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因《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过去被误认为是在“遵义会议”上审查通过的，因此在史料上就被简称为《遵义会议决议》（以下简称为《决议》）；经我们多年来对此中共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考察研究和论证：认为该《决议》既然是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会议”期间由张闻天同志起草并在2月8日的“扎西会议”上审查通过的；如果再继续称为《决议》，就值得商榷了。当前，我们要结合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自觉行动，遵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大力弘扬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和精神，发扬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本着“尊重历史、正本清源”原则，早日把中共党史史料中显示的《决议》更正为《扎西会议决议》，这样做后就更为准确和妥当，能够真正的还原《扎西会议》的历史本来面目，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智慧和勇气、力量。同时，要争取国家“支持川滇黔结合部共同打造赤水河流域合作综合扶贫开发试验区”早日落地实施，坚持走“红色引领、生态扶贫、绿色发展”之路，打赢乌蒙山片区脱贫攻坚战，推进区域协调、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主题词：还原 .遵义会议决议 .原貌

    一、《决议》的基本情况和重大意义

    《决议》是党和红军在“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期间对反对敌人五次“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决议》论述了符合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点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在全党内开展 “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实现武装突围和战略转移、粉碎敌人“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因此，《决议》是中共党史和红军长征史上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件，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二．《决议》通过的时间

    过去，中共党史学术研究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对《决议》的来龙去脉没有做过比较深入和全面系统的详细研究，得出一个“权威性”的结论，因而就给人们学习和研究党史造成了一些误会。由此，《决议》通过的时间（和地点）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决议》于1948年收入《毛泽东选集》上册（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辑出版）中通过的时间为1935年1月8日，收入《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中的通过时间也为1935年1月8日，收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中的通过时间为1935年1月17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则称，《决议》是在遵义会议上审查通过的。1983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6集（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全文刊登《决议》时，在《决议》全称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大标题下面加上“遵义会议”四个字并注明：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该资料第16页---30页，刊登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征委”）《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1983年2月发表）。《调查报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该报告称：“遵义会议决议上注明，该决议于‘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但是，有关资料证明，这个时间是不准确的。”调查研究的结果是：“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应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至于遵义会议决议上为什么标明该决议是在1月8日通过的，现在尚未查清。”这就是说，《调查报告》发表（1935年2月）之前，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是为了与《决议》通过的时间相吻合而定为1935年1月6日至8日。“由于对这次会议一些重要情节长期未弄清楚”，中央才组织专家学者对遵义会议这些重要情节的调查研究。等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遵义会议召开时间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的研究结果出来以后，《决议》通过的时间也更改为1935年1月17日，或曰遵义会议上审查通过，这一切都是为了与传统说法的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相吻合，或者说是为了与“《决议》在遵义会议上审查通过《遵义会议决定》的观点相吻合”。但是，随着后来中共党史学术研究专家和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进行不断深入研究，终于对该《决议》通过的时间有了一个“权威性”的定论。特别是殷子贤、史纪辛先生考证“1935年2月8日”是《决议》审查通过的时间，并且得到中共党史学术研究专家和学者们的共同认可。二位先生在1988年5月发表于《党的文献》上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时间考证》一文认为：“在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我们发现了一份印有‘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和‘2月16日印’的《决议》的油印稿”。“是目前发现的《决议》最早的、最可靠的版本”。《决议》通过的准确时间是1935年2月8日，目前，这一结论在中共党史研究学术界已成为通说。

    三、《决议》起草人和起草地点

    《决议》究竟由谁起草？过去，对这个中共重大历史事件问题是不能深究的。因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念认为，《决议》是在遵义会议上通过，此后的研究和论述，只要重复结论即可。既然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那么，《决议》肯定与毛泽东有关，以致后来于1948年就把《决议》收入《毛泽东选集》上册（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辑出版）。

    第一次披露《决议》系张闻天起草这一重要史实的，是1979年8月25日在张闻天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的《悼词》。他说，张闻天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亦称“反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陈云亦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以下简称《传达提纲》）中记载：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张闻天起草《决议》的历史事实，已被中共党史学术研究界所公认，已经没有争议。

    既然可以确定《决议》是张闻天同志起草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起草的？我们认为：《决议》应当是在滇东北扎西（威信县的俗称）水田寨花房子“鸡鸣三省.博古交权”以后，张闻天同志才会着手起草《决议》工作。关于“鸡鸣三省.博古交权”问题,中征委《调查报告》中对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的职务问题时认定：“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1935年2月5日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途中,常委分工,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根据中央档案馆的文献记载，1943年12月2日，周恩来同志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后到云南，中央书记由博古换给洛甫“。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发表了题为《党的历史教训》的重要讲话，指出：遵义会议后，“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的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同年7月5日,周恩来还说:“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杨尚昆1985年8月9日在《人民日报》撰文回忆说:“2月5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上虽然对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取消了“三人团”，决定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同志指挥军事工作；但是在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内，博古依然是党中央的领导，仍然大权在握。历史转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必须有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就是“交权”！“鸡鸣三省”交权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是在1935年2月5日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即“扎西会议”之一的“水田花房子会议”）上实现的。当时的所谓“交权”，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据张闻天的爱人刘英在《历史的漩涡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的回忆录中回忆：当时，凯丰在背后鼓动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说：“我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就这样，博古在“鸡鸣三省”的村庄云南扎西水田寨花房子把象征“权”的几副挑子交给张闻天。

    根据对上述史料的研究后可以准确的推定，张闻天起草《决议》，是在博古交“权”以后，也就是在“扎西会议”期间起草和完成的。

    四、《决议》审查通过的地点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根据《遵义会议决定》中：关于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然后与红四方面军汇合的决定。于是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分兵三路向川南进发准备北渡长江。1月27日，“土城战役”失利，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蒋介石急调36个团沿长江布防，中央军薛岳部和黔军分路向川南追击，滇军三个旅向毕节、镇雄等地疾进。面对国民党军的堵防和追击。在此十分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毅然电令中央红军兵分六路改向敌人力量十分薄弱的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威信）地区集结，以寻找新的战略机动。红军于2月4日进入威信县境，2月5日晚在水田寨花房子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决定》中确定的“常委适时分工”，即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扎西会议”的序幕由此拉开，党和红军真正才开始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扎西，隶属于云南省昭通市，位于云贵川三省结合部，地处四川盆地南缘向云贵高原北部抬升的过度地带，原为滇赤水河流域上游的一个偏僻小镇。1934年正式设立县治，改名威信县，县政府就设在扎西镇。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于1935年2月4日进入威信县境，中央政治局从2月5日在水田花房子、6日至8日在大河滩庄子上、9日至10日在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三次重要会议，史称为“扎西会议”（是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四次重要会议之一，属红军长征35个重大历史事件之一）。“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最后完成，在中共党史、军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陈云同志的《传达提纲》所述：“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二版第386页第三段）记载：“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2月5日至8日期间，张闻天便是以他在遵义会议上作的“反报告”提纲为基础，并加上接任总书记职务后主持召开的水田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决定、并向中央分局发电作出指示的关于中央苏区等“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环境”和大河滩庄子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作出指示的关于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内容，完成了《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修改定稿。此《决议》在2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查通过。上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387页5至6行明确写道：“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 按照历史常规，在哪个会议上审查通过的文件，就是哪个会议的决议。而《决议》是1935年2月8日在扎西会议上才审查通过的，不是在“遵义会议”上审查通过的，因此再继续称为 “遵义会议决议”显然已经不适当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我们党一贯的原则和光荣革命传统。遵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本着对历史、对子孙后代负责，还“扎西会议”一个客观、真实的历史本来面目，这是当前中共党史学术界研究专家和学者们的共同责任，还原《遵义会议决议》原貌，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勇气和力量。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不能再称呼为《遵义会议决议》了，应该更正为《扎西会议决议》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