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思俭负伤后因失血过多，躺在担架上一路昏迷不醒，中途又换乘马车行走了一天一夜，于11日下午到达120师战地医院——河间县东北隅屯庄村真武庙。不一会儿，一位高个大鼻子外国人来到康思俭身边，仔细检查了伤势，叮嘱医生护士做好术前准备。翻译告诉康思俭说：“这就是白求恩大夫，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抗日前线的。一会儿，白大夫将亲自为你做手术……。”战地手术室内，白求恩大夫已准备就绪，师卫生部曾育生部长亲自陪同。护士将康思俭扶上简易木板手术台，白大夫亲手为康思俭刮脸、清创，又拿来一个小白布包放在他鼻子上，渐渐地进入麻醉状态。子弹头深嵌于康思俭的下颚骨内，手术过程颇费周折。时间一长麻醉效果减弱，康思俭隐隐感觉下颚非常疼痛，但他硬是坚持着始终没吭一声。做完手术后，白大夫向康思俭竖起大拇指，夸赞他真是好样的！还把从颚骨里取出的子弹头拿给他看，使他紧张的心一下子轻松许多。第二天，康思俭排长和其他几个伤员一起，被转移到大牛庄一户老百姓家里养伤。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白大夫每天都到康思俭住的院子查房，指导护士换药，询问伤员们的饮食起居。有一次，他风趣地拉着大个子康思俭比身高，还赠送给康排长一张照片作留念。每当伤员出院归队时，白大夫总面带笑容送行，勉励大家英勇杀敌。

    1939年12月，八路军120师奉命回师晋西北，康思俭随战地医院一同前往，时任战地医院院长金孔喜。

    五、转战晋绥

    1941年1月，康思俭伤愈出院，被分配在晋西北军区（后改称晋绥军区）警卫营一连二排当排长。是年9月，军区机关由兴县孟家坪小善村移驻蔡家崖村牛家大院。1943年10月，康思俭所在军区警卫营参加了甄家庄歼灭战。在抗日战争局势极端困难的时期，康思俭和战友们忠实地履行使命，保证了军区首长的安全。1946年，康思俭率警卫排在兴县东南黑茶山开荒种地。在这里，他和战友们亲历了黑茶山“四·八空难”的善后过程。

    4月8日上午9时许，康思俭带领全排正准备去田间劳动，突然听到天空传来一阵飞机轰鸣声。当天山里大雾弥漫能见度很差，战士们根本看不见飞机的影子。不一会儿，就听见远处传来“轰”的一声巨响。由于处于战时，这声巨响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后来还是山民上山砍柴时，才发现了飞机残骸。军区首长接到报告后，当即命令康思俭带领全排赶往出事地点警戒。

    康思俭生前曾回忆说：“我排驻地到飞机出事地点有二三里山路，山背阴处的积雪尚未化完，黑茶山侧峰南坡上散落着飞机残骸。我立即让各班散开警戒，保护好现场。当天夜里，军区首长和晋绥公安局谭政文局长等骑马赶到黑茶山。第二天，我们排协助军区来的医护人员在山上搜寻烈士遗体、清理遗物，并将遇难者遗体移至岚县机场附近的一座古庙里。医护人员为遇难者换上了整洁的八路军军服，遗体上覆盖着党旗，直到这时我们才知晓遇难者是博古、王若飞、叶挺等人。4月17日，移送遇难者遗体去往岚县机场，军区、行署首长和沿途部队官兵及当地群众含泪为烈士送行。12时许飞机轰鸣升空，向延安飞去……”

    1947年5月，康思俭调到晋绥行署警卫连当连长。1949年2月，康思俭随武新宇主任调任晋南行署（驻新绛）警卫连连长。此间，康思俭曾意欲随老部队入川作战，武新宇主任对他说：“组织上已决定你参加‘西进工作队’，你要负责把这100多名学生干部安全护送到西安、兰州。”是年3月，康思俭随武新宇护送工作队西进，由新绛出发经稷山、河津、韩城、大荔，于月底到达临潼相桥镇。此时解放军正围攻西安，西进工作队遂暂住相桥休整。一天，武新宇主任对康思俭说，部队到你家乡了，你回去看看吧。康思俭这才骑上马，经关山、留古、流曲回到尚义村，见到了阔别13年的父母兄弟。

    西安城解放后，西进工作队随即入城，留下一部分队员在这里参加新政权建设，其余队员由康思俭等护送，继续西进甘肃。从此后，康思俭一直战斗在甘肃公安战线上，先后历任省政府警卫连连长、兰州市警卫营副营长、甘肃武警二支队副支队长、甘肃独立师二团副团长等职，为巩固新政权和维护社会治安，做出了重要贡献。1969年，康团长从兰州“战备疏散”回到原籍富平，他离休不矢志，始终不忘初心，永葆军人本色，经常到机关、厂矿、学校等单位，为大家讲述红军传统和八路军抗战故事，宣传和弘扬英雄主义精神。

    今年是老红军康思俭诞辰100周年，写下这篇缅怀文章，以飨老英雄在天之灵，以激励后辈学为好人，奋发有为。

    （注：作者康贵平系康团长之子，康海宏为康团长堂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