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鉴于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条件尚不具备，即成立商城县临时办事处，徐其虚、詹谷堂分任正副主任，作为商城县临时革命政府，统一领导商南赤区的农民运动。

    为保障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性和民主性，苏区政府规定，劳动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苏维埃委员必须符合忠于革命、为民众信任、经济地位低三项条件。

    1929年6月，鄂东北各县第三次联席会议制定的《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凡满16岁之男女而非剥削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1年7月，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规定，苏维埃代表“遵照一定比例选举之”，“工人、雇农选举由工会发起，区为单位，每五百人以下选举一人，每一千人以下五百人以上选举二人，余类推”；“农民选举以乡为单位，每乡二千人以下选举一人，二千人至四千人选举二人，余类推”；“红军以团为单位，每千人以下选一人，每一千人至二千人选举二人，余类推”。据不完全统计，各级苏维埃代表和委员中，工人、雇农占百分之三十，贫农、中农占百分之六十，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代表占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妇女占四分之一，男子占四分之三”。苏维埃委员和代表实行任期制。一般村苏维埃委员为3个月，乡苏维埃委员为6个月，区、县苏维埃委员为1年。

    3、强化法治建设。鄂豫皖苏区政权建设中，特别注重法治建设。一是实行司法行政合一的体制。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既是法律法规的制定者，又是法律法规的执行者。特别是鄂豫边区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颁布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政纲》《苏维埃组织法》等苏区法制建设作用很大。二是建立监察制度。监察制度在苏维埃建设中得到特别重视。根据地省、县、区三级苏维埃政府均设有工农检察部或工农监察委员会，监督、检察本级苏维埃政府机关是否正确执行上级政府颁布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和法令；其有权向各级政府建议撤换或处罚国家机关与国营企业的工作人员，而对于该机关或企业的工作设施，有直接建议之权；如果发现工作人员有诸如贪污受贿、浪费公款等行为，有权报告法院，以便施以法律上的检查和制裁。为了便于工作，工农检察部或工农监察委员会之下还可设立各级控告局和检举委员会。张瑞：《鄂豫皖苏区工农监察制度建设述论》，《苏区研究》2020年第1期，第  页。

    三是注意系统性。比如，根据七邻湾会议精神，1930年4月13日，六安六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金家寨召开，到会正式代表共132人，开幕典礼到会群众达3万多人。会议通过了《苏维埃条例》《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肃反条例》《森林办法》《雇农工资办法》《手工业工人办法》《债务办法》等决议。六区工农兵大会形成的各项决议案及其各项工作开展的经验，被六安中心县委及时转发到各县，作为指导苏区各项建设的典范。其中，《肃反条例》是中国革命法制史上最早的法律之一。（《金寨红军史》270页）

    4、强调执政为民。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所有政府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推进各方面的工作中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都做到为人民服务，让苏区人民过上好日子，使人民群众打心眼里感到苏维埃政府是自己的政府。

    西镇起义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人民群众翻了身，兴高采烈，起义队伍所到之处，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爆竹迎接，送饭送菜，亲切慰问。组织宣传群众编歌赞颂：  河南老红军，来到我西镇。钢枪打前提（前阵），后跟赤卫军。先打闻家店，后打楼房湾，回头捎带打了三个保安团。打土豪，杀劣绅，反动团总消灭净。

    1930年3月19日鄂豫边红军一名战士在通信中写道，“红军到处帮助群众分配土地，肃清反动势力，帮助群众的武装组织训练，所以每到一处便有成千成万的游众，举行欢迎会和慰劳会。士兵家里的地，无人耕种的时候，大家争着帮忙。在每一次大会上，农民都亲热地叫出‘我们的红军’。红军士兵也说：‘这一支枪不是我的，也不是上级官长的，是谁的呢？是工农阶级的，也就是全世界工农阶级的’。”徐向前曾回忆说:“红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是弱小的红军能够生存、发展、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三）注重红军建设，把人民军队建设放在重要地位

    兵民是胜利之本。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鄂豫皖苏区红军就是在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镇压的政治思想指导下应运而生的。在开展革命斗争过程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需要解决的的一个十分重大问题。

    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建设一方面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等精神要求，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探索；另一方面，坚决贯彻古田会议等精神，朝着正规化方面发展。

    一是强化党对红军的领导。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派人到鄂豫边召开特委会议，要求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明确提出“学习井冈山的办法”（中共鄂北特委委员何玉琳：《关于黄麻光边界地区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5月7日），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次年6月，中央又派徐向前等到鄂豫边区，进一步加强了对部队和军事斗争的领导。同年11、12月，相继召开了“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了以徐朋人为书记的中共鄂豫边特委、以曹学楷为主席的革命委员会和以徐向前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政治任务问题、军事问题等9个决议案及其他文件，就军队中党委的职责和任务作了明确规定，指出红军的“各级政治指导员须由革命委员会派遣，各级军官命令须由各级政治指导员签署，才能发生效力”。在决议案的指引下，鄂豫边红军进一步健全了部队中党的组织体系，加强了政治工作，推动了军队的全面建设。

    鄂豫皖苏区初期军队建设上，人民军队的一些基本特点已经具备：各级都建立党组织，实行党代表制，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部队设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废除了肉刑；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红军的主要任务为：(1)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的民众的各种斗争；(2)坚决实行土地革命，(3)夺取反动武装，(4)保障和扩大革命根据地。部队也搞统战工作。对地主采取一面打击、一面孤立的政策，对白军下属官兵注意争取瓦解，对反动枪会，重点打击其反动头目和骨干，将一般群众和反动分子区别开来，不杀俘虏，有的经过教育就释放，有的留下当兵。部队的经费来源，一是靠地方筹款，一是靠特务队到白区打土豪筹款。

    军队的政治工作，主要是搞党的工作。不论是师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要编到党小组，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学习党的决议、指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小组的组长是个马夫。小组会一周一次，请假的很少。我参加小组会，有时讲讲党内的一些常识，有时讲讲其他同志不了解的事，并听听大家的意见、要求。我们水平也不高，只能按自己的认识去讲，不见得完全正确。每个队有十几二十个党员，干部都是党员，党组织公开，但党组织开会是秘密的，群众不一定都知道谁是党员。

    1930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多次给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和皖西六安中心县委发出指示，决定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集中领导鄂豫边和皖西地区的工作，同时将红军进行改编。4月，鄂豫边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在黄安箭厂河举行会议，成立了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将红军三个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组建了军部和党的前敌委员会，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徐向前任副军长。红1军军部和前委的成立，加强了党的领导，统一了鄂豫边、皖西地区红军的指挥，使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党的建设、政治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后来徐向前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曾说：“在军队建设上，人民军队的一些基本特点已经具备；各级都建立了党组织，实行党代表制，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 ，第89-9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红军中发展党员，注重个别发展，严格条件。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写的很具体，打仗要勇敢，纪律性好，要起模范作用。主要是打仗要勇敢。如果打仗怕死，就不够入党条件。再一条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服从命令，严守党的秘密。党员的模范作用也很强调，吃苦在前，冲锋在前；行军要帮助别人背枪、背行李，到了宿营地主动烧开水、烧洗脚水，还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通过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就能把部队带起来。

    二是强调工农红军为人民的性质。1929年7月，中央在给鄂东北特委并全体同志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的根本任务是帮助农民群众以发动群众的武装斗争，他的精神应建筑在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动员上。离开了这种原则便不成为革命的游击队”“要使广大的劳苦群众都自愿的承认红军是他自己的武装力量”。总之，“红军应该成为群众的武装”。

    鄂豫边红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积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加强了对干部战士关于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的教育，提高了指战员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宣传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自觉性。中共湖北特委几次致信黄安县委，指出发展农民暴动，成立革命武装，建立的革命政权不应是农民政府，而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即工农兵政权”。

    “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是斯大林关于政治工作的名言。红军就是这样一支有信仰有信念的队伍。1929年5月，安徽第一支红军队伍红三十二师在金寨斑竹园成立，就明确红军的性质、本色，就是为了人民，为了共产主义。詹谷堂当时即兴撰写楹联正说明了这点：斑竹满园制来数杆长枪维持共产；红花遍地训练三军大队保卫民权。

    1930年3月，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在七邻湾召开红33师党委与六安、霍山、霍邱、英山、合肥、寿山县委的联席会议。会议要求加紧对红军进行政治教育，使之与群众保持密切的关系，克服雇佣兵观念等错误思想，使干部战士明确：红军不同于一般军队，红军“是工农无产阶级的武力，是苏维埃政权的保护者，能到底不懈的和敌人英勇的斗争”（《六霍六县联席会议关于目前工作会议决议案》，1930年4月l日）

    这个军事问题的决议案，较1929年召开的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有了新的补充和发展。它确定了以下几点：即紧紧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以工农为骨干的建军路线；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主力红军、地方武装、群众武装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的人民军队的性质。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的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而比较系统地解决了如何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武装这个根本性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当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鄂豫皖红军官兵没有丧失革命胜利的信心；在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抗日，鄂豫皖红军官兵始终坚持大别山红旗高扬。即使是在“肃反”扩大化、遭到不公正对待甚至丢掉性命的时候，红军官兵的革命立场也丝毫没有发生动摇。

    三是健全红军内部的民主制度。1929年7月，中央致信鄂东北特委，强调“在红军中应当没有阶级区分，物质上的待遇要尽量的一律平等。要在平等的原则上，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来巩固红军中之自觉的铁的纪律。”（《中共中央致鄂东北特委并全体同志的指示信》，1929年7月14日）。此后，鄂东北、鄂东地区的红军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逐步建立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明确提出在红军中建立健全士兵委员会，并就土兵委员会的性质、任务作了规定，教育干部爱护战士，战士尊重干部，坚决废止肉刑，取缔打骂士兵等旧的管教方法。皖西地区的红33师组建后，积极学习井冈山红军的建军经验，不断纠正红军中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作风，克服打骂士兵的旧习气，实行官兵平等，干部战士同甘共苦，部队中的民主制度也逐步确立了起来。 

    四是强化红军革命纪律。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干部战士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虽说具有纯朴、勇敢、吃苦耐劳的优点，但也存在着散漫、缺乏组织纪律性等问题。中共鄂豫边地区党组织对此十分清楚。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多次致信要求从党的教育入手，提高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要使党员明确“我们党的纪律，首先应当建筑在自觉上，要使每个同志都明了他自己的任务，自动地遵守党的纪律”。同时要“反对机械式的强迫纪律”。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鄂豫边红军坚持从党内教育入手，在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同时，教育干部战士明白红军是劳苦大众的军队，不能侵犯群众的利益，只有爱护群众，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1929年12月，在《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中，特别强调对部队的政治教育，使干部战士“养成严格的军纪”。同时规定了部队的纪律，要求大家严格遵守。部队的纪律从开始的三条，逐步增加到了十条：(1)不拿穷人一针一线，(2)不拿穷人粮食，(3)对穷人态度要和蔼3(4)爱护枪不要弄坏；(5)节省子弹勿乱打，(6)对群众耍宣传红军主张；(?)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8)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9)得物资要先顾伤员同志，(10)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增强了干部战士的组织纪律观念。

    打土豪所得的财物，都是归公的。不准贪污，贪污要被枪毙。红三十一师一个司务长贪污了二十元，被枪毙了。不准调戏妇女，不准随便抓人、杀人，不准抢东西，不准烧房子。 “赤白对立”很厉害，敌人来到革命根据地，又烧又杀又抢，红军有严明的纪律，规定不管走到哪里，一律不准烧、杀、抢。部队到一个地方，派饭一桌给一元，借一床被子给三个铜板，睡觉没稻草，要用钱去买，走的时候，得把房子收拾干净，上好门板。破坏纪律的很少，因为部队成份纯洁，都是贫雇农，真是挑了又挑，拣了又拣的。有了严格要求，一般说来大家会自觉遵守。官和兵，不太分得出来。吃一样的饭，睡的都是民房，铺的都是稻草。有了严格的纪律，才能上下一心，军民一致，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从以上可以看出：鄂豫皖地区诞生的革命队伍在党的建军思想引领下，成为一支特别能听党的指挥、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不怕牺牲的革命武装，为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提供了坚强的力量保证。所以，习近平总书中指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教育官兵学传统、爱传统、讲传统，始终保持老红军本色。”

    另外，鄂豫皖苏区党组织还注重经济建设，注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地方工业和手工业。做到军用工业服务红军打仗。民用工业服务和繁荣苏区经济；手工业丰富苏区生产生活市场。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发展合作经济和私营经济。创建苏区财政金融。

    注重保障民生，把社会建设放在关键地位，在文化建设、教育事业、卫生事业、文明新风等方面都做了很多伟大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坚持山林保护，制定《森林办法》，在全国苏区最早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保护。

    三、党在鄂豫皖苏区统一时期局部执政的重要地位

    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徽省金寨县调研考察，向金寨县革命烈士纪念塔敬献花篮，瞻仰金寨县红军纪念堂，参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总书记满怀深情地说，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鄂豫皖苏区是我们党领导的以金寨、红安、新县为代表的大别山人民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第二大重要根据地，他与中央苏区、湘鄂西一样，具有战略支撑的十分重要意义。此时此刻，我们在纪念鄂豫皖苏区统一90周年、红25军长征胜利85周年之际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我们撰文思考党在鄂豫皖苏区统一时期局部执政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鄂豫皖边区成为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党最早地区之一、点多、面广，且党的一大代表多）

    （二）鄂豫皖苏区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三大武装起义；省域边界地区最早的地区之一；从鄂豫皖到川陕、鄂豫皖，再到陕甘宁等）。

    （三）鄂豫皖苏区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鄂豫皖苏区先后诞生了红一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多支红军部队，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其中金寨境内走出了13这支红军队伍。

    （四）鄂豫皖苏区和红色历史孕育了“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永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忠诚、奉献、为民、奋斗的大别山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等一样都是我们党的革命精神的重要元素，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对决战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社会与实施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意义重大。

    英雄鄂豫皖，九十红旗扬。不忘红初心，牢记新担当。党领导带领大别山人民在浴血奋战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迅速建立革命政权和群团组织，使之领导和组织广大群众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各项建设，将红军开辟的大别山红色区域建设成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红军队伍得以生存、发展、壮大。其中很多经验值得继续挖掘和传承。吃水不忘掘井人。我们绝不能忘记革命先烈，绝不能忘记老区人民，要在守初心、担使命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革命先烈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奋力推向前进，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本文系2020年度六安市党校系统重点课题巜鄂豫皖苏区红色政权研究》(LA2O2O11)成果）

    （李业坤：安徽金寨干部学院 中共金寨县委党校 金寨红军历史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