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红军袁存建参观湘江战役最后一次阻击战的乐江镇江口村

百岁老红军袁存建在85年前的红军楼题词鼓楼情深

一位刚刚赶来的奶奶,把自己手织的侗锦给袁老披上,她流着泪用侗语对袁老说：“包啊（哥哥啊），道时乃打哩赖（我们现在日子好了），本靠孝时贾占亏了（多亏有了你们），谢谢您！”

袁存建老红军参观江口鼓楼与当地侗族同胞留影

袁存建老将军（左一）为粟海英（右一）题词

袁老又兴致勃勃地为乡亲们亲笔写下“红色记忆  江口足迹”的墨宝赠与乡亲

在桂林召开的2019建设可爱的中国高峰论坛。朱德总司令文书、红管家、百岁寿星袁存建老红军（前排左七）出席

在这关系到中央红军和党中央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中央于1934年12月12日在长征途中的通道县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即通道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博古、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迫在眉睫的进军方

战友们，我来看你们来了……，在烈士墓前，老红军肃穆而立，为烈士们上了三柱香，端起酒杯将洒在墓前，向烈士们致敬、鞠躬，并沿着烈士墓走了一圈，他说，老天眷顾，我还能活到今天，可大多数战友们都长眠各地了。

    导语：通道是再生人的福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再生福地，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通道渠水河畔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了，开始走向成熟了。在长征中，随中央红军长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博古（常委、三人团成员）、周恩来（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三人团成员）、洛甫（常委、中华全国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政治局委员、红军总司令）、副主席王稼祥（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三人团成员）途经湖南怀化的通道侗族自治县境内时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通道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国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当时因情况紧急，此次会议的召开又是在行军路上进行，李德称“飞行会议”⑴，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甚至对开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没有详细记载。于是，作者利用多方资料及实地考察，进行了详细周密地考证，第一次为读者证实了这一重要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道县、汝城、宜章、通道、桑植等五县是湖南省长征文化主题公园建设重点县。通道会议遗址认证则建议国家实施长征文化主题公园时由中央有关部门派出专家调查组复盘三路大军过通道再走长征路实事求是修正认定了！

    “通道会议”，或被称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或被称为“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中革军委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中国支部通道飞行会议”等。然而，长征途中，通道会议是当时唯一一个没有召开时间和地点记载的会议，故此一度未入“正史”。1971年7月7日下午，邓颖超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馆展陈列情况时，对博物馆的同志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恩来同志讲是有，开过通道和黎平会议。”⑵这是“通道会议”见于史书最早的名称了。自此，才在后来的党史书籍中出现了“通道会议”。

    召开会议的时间考证

    长征途中，通道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主要成员首次聚集在一起召开的会议，也是中央红军经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后，亟需解决今后如何行动的重要会议。它的历史意义和作用首推“通道转兵”，即中央红军在湖南的通道县改变了行进方向，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向西），避开了敌人布下重兵的包围圈，史称“通道转兵”。

    除了“通道转兵”，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和作用还有非常重要的几个方面，一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权威，第一次在中共高层在会议上被挑战，此后不久即失去指挥权；二是此前长期未处于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参会，提出了他的主张并被采纳，非同寻常。有了通道会议对指挥中央红军“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的原定行动计划的改变，才有了后来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重大改变。

    鉴于湘江战役之后，“三人团”中的博古、李德精神不振，情绪波动大，通道会议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参加会议的博古、周恩来、李德和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朱德、毛泽东，都没有留下关于通道会议的记叙。至今，通道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仍存有歧义。

    根据中央领导人长征途中在通道县的行程，通道会议召开时间为1934年12月12日。

    通道侗族自治县党史办原主任姚奉彪经过考证，赞同12日召开通道会议。他分析了中央领导人长征时在通道县的行军路线和行程情况，举出三点理由：第一，11日随军委纵队（第一纵队）的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在下乡的流源村宿营，随中央纵队（第二纵队）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马龙的辰口村宿营。两纵队宿营地相距三四十里路，中央领导人是不可能当天聚集开会的；第二，12日，两个纵队都到芙蓉一带会合宿营，此后连续两天共同行进；第三，中革军委于12日晚七时半发出了“万万火急”电令（即执行通道会议的决定）⑶。

    《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第438、439页中记为：193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湖南通道参加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秦邦宪（博古）和李德仍主张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⑷

    肖锋（时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党总支书记）在1934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在渠水河畔牙屯堡（属贵州飞地，与外寨一条丁字街相隔）的一个祠堂里，我们又见到了周副主席，他今天显的特别高兴，连水也没有顾上喝一口，就召集我团几位领导开会，亲自交代抢占黎平城的光荣任务。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插向黔东的计划，是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肖锋后来在《关于通道会议的回忆》中写到：“1934年12月13日，天空晴朗，部队……在渠水河畔牙屯堡休息一天……。午后一时左右，周副主席自长征以来第三次来到我们一师三团……他连水也没有顾上喝一口，就立即召集我团几位领导开会。我们一起来到四周环树和竹林的周家祠堂里，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昨天中央在通道召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参加了会议……’。”⑸以此推断通道会议召开时间是在12日。

    另有说通道会议是在12日晚召开的，但“十二日十九时半”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的电令：《朱（德）对我军十二日西进的部署指示》，并特地标明“万万火急”（同⑶），也就是红军“转兵”的命令，表明召开通道会议早于12日当晚。

    召开会议的地点考证

    根据通道会议召开的时间，再根据中央领导人中央纵队行军路线的行程，就可查证他们能够开会的地点。

    在不同资料中列举通道会议会址的地点多达6处：通道县老县城县溪镇的恭城书院、时属绥宁县的芙蓉苗里（1951年划归通道侗族自治县）的木林庵堂、通道县牙屯堡外寨村的吴文用老屋（一街之隔的牙屯堡、外寨村是同一个自然村，但牙屯堡时属黎平县飞地，而外寨村时属通道县）、时属绥宁县的下乡流源村（1951年划归通道侗族自治县）、通道县播阳的白衣观和广西龙胜县所属的东寨、坳头至龙坪的地域。

    归纳关于通道会议开会地点的不同意见，主要分为：

    “县城说”——通道会议是“在通道城（老县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的，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所说；电影《通道转兵》的编剧亦支持此说，还有吴文志主编的《通道县军事志》也支持此说⑹，他们认为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罗迈）回忆，是在一个城郊“像教堂，像学校”的地方召开的会议，应该就是恭城书院。

    “农村说”——邓颖超转述周恩来的回忆时称，此次会议在通道城外农村某处一户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⑺；康克清（时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编在军委纵队、第一纵队）也回忆通道会议的召开地为村子：“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的计划”⑻；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说，通道会议在山边的一座独立房子里召开的。吴洁清(时任毛泽东警卫员)回忆:“过了湘江后，走了一段，在一个什么地方住下了，一天晚上，在一个寨子，又不像庙的屋子里，主席、总理、总司令、刘总参谋长，还有几个我不认识，在一起开会，提了一个马灯看地图，我正在屋子前面守卫……”⑼。范金标（时任周恩来警卫员）回忆:“大概是进入贵州之前，毛主席、周总理、博古、张闻天等在一起开过一次会，是晚上在总部住的一家老财的堂屋里开的，点着马灯。”⑽

    他们的回忆都没有支持“县城说”。直接被否定的通道会议的开会地点，就是“县城说”的“通道城（老县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理由很充分——当年只有红一军团一部和红九军团经过县溪镇，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其他部队没有进县溪镇，因此不可能在县溪镇召开会议。那为什么现今把通道会议会址定在了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呢？通道县党史办原主任姚奉彪特别说明，1996年时通道县委政府还没有调查清楚会议会址，但要举办纪念活动了，总得确定一个地方吧？恭城书院是县里的清代建筑，很有气势，是少数民族地区现存的最大书院之一，而且整体保存还好，于是就将它定为通道会议会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