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19年7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98周年之际，我应中国钱币博物馆邀请，前往“钱博讲堂”讲述《红色货币背后的故事与红色货币赝品鉴定》。作为一个钱币收藏爱好者，能够登上中国钱币研究最高讲台，身感荣幸。这次“钱博讲堂”有中国钱币博物馆副馆长高聪明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马龙锋副处长，解放军出版社刘施昊副编审，中国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维佳女士，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主任蒋自伟先生，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红色收藏专业委员会主任秦利生先生，中国钱币博物馆党委书记李明，及其钱币研究专家、学者、红色收藏爱好者60多人参加。

    在电视连续剧《红色摇篮》里，有这样一段故事：1934年秋天，主力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主席正在紧张忙碌地工作，一个红军战士跑过来给毛主席说，那个江西老表快不行了。毛主席听到后，有点惊愕的样子，不一会儿便匆匆忙忙带着儿子毛毛去看老人。在老人的病榻前，毛主席抚摸着老人的手，呈现感慨万千的表情，招呼毛毛叫老人为“爷爷”。毛毛虽然有些不理解，但望着父亲一张严肃认真的脸，还是大声叫了老人一声“爷爷”。听到毛毛的叫声，老人感到得流下热泪。

    这个人是谁呢，一个普通的农民怎么会引起毛主席这么重视，还亲自去看望，还要叫自己的儿子毛毛称他为爷爷？

    电视连续剧里并没有介绍其名字，只说是“老表”。原来，他的名字叫杨荣显，是一个非常贫穷老实的农民。毛主席带领红四军到赣南闽西建立革命根据地，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府。杨荣显家不但分到了田地还分到了房屋。翻身的农民从内心非常感谢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工农红军。

    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的第二天，杨荣显就高高兴兴地把两个大儿子送到红军部队，不幸的是不到三个月两个儿子便战死沙场，杨荣显成了烈属。他对前来慰问的区干部说：“我家一共有八个儿子，最小的也有十二岁了。二个儿子光荣了，我不悲伤，没有为我杨家丢脸，是真正的铁血男儿。如果共产党红军需要，我准备把身边的六个儿子也送上前线去！”

    当初大家还以为老人家说说而异，其实，杨荣显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不久，杨荣显的这番豪言壮语便应验了。蒋介石听说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气从肺起、恨从心来，在连续三次调重兵派战将“围剿”中央苏区。惨败之后，1932年秋又调动40多万精兵强将，自任总司令，对中央苏区举行了第四次“围剿”。在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兵员短缺的情况下，杨荣显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扩红支前的号召，一下子将四个儿子送去红军部队。

    苏区军民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可杨家四兄弟都又“光荣”在战场上，随两个哥哥一起成了烈士。区苏政府派人给杨荣显送烈士遗物时，恰逢杨老汉和老伴两人走亲戚不在家，老七老八接过四个兄长的遗物，抱头痛哭一场，手足之情哪，他们怎能不悲伤呢？但恨从悲起、仇自爱生。兄弟俩哭醒后商定：先将四个哥哥的遗物藏起来不让二个老人家知道，他们俩瞒着二老又报名参军，上前线打白狗子，替兄长报仇雪恨。不料，出发那一天，还是被老人家知道了，老人家不但没有责怪他们，还嘱咐两个小呀子，要听话，别牵挂家里的事。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乳臭未干的小红军在1934年春的广昌战役中，又随六个哥哥去了，写下了悲壮而苦涩的一页。此事，曾经在1934年5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三版以配图报道的方式，图文并茂地报道过。为支援红军、支援革命战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杨荣显家住瑞金县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现属瑞金市沙洲坝镇）。我们知道。瑞金是红色金融的摇篮，杨荣显一家与千千万万的苏区人一样，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了诞生不久的这棵红色金融幼苗，使红色金融避免了死于襁褓之中的悲剧。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们的红色金融事业，就是在这种腥风血雨中起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共同奋斗，沿着艰难困苦的道路不断前进的历史。一路走来，留下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经历了多少苦难辉煌的历程，谱写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赞歌！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的瑞金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第一次建立起自己的央行，摆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金融封锁与控制，经营起自己的红色金融事业。
这个国家央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小的央行了。开业之初，只有5个人20万资本金。毛泽民任行长，曹菊如任会计兼核算，钱希钧任出纳，邱冬生任记账员，彭天喜负责兑换兼勤杂。行址设在叶坪村一幢三室二厅的普通农家小屋（图1），它不以巧伪趋利、渔夺侵牟为目的，而以革奸铲暴、济寒赈贫为己任，区别于古今中外任何钱庄、票号和银行。这个小小的国家银行为发展苏区经济，保障民生，支援革命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为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和金融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巍然耸立在共和国金融史册的第一页！

 
图1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开创红色金融事业的领头人是毛泽民， 1931年7月，毛泽民和妻子钱希钧从上海展转香港、经广东汕头至福建永定的秘密交通线到达闽西，10月按照组织安排来到瑞金。当时找他谈话的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期时，瑞金正准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工作人员约有1000来名。代表们吃的、住的、开会的地方等等，给这个原本是穷乡僻壤的小县城带来诸多的困难，项英要求毛泽民负责大会的总务后勤工作。

    毛泽民是个非常会做群众工作的人，在困难重重的任务面前，表现出体贴入微关心群众生活的工作艺术。一苏大会场，原来是谢家大祠堂。这个祠堂由80多岁的谢氏族长管理。这个族长除了牙齿没有几个之外，身体还很硬朗，耳聪目明，思维敏捷，但思想比较顽固，为本族利益常常组织族人与外姓人械斗，很得本族人的尊敬和畏惧，连小孩子带路都不敢进他的房间。毛泽民第一次找到他的时候，刚说明来意，便被他一口拒绝。说：做会场会使祖宗灵魂不得安宁，会引发天灾。碰了钉子之后，毛泽民寝食难安。妻子钱希钧提醒他，过两天就是重阳节了，是否去看看老人家，再做做工作。毛泽民赶紧找当地群众了解过节需要置办什么东西。有人告诉他，在瑞金过重阳节最重要的传统食物是油炸薯包配鱼汤。说实话，在那艰苦的年代，这已经属于奢侈的了，足见瑞金人对重阳节的重视程度。重阳节这天，毛泽民起得特别早，向妻子要了些钱，准备去市场卖鱼。由于红军大量驻入瑞金，食物比较紧张。这天恰逢圩天，人山人海，卖鱼的不少，买鱼的更多，甚至有点像抢鱼的样子。毛泽民顾不得什么价，抓到两条草鱼过完秤付完款就回家。吃过早饭，匆匆忙忙将两条草鱼往老族长家送去。刚到门口，就听到老族长正在屋里骂儿子，责怪他去圩场晚了没有买到鱼。毛泽民赶紧把草鱼递上，并问候老人家节日好。老族长定神一看，原来是前两天来的毛总务，推辞几下之后，还是收下了鱼。此时，老人的儿子已经把薯包炸好了，热气腾腾的薯包香气扑鼻，老族长硬要毛泽民坐下来吃薯包后再走。两人边吃边谈，渐渐地沟通了感情，临别时，老族长留下了话，说要开个族人大会商量一下。在瑞金，由于共产党和红军的好处大家都知道，族人大会很自然一致同意了。

    毛泽民就是这样花自己的钱为公家办事，此事虽小，但却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品德。这与现在有些人化公为私、假公济私、贪污受贿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就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具体体现。

    苏区就是这么一种精神状态，公而忘在这里随处可见。方志敏在他的《清贫》中就这样写到：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
张爱萍将军晚年在与儿子张胜的一次对话中也说到：中央苏区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建立起来的工农政权，是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需要创建的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群众中，处处洋溢着当家做主人的自豪与骄傲。在党内没有等级观念，上级与下级、政府与老百姓、人民与军队之间，充满了同志式的平等和友爱。中央苏区的生活方式是军事共产主义战时供给制，没有私有财产；有恋人、有夫妻，但没有家产。

    有家庭没有家产，一种多么崇高的无私奉献精神啊！

    正是毛泽民这种公而忘私的崇高精神和精打细算的工作作风，一苏大代表的伙食标准虽然每人每天只有一角钱，仍然能够做到荤素搭配，吃饱吃好，聚精会神把大会开好。会议结束后一结算竟然还节余1.205大洋，会议代表个个都称赞毛泽民是个理财能手。

    由这样品德高尚的理财能手当行长，苏维埃国家银行便从一页空白的纸上，开始书写红色金融的历史。

    国家银行成立之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时候红军正是攻打赣州时期。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在《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重新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的错误主张，并于同日向苏区中央局发出“急攻赣州”的命令。赣州是江西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是连接闽、粤、赣三省的重要军事要地。这里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负责赣州城防的是金汉鼎第十二师的第三十四旅，3000余人。另有赣南17个县地主武装约5000余人。还有赣州城的警察、商民自卫团等，总兵力近万人。同时，赣州以北，有敌十一、十四、四十三、五十二、二十八5个师，赣州以南有广东军阀的十多个团，随时能够增援赣州。根据这种情况，当时毛泽东不同意攻打赣州，但苏区中央局多数同志同意执行临时中央的决定。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并组成了主作战军和支作战军。主作战军由红三军团和红四军组成，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其任务是攻城、打援、发展新区。支作战军由江西军区、闽西军区所属独立师和地方武装组成，由陈毅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其任务是担任游击和警戒。

    结果，正如毛泽东所料，红军历时33天，攻城不下，反而自己遭致重大伤亡。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对革命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失。

    红军攻打赣州失败了，可想而知，除了牺牲不少同志之外，就是浪费了大量的钱财。国家银行那20万准备金，基本上为解决各个部队的供给款掏空了，国家银行成了空壳央行，差不多就要关门了。那时候，毛泽民既是银行行长，又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财政部长邓子恢还未到位，毛泽民只好既管银行业务，又管中央财政部的日常工作，被搞得焦头烂额。

    毛泽民匆匆忙忙找到项英，汇报此事，项英也一筹莫展。还好，

    1932年3月中央红军主力撤围赣州后，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圩举行了一次会议，总结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探讨了红军以后的行动方针问题。决定将中央红军第1、第5军团组成东路军，到福建去，打击福建国民党军。一方面巩固闽西根据地，一方面筹措经费。3月下旬，毛泽东随东路军到达长汀后，根据闽西地区敌我形势和漳州易攻难守的地形特点，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以东路军攻占龙岩，夺取漳州，消灭国民党军的第49师，进入漳州地筹款。苏区中央局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此后，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分，率东路军执行攻取漳州的任务。

    1932年4月19日, 东路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占领了漳州城，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俘副旅长以下2300余人，缴枪5000余支《挺）、火炮8门、飞机2架，以及大量的军用物资。

    红军攻克福建漳州以后，毛泽东在芝山小红楼召开师级干部会议，除了总结经验以外，就是部署如何筹款工作。决定成筹款委员会，由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为主任，毛泽民为副主任。这次筹款非常成功，共筹集到160多万大洋（重量大约84800斤，按每人70斤要1200人挑），还有很多国民党的纸币。开始我们的红军战士非常仇恨国民党反动派，缴到国民党纸币都把它烧了，毛泽民发现后很快制止了这种行为，因为，国民党纸币我们还可以拿到白区去购买物资。攻打漳州的胜利，为红色金融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有了钱，不仅购买了大量印刷设备，银行的各项业务也很快开展起来，存款、贷款红红火火。

    为了统一苏区的货币，早在国家银行建立不久，毛泽民就开始筹备发行货币工作。要发行红色政权自己的货币，大家都很兴奋，当时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指示一定要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设计好，体现红色政权的特色，使红色货币起到宣传群众的作用。当时由于设计人员缺乏，毛泽民行长亲自在枪口下救下了黄亚光同志。

    黄亚光原名叫黄雨霖，是福建长汀城关人，他自幼爱好书法、美术，成绩优异。1916年，他以漳州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日本公费留学。留学期间，他目睹了日本的强盛，反观祖国的落后，巨大的落差刺激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毅然改名黄亚光，寄寓自己能“冲出亚洲，为国争光”。

    黄亚光接到任务以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设计的货币主图多为工农集会、镰刀、斧头、梭镖、红旗等组成的图案，体现了红色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设计贰角和壹圆面额的纸币时，他原本在纸币上绘制了毛泽东头像，遭到毛泽东拒绝。按照毛主席的意见，苏联是共产国际的总部，列宁第一个创建了社会主义国家，改为列宁头像。黄亚光设计的这些图案传统中不失新颖，朴实中透着典雅，给人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我党领导下红色政权货币的特色。根据黄老自己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除了设计制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银币和铜币外，还设计过苏区地图、苏区邮票、中央政府粮食部的米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红军临时借谷证，以及多种多样的印花税票、广告、宣传画等苏区票证图标。仅货币一项，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为革命根据地的银行设计、绘制了9套货币和公债券图案共70张（枚），为红色政权货币设计制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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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黄亚光签名时情形

    印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使用的是石印印刷技术（图10），石印技术是清朝末年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石印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许多比较高级的印刷品，都使用石印技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以后，印刷发行纸币，使用的就是这种当时最为先进的石印技术。应该说，当时印制的技术是先进的，但在那艰苦岁月，穷苦的人们文化不高，印刷出来的纸币与其他精美的纸币比较起来，显得有些粗糙，也因此产生众多的版式。我曾经撰文于《中国钱币》杂志2008年第一期，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从文字差异、冠字差异、签字差异、图案差异、颜色差异、纸质差异、票幅差异、趣味票八个方面，比较分析了纸币的不同之处。然而，尽管有些粗糙，其防伪技术是非常高超的，至今80多年，制假者绞尽脑汁，也没有能够制作出可以乱真的纸币来。

图10保存在瑞金博物馆的石印机（一级文物）

    世界上各个国家发行的货币，都有各自的防伪措施。1932年7月在瑞金开始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也有自己的防伪措施。这些措施和技术，首先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发明的。

    国家银行可是苏区军民的“钱袋子”，关系到整个苏维埃国家的正常运转。上任后的毛泽民除了要到各级苏维埃政府挖掘金融人才、设计苏区纸币，设法生产印钞纸外，最让他担心的是苏区纸币“防伪”的问题。要知道当时苏区要制作这种纸币，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为了给苏区纸币“防伪”，毛泽民一连好几天都废寝忘食。一天晚上夜深了，毛泽民还在苦思冥想，一不小心身上穿的毛衣袖口被桌上的油灯烧了一下，发出“滋滋”的声音，一股火烧羊毛的焦臭味顿时弥漫了整个屋子。

    正在缝补衣服的妻子钱希钧也闻到了这种臭味，抬头便问：“什么这么臭？”

    毛泽民则谈谈地说了句：“毛衣袖子不小心烧了一下。”

    不久，毛泽民忽然一拍桌子欣喜地说：“对呀，这就是很好的方法嘛！”接着给朝妻子丢下一句话“我去找一下菊如”，便飞奔出门了，弄得钱希钧一头雾水。

    天微亮了，毛泽民才回来。还在等丈夫回来的钱希钧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毛泽民一脸掩饰不住兴奋地说：“我刚才与菊如同志商量了一下，纸币防伪问题解决了。”

    钱希钧好奇地问：“怎么解决的？”

    见妻子追问，毛泽民严肃地说：“这是国家机密，关系整个苏维埃的金融稳定。”丈夫既然是这样说，妻子也就不再多问。

    1932年7月起，经过“加密”的苏区纸币开始在整个苏区流通开来。原来，毛泽民正是受火烧羊毛产生焦臭味得到启发，在生产印钞纸的纸浆中加入了细羊毛、烂布等纤维，纸浆制成印钞纸后，印刷出来的苏区纸币，烧之就会产生焦臭味，反之则没有。在放大镜下，也能看到各种不同颜色的纤维。毛泽民正是利用这一简单的方法，巧妙地解决了苏区纸币防伪问题，为当时苏区的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家银行工作最困难的时期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国民党军队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通向外界的交通基本上被封锁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用于印刷纸币的油墨没有了，怎么办？为了解决油墨问题毛泽民同志心急如焚。为了使国家银行纸币的印刷不受影响，二话不说带着印钞厂厂长杨其鑫直奔福建省长汀，找到长汀城区区委书记毛钟鸣，请他想办法解决这事。毛钟鸣告诉他们，用土法可以生产油墨，他师傅临死时告诉他，曾经用灶上火烟筒里的烟灰或锅底灰伴油生产过黑色的油墨，但他师傅没有说用什么油。

    毛泽民和杨其鑫回到瑞金后，马上进行试验。开始他们用煤油伴烟灰，怎么搅拌也掺和不到一起。后来换用茶籽油，结果也不行。正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起搞试验的油墨部主任钟同兴看见房东端了一罐猪油进房间，双眼一亮。他向房东讨来一勺猪油，用猪油拌烟灰，一试竞然成功了。

    毛泽民等人总算松了口气。油墨部主任钟同兴抽出几名工人，开始大量生产油墨的工作，采购猪油，收集烟灰。他们不辞劳苦，走村串户，如果女主人不在家，他们就亲自动手，从灶上的烟筒里扫烟灰。油墨部的工作人员，都变成了烧碳老翁。

    此后，毛泽民带领印刷厂的同志，采用猪油混加其他颜料的方法，解决了印刷纸币油墨的问题。因为那时候从白区购买颜料还比较容易，不像购买成品的油墨被国民党控制那么严。

    知道了这段感人的故事，不由得激起我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感叹之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那是2002年元旦期间，我和几个比较要好的收藏界朋友去江西淘宝。在赣州文庙的大坪一直到文庙天井，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各种收藏品。我在那转了一圈之后，走进了文庙里面的一个店铺。店主是老熟人了，他知道我收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钱币和票证，很自然地从柜台里面货架的抽屉里，拿出他放纸币的册子。他一边拿东西一边喃喃自语说：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苏维埃时期的这些钱币、票证很难搞到，却又很难卖出去，生意很不好做。旁边，正好有一位搞苏区纸币收藏的赣州人，突然告诉我有几张很奇怪的纸币，他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会这样。这是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伍分纸币（图11），正面没有主图，只有黑色的行名、“伍分”面值、冠字“D”、签名、兑换说明和红色六位数编码。背面什么都没有。其实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只是出于好奇，以略高于同等纸币的价格买下了一张。买回来之后，也没有十分在意，放在纸币册里很久没有理它了。看了毛泽民解决苏区纸币印刷油墨的故事之后，我再次把它翻了出来，心想：难道这就是猪油版的纸币？土制油墨颜色容易自然退化，这张币也许就是使用这种油墨的见证。从纸币印刷发行到现在几十年了，也有可能是因为保管不善被自然风化了，也许是有人故意用某种药水浸泡，人为制造的稀罕品卖高价。或许还有其他什么原因，等等。总之，这张纸币给了人们无限遐想，我想有朝一日会用一种科学的仪器进行化学测试，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图11

    1932年7月，第一套国家央行发行的纸币开始发行流通，此后，还发行了贰角钱的小银币，1934年2月又开始发行一分和五分的铜币，红色政权货币体系的建立从此便正式宣告起步了。

    红色政权第一套货币，从1932年7月发行到现在已经接近90年了，几十年来社会各方对这套红色货币都有不少研究，著作也比较多。但，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有不少不解之谜。

    我们先来看看纸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总共发行过主币一种，即一元券；辅币四种，即伍角、贰角、一角、伍分四种。这些纸币还有什么未解之谜呢？

    首先是冠号之谜

图12伍分纸币6种冠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五分券（图12），我较早就收集到A、B、C、D、E五种冠字券。想收集齐全套五分冠字券，从1998年开始，为寻找伍分无冠字纸币算是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从闽西到赣南，从赣州到南昌，从上海到北京。打电话询问有关收藏爱好者和专家，上互联网查找，都毫无结果。2005年“五一”期间，我和几个朋友再次前往江西淘宝，由福建龙岩到江西赣州，由赣州到江西吉安，还准备去南昌市。到吉安后，我们去拜访了慕名已久的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离休干部龙吉昌老先生。他是钱币收藏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出版过《江西历代钱币图录》和《珍稀奇趣钱币博览》。龙老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老人，住在单位当时分配的并不宽敞的房子里，精神极好，心态乐观。他知道我们来意后，从书柜拿出两本厚厚的书稿，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编写的，书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图录》，介绍了各种版别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和红军时期的各种债券，有600多个页面。拿着沉甸甸的书稿，我迫不及待盯着看国家银行纸币，尤其是无冠字伍分券。当我看完书稿才发现，其他伍分券的冠字都有多个版别，唯独无冠字伍分券只有一张。我问他这种纸币怎么才一张时，他主动跟我解释说：“一张图片都很难搞啊，我也找了好几年才发现这个事。”我把事先从书上抄下来的号码一对，果然就是这一张。我问他能不能让我看看原票，他却说这是从杭州一个离休老干部那里拍来的相片。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么稀少，难怪到处都找不到它的身影。此后，我仍然不死心，继续寻找这种无冠字伍分券，总想有偶然的发现。终于在2013年夏天参加北京钱币博览会时，从我的老朋友——著名钱币收藏家王宣瑞先生处看到实物。2017年，王宣瑞先生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四大珍品问题，撰文《中国钱币》杂志。我是这个杂志的“特聘审稿专家”，杂志编辑部把王先生的文章转发给我，让我审阅。看了王先生的文章，真是感慨良多。原来苏维埃伍分无冠字版，除了龙吉昌老先生一张照片和王宣瑞先生一张实物之外，江西省钱币学会《钱币研究》1991年第一期，刊登了王太华、刘国昆“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数量”一文，他们约在1990年，集中过手7000张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其中伍分券1000张，从中自然拣选出无冠号伍分券2张。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苏维埃伍分无冠字版就有4张了，号码分别是072947、072951、091192、121806。

    从上述号码可以看出，苏维埃伍分无冠字版最大号码是121806，也就是说，当时印刷发行这种纸币的数量至少有十二万余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一元纸币中，有一种A1934年版币（图13）。我曾经写过一篇《空前绝后之冠》的文章介绍过。这种纸币非常奇怪，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目前收集到的号码从335511开始，到434066结束共计34张。也不知道前面30多万张纸币去哪儿了，后面又还有什么号段的纸币，成了一个谜。按目前收集到的34个号码看，当时发行数量约十万张左右。

图13

    同样是苏维埃伍分纸币，B冠字券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收藏市场上很难寻觅到，目前已发现只有39张，其中有8张无法辨认号码，可辨认的31张号码从：001070开始，到080223结束。也就是说当时苏维埃伍分纸币B冠字券发行八万余张。

图1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一元纸币中，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品种——1932年版背面加盖两个“A”冠字版（图14）。我将这种纸币的发现，结合冠号研究以及发行数量的研究，写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考证》一文，发表在2011年第一期《中国钱币》杂志上。目前已经收集到这种纸币（大多数是图片）36张，其号码从000119开始，到015901结束。个人认为，1932年背面加盖两个“A”字版，是1932年版编号编满后另外一种编号形式的纸币。因为这36张纸币中有32张的背面是黄色的，且都较模糊，只有4张是绿色的，且比较清晰。如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一开始印制发行的头版纸币，颜色应该是统一的。因为什么事刚开始做的时候都是比较认真的，不可能产生这样两种颜色的现象。后来我又收集到1932年一元券9字头以后和1933年版1字头以前的纸币资料，背面也是黄色的，说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这36张纸币中，最大号码是015901号，也说明当时发行这种冠字的纸币没有超过二万张。

    问题来了。上述4种冠字纸币当时为什么发行这么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编码使用的是6位数号码机，一般地说，印制编号一种冠字的纸币（少一张）是一百万张。而无冠字苏维埃伍分纸币只有十二万余张，只占应编码的百分之十二；A1934年版一元纸币十万张左右，只占应编码的百分之十；B冠字版纸币只有八万余张，只占应编码的百分之八；1932年背加盖双A版纸币不到二万张，只占应编码的百分之二。为什么这些冠字的纸币只印制发行这么一点点，与正常编号差那么远？很没有道理，让人费解，成为一个谜团。

    其次是数量之谜

    大家都知道，研究纸币的冠字与号码，是解开纸币印制数量的钥匙。第一次公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发行数量的是王太华、刘国昆先生。他们在江西钱币学会第二次年会上介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共发行伍分券410万张，壹角券580万张，贰角券210万张，伍角券790万张，壹元券290万张（江西钱币学会《钱币研究》2001年第2期第37页），总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纸币805.5万元。这与时任国家银行会计科长，解放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曹菊如同志，回忆苏维埃国家银行总量印制发行了800万元纸币，基本是一致。这种本来没有悬念的结论，却被研究国家银行纸币冠号的人，又打上了新的问号。

    我们来看看王宣瑞先生的研究。王先生从2012年9月开始，在钱币天堂网、中华纸币网等，发起了统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有关数据的活动，得到了海内外新老藏友数百人次的大力支持，参与者过眼过手纸币上万张次，数据持续更新，点击率累计达到5500人次，有效回复370余人次，直到2015年底，各项数据才趋于稳定。又经过两年多的沉淀和分析，五年多的时间，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种面额28种冠号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图15

    这里有3种冠字的纸币是很少的， 1932年背面加盖两个“A”字券15901张；伍分“B”冠券80223张；伍分无冠券121806张。     

    除此之外，伍分A冠最大号为882806；壹角正面最大号为798786；壹角A冠最大号为606447；贰角1932年下编号最大号为322573；贰角1934年最大号为776456；A1934年最大号434066。都不满999999张，有的缺还比较大，不到一半，甚至更少。

    事实上，当时纸币发行的数量与几十年后收集的数字会存在一定的差距，一般情况下，后面收集数字肯定比原来发行的数量会少，这是一种必然规律。但是，就按照后面这种少于原来数量的情况分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也不止800万元。除了上述特殊的3种冠字情况，以及末尾冠字号码可能没有编完情况外，正常按照每个冠字一百万张概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共印制纸币，伍分券410万张，20万元；一角券600万张，60万元；贰角券210万张，42万元；伍角券790万张，395万元；一元券344万张，344万元。总计约861万元。这是几十年后得出的数字，当时印刷发行的数字肯定要比这个大。这是几十年后得出的数字，当时印刷发行的数字肯定要比这个大。

    据《红色金融丰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2月）介绍，红军过金沙江时，中革军委要求红军挑的纸币全部烧掉，共计3758000余元，所有铜币全部倒到枯井里埋掉，共计63000余元。说明主力红军长征前夕，国家银行还保存非常多的纸币，将近国家银行印制纸币总数的一半。

    社会上流通这么多，库存又还那么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当时究竟印制发行了多少纸币？值得今后进一步探讨，这也是一个谜，发行数量之谜。

第三是文字之谜

    综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错字很多。毫不夸张地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全部都是错版币。

    我们先来看看：

1、壹元券：

图16壹元券正面

图17壹元券背面

    壹元券正面（图16）上方从右至左横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红色繁体中文楷体字。行名下方是左右两排各6位红色阿拉伯数字的编号。票券正中央是列宁头像，饰以长匾形花纹，花纹两端各有2个留白大五角星，右五角星内书一个“壹”字，左五角星内书一个“圆”字。列宁像底下接近下框边左右各有一个黑色签名，右边是邓子恢的签名，左边是毛泽民的签名。下边花边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留白框，框内从右至左横书“凭票即付银币壹元”8个繁体中文隶体字。整个券面图案用花边框成长方形，规格为111mm×59mm。花边4个角各有一个八瓣形花，花内各有一个留白“壹”字。中间主花纹与框边之间的留白处，有正六边形底纹，颜色有兰色与浅绿色两种。背面（图17）上方从右至左横书“国家银行”4个繁体中文隶体字。中间饰有楕圆形花纹图案，图案的中央框内有“ONE”三个英文字。两厢也各饰有一个横放古钟形花纹，花纹内各留白一个五角星和书一个“1”字，下方边框花纹中从左至右书写年号，标明发行年份，有阿拉伯数字：“1932”、“1933”、“1934”、“A1934”4种。四角各有一个圆圈，圈内各嵌隶书“壹”字，但背面“壹”字与正面“壹”字不同，正面“壹”字是以列宁像为中心的璇读，背面下边左右“壹”字不向上，而是向下，可以顺读。

    行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字之中，有“埃”、“国”、“银”3个错字。

    纸币中“埃”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字（图18）。在初版币中，即1932年版的000001至377534号段（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号码）币的“埃”字，少掉了一撇，由原来的“矢”字变成了上下结构的“土、八”两个字。但，实际上认真一看，不管是初版币中“埃”字无撇也好，还是后面加上了一撇也好，都还是一个错字。因为不管“矢”字还是“天”字，倒数第二笔都应该是连笔，即一长撇。而纸币中都写成分上下两个部分，初版币是“土、八”两个字，而377534号段以后的币，下方是一个“八”字，上方 叫什么字？谁也不知道，所以统统都是错字。

 
图18两种版式币比较

    行名的“国”字，第一个框内的“或”字有点，是正确的。第二个却没有点，成为错字。行名的“银”字是个繁体字，其偏旁本来是个“金”字，可在纸币中的“金”字中间一竖，其上方出头了，成为错字。

 
图19

    主图中币值的“壹”字（纸币正面右边，图19），其上方应该是一个“士”字，可都写成“土”字。不但写成“土”字，且一竖下方还竖出头了，不知道叫什么字。下方兑换说明的“壹”字，“士”字头也写成“土”字头。

 
图20q字9

    壹元券背面的年份，初版币，即1932年版的编号在377534号以前的币，“9”字写法很特殊，像个“q”字（图20），底下有一短横。

2、伍角券

图21伍角券正面

图22伍角券背面

    伍角券正面（图21）上方有一弧形留白框，框内从右至左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繁体中文隶体字，左右两边各饰一颗小五角星。弧形框下方为冠号，有无冠双排号码、无冠单排号码、A冠、B冠、C冠、E冠、F冠8种，冠字为兰色，号码为红色6位阿拉伯数字。中间饰上下对称的伞形花样图案，图案两旁有两个圆圈，圈内有六角形花纹衬底，留白地图形状花纹，右边圆圈内有正楷空心“伍”字，左边圆圈内有正楷空心“角”字。中间图案下方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黑色签名，右边是林伯渠签名，左边是毛泽民签名。下边花纹边框中间留白一个长方形，框内竖列从右至左书“凭票贰张兑换银币壹元”10个隶体字。整个券面饰花边四方框，规格为97mm×60mm。花框4个角各有一个八瓣花形圈，上边左右花瓣内各楷书一个空心“伍”字，下边左右花瓣内各楷书一个空心“角”字。框边与主图之间周围有红色弧形状小圆点底纹。背面（图22）上方有一个留白匾框，从右至左横列“国家银行”4个繁体中文隶体字。 中央饰有大花纹图案。下方有一留白匾框，匾框内从右至左书“一九三三年”5个隶体字。4个角各饰有一个梅花形花纹，花纹内各有一个留白圆圈，上方左右两边圆圈内各有一个隶书“伍”字，下方左右两边圆圈内各有一个隶书“角”字。正面和背面4个角中都有“伍角”两字，但形式不同，正面为竖读，背面为左右璇读。

 
图23

    伍角纸币的行名中，“埃”字非常古怪（图23），三角形的头部变成了菱形，第6笔的撇少掉，变成“工、八”上下结构的字，土字旁的一提后面又多了一个点；第二个“国”字里面的“或”字少一个点；银行的“银”字右边一点，不是点在最后一奈的右上方，而是点在里面，形成一个“人”字。

    中间主图的“角”字的“用”字最后一竖，上方出头了。

图24

    在兑换说明中（图24），“弍”字为简体字；“张”、“换”、“银”、“壹”4个字写法都很特别。“张”字最后两笔形成一个“人”字；“换”字的上方刀旁变成了直接与框内的撇相连，形成类似于“内”字；“银”字的繁体偏旁“金”字中间一竖，变成了右边一竖，也多了一横，成了一个错字；“壹”字的上部由“士”字变成了“土”字。

 
图25

    背面“国家银行”4个字（图25）之中，“国”字框内的“或”字少上方一个点；“银”字的繁体偏旁“金”字中间一竖，变成了右边一竖，也多了一横，成了一个错字。

 
图26

    背面上方圆圈内的“伍”字（图26）非常特殊，比一般的繁体字中间多一短竖，变成了竖---横---折的笔画。

3、贰角券

图27贰角券正面

图28贰角券背面

    贰角券正面（图27）上方有一弧形留白匾框，框内从右至左横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繁体中文隶体字，左右两边各饰有一颗小五角星。中间有一个顶部为弧形的镜框，框内有底纹，由点和小圆圈组成，中间是列宁头像。镜框左右两边为梅花图案，都以六边形为底纹，其中右图内有楷书空心“贰”字，左图内有楷书空心“角”字。下方留白一长方形横框，从右至左竖写“凭票五张兑换银币壹元”10个隶体字。方框左右二侧是黑色签名，右边为邓子恢签名，左边为毛泽民签名。整个券面饰花边四方框，规格为90mm×61mm，边框上下左右4个角饰八瓣花图形，花内有一留白小圆圈，上边左右两边圆圈内隶书“贰”字，下边左右两边圆圈内隶书“角”字，其他底纹为红色的点和圆圈组成。背面（图28）上方有一弧形留白框，框内从右至左横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繁体中文隶体字，正中有一大圆圈，圆圈内部饰左右两边谷穗环抱地球，地球上方有一个五角星，地球中间有一个镰刀和铁锤组成的图案。谷穗下方有一个小框，书4个阿拉伯数字，即“1932”或“1934”标明发行年份。中间两厢左右各有一个留白五角星，星内书“0.2”字样。左、右、下三边有一个“U”形框，框内共饰95颗小圆珠，均匀对称。中间图案与边框之间饰六角形底纹。4个角各有一个圆圈，左上角圆圈有33个小圆珠，右上角圆圈有34个小圆珠，右下角圆圈有35个小圆珠，左下角圆圈有36个小圆珠。上方左右两边圆圈内各书一个隶体“贰”字，写法与正面中间“贰”字写法相同，下方左右两边圆圈内各书一个隶体“角”字。贰角券的编号无冠字，只有阿拉伯数字，有盖在背面上边和下边两种，为红色六位阿拉伯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