辛万苦，穿越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5个省，历时近一年，才到达延安中央党校。1943年11月，母亲分配到中央党校医务所任护士长，负责中央党校首长的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她工作热情高，既认真又负责任，受到各方好评，1944年，母亲被评为模范工作者。

    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期间，母亲负责食堂的卫生和安全工作，责任重大，为防止敌特搞破坏，保证中央首长和代表们的安全，她日以继夜忙碌地工作，劳累过度，6月16日，不足7个月的我（体重只有3磅）早产在中央医院门口的担架上。婴儿太小不会吃奶，就把我放在医院自制的暖箱里。母亲生完我一个星期出医院了。两周后，医生叫妈妈去领孩子，她都不相信我还活着。党校特批了一些木炭，在窑洞里生上火，这样我才勉强活了下来。为给妈妈增加营养，建国后曾任江西省委书记邓洪的夫人郑权阿姨送来两只鸡，养在窑洞旁边的山洞里。有一天工作人员去抓鸡，但抓不出来，原来这只鸡钻进老鼠洞里憋死了，这事成为大家的一个笑料。母亲用战友们送来的花布和包袱皮给我做衣服。有一次夜里，老鼠把我的鼻子咬了一口，流了不少血。大家趣笑说：“孩子小可怜，老鼠都敢欺负。”校部听说我被老鼠咬了鼻子，彭真校长又批了一些豆沙布给我做蚊帐，在中央党校，我成了大家的女儿。据说在延安，被老鼠咬的不止我一个。由此可见延安生活条件之艰苦，非同一般。

    1945年8月，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军民们欢欣鼓舞，载歌载舞庆祝胜利。然而，蒋介石挑起了内战，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党中央英明决策，命令有关部队迅速开赴东北。

    1945年底，父亲所在的部队奉命离开延安北上，许多同志把孩子送给当地老乡抚养，我年纪小身体弱，又是女孩，没有人收留。为此，胡耀邦和李昭夫妇、邓洪和郑权夫妇，还有李贞、王首道等同志献出了8块大洋，设法买到了一只骡子驮着我，向东北进发。从陕西经山西浑源、河北张家口、承德，1945年12月来到热河省军区，苏启胜任政治部主任，父亲杨建新任政治部副主任。母亲先后担任热河省军区、冀热察军区政治部民运干事。

    1946年国民党向热河地区大举进攻，部队从承德撤退到兴隆兵分两路，作战部队到前线抗击国民党军，机关后勤人员留在承德地区山里与国民党打游击。机关后勤人员一路来到大沙峪，住在延庆县长城北的大镇峪铁炉村的草棚内。如果敌人来了，大家就往长城边山上隐蔽起来。有一次，夜里急行军，苏启胜的爱人李瑞芝和母亲带着我和大弟北征（在铁炉村生的），加上警卫员安秀丰、马夫张成、保姆张桂兰、公务员王福衡，从大镇峪跑到铁炉村。这时敌人的碉堡远的10里地，近的只有5里地一个，形成的包围圈，非常危险。我们有所准备，只要敌人一出动，在高处放哨的同志就把“消息树”倒下，负责同志得到消息，就招呼大家赶快跑上山隐蔽。一个月里总要跑二三次。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住在一个棚子里，11月的夜里下着雪，上厕所还得跑到外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