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父亲乔信明、母亲于玲合影

江抗总部参谋长乔信明(1939年)

上世纪50年代的全家照

    中红网红色联播2020年5月28日电（乔泰阳）父亲离开我们已有40年了。这些日子里，回顾父亲的革命历程，追思父亲的光辉业绩，缅怀父亲的音容笑貌，重温父亲的谆谆教诲，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有关父亲的记忆，不断在脑海里翻腾。

    父亲乔信明是1963年9月4日逝世的。那年的8、9月间，我们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度过的日日夜夜，几十年来时常在我的脑际浮现。那时父亲因连续动了两次胃切除手术，病情转危，我们全家都在医院轮流看护。有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走进他的病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柜，白色的被子，映照着父亲那苍白的脸庞。当时他的气管被切开，已无法说话。我心中特别难过，慢慢走近病床，轻轻抚摸他的手。父亲抓着我的手，用满含期盼和眷恋的目光凝视着我，好像有许多叮嘱的话要说。我含着热泪看着他，不断点头，表示我已知道他的意思。前来医院看望他的一些领导见到我们时都说：“你爸爸真是个好首长、好同志，你们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好接班呀！”那时，我还不到15岁，但也就是从父亲凝视自己的那一刻起，我就暗下决心，决不能辜负父辈的期望，一定要接好革命的班。从此，原来无忧无虑、活泼好动、甚至有些顽皮的我好像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变得懂事了；老师同学都说我突然变了，变得像个大人了。他们哪里知道，远大的志向和抱负此时已在我心中扎下了根。几十年来，父亲这道凝视的目光一直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里，他那深情的面容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无言的凝视蕴涵着无穷的力量，激励我走好人生的道路。在父亲抢救期间和逝世以后，他的战友和同事们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母亲于玲更是经常对我们讲起父亲坎坷而又光辉的经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感到，虽然父亲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光辉的人生历程和优秀的思想品质永远记在我们的心中，成了我们的传家宝，激励我们兄弟姐妹个个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父亲就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从记事时起，父亲有一件物品我记得最清楚，那就是他从不离身的拐杖。我小时候非常调皮，时常惹点事，一旦被父亲发现了就想跑开。这时，他曾经瘫痪七年、虽治愈却仍不利索的腿使他不能追上我，他便笑着用那拐杖的弯头把我钩回来。当时，我不明白父亲怎么老带着这根拐杖，后来才从母亲的口中得知父亲为什么离不开拐杖了。

    父亲在红军时期曾多次受伤，两只脚还受过重伤。后来在国民党南昌军人监狱里待了整整三年，戴九斤半重的脚镣，吃霉米烂菜，呼吸污浊的空气，经常受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极大地摧残了他原本在缺吃少穿的环境中长大的身体。抗战初期，新四军条件艰苦，他们穿着单衣薄裤从夏天战斗到冬天，在冰天雪地里打伏击战，父亲多次受伤的腿再次受到伤害。父亲担任1团团长后又带领部队连续参加了半塔自卫反击战、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曹甸反顽战役等战役战斗。这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间断的战斗，使他双腿的伤病日渐加重，以致不能站立。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坚持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当时部队缺医少药，他的身体经不住长时间的疲劳和伤痛，终于瘫痪了。我们看到，在他和叶飞等首长合影的照片上，几位级别比他高的首长站着，而父亲却因双腿瘫痪只能坐在椅子上。上海解放后，陈毅、曾山首长把他接到上海治疗，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但是他的脚趾伤残，腿部肌肉萎缩，未能完全恢复，走路时仍需借助于拐杖。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因此休养治病，而是坚持与病魔作斗争，继续为党工作。那根拐杖也跟随他东奔西走，被磨得溜光发亮。父亲撑着它到上面开会，去机关办公，下部队调研，从不离身。可即使有拐杖，他最多只能走一会儿，走累了就拄杖休息，歇歇再走，始终不影响工作。因此，父亲这根拐杖便远近出了名，许多人都被父亲这种工作精神所打动。我也从父亲的拐杖上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为什么当年革命军队能够由弱变强发展壮大?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战胜千难万险建立新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大批像父亲这样的革命前辈赤胆忠心，艰苦奋斗，前仆后继，无私奉献。而社会主义的江山要永远不变色，我们的国家要继续兴旺发达，一个重要的保证，就是要使这种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在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房间的灯光总是亮着的。我常常一觉醒来，还能看到父亲在伏案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正是空军的初创时期。时任华东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的父亲，身体刚刚好转，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军区空军后勤组建阶段，千头万绪，百事待兴。在人员少、物资紧张、经验缺乏的情况下，他们一边抓紧成立后勤机关、保障部队生活，一边担负起繁重的作战训练后勤保障任务；先后组织了抗美援朝作战、要地防空作战、一江山岛战役等参战部队的供应保障。父亲夙夜在公，兢兢业业，为完成超负荷的工作任务，经常把文件带回家连夜批阅，他的同事也时常来家商谈要事。一旦接到突击任务，他便加班加点，通宵不眠，透支着那本来就不多的健康。在一次又一次地病倒之后，父亲的病情逐渐加重了。组织上安排他住院治病休养，他不仅念念不忘工作，时常过问情况，提出意见，还尽最大努力，回忆记述在方志敏主席领导下那段弥足珍贵的经历和感受。许多年来，我常常想起父亲带病坚持工作的情景，想起父亲房间里那彻夜不熄的灯光，那盏灯就像导航的灯塔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

    父亲和母亲总是善于用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教育和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从小树立理想信念。我心目中方志敏烈士的高大形象就是在小时候树立起来的，并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

    父亲和方志敏同志是患难之交。父亲于1928年9月参加农民自卫军，1930年5月参加红军，1932年11月到中央红军学校学习，1933年11月从中央红军学校调到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红10军，协助创办红军五分校，后来担任该校军事总教员。父亲在中央红军学校接受的全面教育、他本人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忠于革命的优秀品质，受到了方志敏等领导的赏识，很快提升为红10军82团团长。1934年3月，父亲和敌人拼刺刀时右脚被敌指挥官用手枪打伤；7月在另一次战斗中左脚又被打伤，子弹从脚跟打进去从脚背穿出，负了重伤。当时红军部队缺医少药，脚部伤口发炎感染了腿，医生准备截肢以保全父亲的生命。当时,团以上干部截肢要经上级批准，给父亲截肢的报告送到了方志敏那里。他非常重视，在报告上批示：“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保住这条腿，药在苏区买不到，可以到白区去买，钱由省委报销。”在方志敏同志的关怀下，父亲这条腿终于保住了。1934年11月，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10军团（即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兼20师师长，粟裕任军团参谋长，父亲是20师参谋长。后来，红10军团在怀玉山被敌人重兵包围，伤亡很大。在万分危急的时刻，方志敏、刘畴西将剩余部队组成一个独立团，交给敢打硬仗、又很忠勇的父亲指挥，全力组织突围。1935年1月，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红军部队被打散，父亲战斗到最后不幸被捕。他被辗转押送到南昌顾祝同行营看守所，遇到了关押在此的方志敏等领导。方志敏几次秘密指示他要坚持狱中斗争，和敌人战斗到底。父亲被判无期徒刑后，转押到南昌军人监狱。在狱中三年多，他始终遵照方志敏同志的指示，成立秘密党支部，组织难友与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直到1938年春天，在党组织尤其是徐特立同志全力营救下，他们才获释，走上抗日战场。

    因此，方志敏同志领导红10军发展壮大、带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浴血奋战、组织部队在怀玉山艰难突围、在敌人监狱中英勇斗争的英雄壮举，父亲是见证人。解放后，父亲感到有责任将这一段历史写出来，教育后人。他文化水平不高，拖着病体，边学习边写作。他写的《回忆方志敏同志》一文先后在《解放军文艺》、《星火燎原》、《方志敏的故事》等多家刊物上发表。今天我们所知道方志敏同志在敌人牢房里不仅写下光辉篇章，而且组织领导狱中斗争的可歌可泣、永垂青史的事迹，有许多是父亲和难友们回忆的。

    方志敏烈士的光辉形象和崇高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在我当学生时，就在笔记本里摘录下方志敏烈士就义前给全党同志留下的遗言：“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去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到，你们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我和刘、王……等同志都是敌人刀口下的人了，是再也得不到为党、为革命工作的机会了，这是无可奈何的。我能丢弃一切，唯革命事业，却耿耿在怀，不能丢却。”回顾自己成长经历，每当遇到比较大的困惑和困难时，想起方志敏同志的临终遗言，总会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增添无穷的力量。我们兄弟姐妹从小是听着方志敏的故事长大的，正是在革命先烈光辉形象的感召下，在父辈忘我工作精神的影响下，相继参加革命工作，并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尽心尽责地努力工作。

    作为一个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父亲历来具有坚定刚强、忠诚正直的品质，又始终保持着以诚待人、平易近人的作风。他自己身体不好，却总在关心周围的同志。记得那时机关住房紧张，有的干部没有房子住，父亲知道后，就主动腾出家里房间让他们住。父亲身为将军，从来不摆架子。他常说，我就是穷苦人出身，我们不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要尊重每一个人。当他因病在家卧床休息时，有工人来维修房子，他都起床给他们端茶递烟，完工后时常把他们送到大门口。他把给他做过饭的炊事员当成朋友，有时还请到家中来吃饭。父亲平日坐车，见到有腿脚不便需要搭车的熟人，就会停下请他们上车同行。许多人为此感动不已，多少年过去了，还对我们讲起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