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泽东人际交往的当代价值
(一)毛泽东人际交往对于当代群众路线守正创新的意义。毛泽东的人际交往坚持原则,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在公私分明的情况下,进行人际交往。如果公私不分,不仅会导致权力的滥用,更会导致腐败丛生,导致与群众的疏离,增加群众的不满。如果仅仅只有做事论理论法,而没有了私交论情,则使得领导干部丧失人情味,也就无法更加深切地感受群众的需要,切实为群众解决困难。而只有严格区分做事与私交才能更好的践行群众路线,切实做到一切为了群众。
其当代群众路线守正创新启示:首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初心,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自身无任何私利。建党百年,中国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正在和平崛起、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性,忘记初心就会走上邪路。因此,必须遏制贫富悬殊加剧、消除阶层固化、防止形成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其次,密切联系群众须信息公开。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与最广大的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党与其他政党区别的显著标志。党和政府要善于利用网络、新媒体创新拓宽加深与群众的联系,利用新技术开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现党群鱼水关系,凡是从群众中来的决策,其到群众中去贯彻必定顺利。这要求党和政府信息更公开,决策更透明,不能滥用传谣信谣限制言论的自由,网络舆情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谣言因传播而现虚假,真理因辩论而前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密切联系群众,群众需要及时公开的信息。再次,不搞圈子,依靠群众。青年毛泽东和同学师友书信很多,加入共产党后,毛泽东严格遵守党的组织路线,不搞帮派不搞圈子。如其与同学挚友蔡和森在上海党的中央局工作期间,两人基本无书信往来,工作按照党的纪律规矩开展;新中国成立后,用人坚持五湖四海,甚至特意回避把亲友故交调中央任职。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信息网络社会,未来人工智能社会,群众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历史创造者。
(二)毛泽东人际交往对当代干群关系建设的启示。我国干群关系近年存在两大突出问题,一为干群关系紧张,互不信任,不时爆发冲突,十八大后好转。二为干群关系出现官商勾结甚至“围猎”现象,即权力向资本寻租,或者商人主动围猎政府官员寻求不当不法利益。毛泽东人际交往对廉政建设有着重要启示:一是严以律亲,公正无私。解放后写信给毛泽东请托求职的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亲戚故友。对于此类事情,毛泽东有明确的态度,即不能因为与其私人之关系,得公事之便利。凡涉及公职事务的,皆应依法依规依程序进行。特别是对自己的近亲属要求和管束愈发严格。毛泽东人际交往服务于其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并非为了服务于追求私利的目的。在为人民的谋利益的目标指向基础上,加上正确的区分做事与私交的方法问题,使得毛泽东能够实现清廉办事的同时,又不失通情达理为人处事。毛泽东的人际交往告诫我们从事公务是为了民,不是为了取之于民,是服务于民,不是为了让民求自己办事。掌握权力是为了服务于群众的权利,不是为了给自己或亲属谋利益。二是政商关系既亲且清。“自从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目标后,政商关系就落入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中。而在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伴随着的是腐败的政商关系。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意味着新阶层的出现和新利益诉求的表达,如无规则予以容纳和规范,混乱无序和野蛮竞争即将成为常态,最终反噬经济发展的一切成果。”[[[20] 张希明.政商关系 畸变与重构[J].转型中国,2014(6):18.]]毛泽东的人际交往原则与习近平提出的“清亲新型政商关系”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意味着政府、市场和社会成为现代治理的三大主体,客观上要求政府、商人和社会要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将一切政商行为置于公开化、透明化、制度化的生态空间内。”[[[21] 张学娟,郝宇青.现代治理体系下的新型政商关系建构[J].理论探索,2007(1):77.]]所谓的“清”即指政商关系的“公开化、透明化、制度化”。而毛泽东的人际交往的原则中也内含了上述要求,毛泽东提出“做事论理论法”,即指在应对公职事务时,应恪守法规、公平公正地对待处理。杜绝做事与私交缠绕一起导致的各种腐败。所谓“亲”,即指加强政商之间的联系,使得政府更好的服务于公司、企业等商事主体,同时商事主体也配合好政府主体的行政管理。“政府掌握的是权力资源,具有垄断性和排他性,而市场提供的是经济资源,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可替代性。”[[[22]张学娟,郝宇青.现代治理体系下的新型政商关系建构[J].理论探索,2007(1):78.]]在政商关系中,由于政府掌握的资源的垄断性,政府对于特定资源的配置起了决定作用,这样的状态下,商事主体处于弱势地位,也导致了较大的寻租空间。因此,必须规范政府主体,使其在规则下运行。首先党和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群众,领导干部必须具有为了大多数人利益的服务之精神与意识。马克思虽然深刻地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卷,1995:18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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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与墨:男,汉族,湖南郴州人,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博士生、副教授,研究法经济学、知识产权法、毛泽东等。
邓腾云:男,汉族,湖南郴州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青年毛泽东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法理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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