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家简介

    张协和（原名蒋孝传）1920年出生于江苏省铜山县。自幼受家庭影响，少年立志为民族与国家发展作贡献，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投身革命，以此为业。自延安时期始，从事科学技术工作六十年，涉及领域广泛至机械、冶金、化工、建筑、农业、材料、核能、航天、军工、教育、情报、文化、工业美术及中医、文史等学科，为我国的边区发展、机械工业、国防军工、建筑工程等的科研管理、设计制造及高等理工科教育与中医药学等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一生参与一百四十余项发明与科研成果，其中8项获国家级奖励，发表各类论著百余篇，主持创办了5所高等理工科院校，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的行政、经济、科技管理骨干力量。是首批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技术专家，被国家首称为“我党复合型和专家型的领导干部”。

    他少年离家求学时，其父曾嘱：“你为人正直光明，但社会复杂，以后凡事要留有字据”。他谨遵父训，遂成习惯，又由习惯变为爱好，藏有大量多学科历史资料与实物。他一生研究专业涉猎领域之广，完成项目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国内不多见的。而作为党内高级科学技术专家，热心参与多门类文化艺术活动并藏有较多文化艺术精品及多个时期的珍贵大批文物史料也是少有的。

    他保存的3000多件延安时期的资料与文物已成为极其重要的历史资料。如：由他保存并提供影印的整套延安《解放日报》与《解放日报——临时刊》，是后人系统研究、了解延安时期政治、经济及军事历史活动的稀缺的官方性重要文献。他收藏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枣园书记处住宅及办公建筑设施等大量建筑与家具、用具图纸，为解放后延安革命文物修复、重建提供了珍贵的原始参考。由他设计、绘制并保存至今仍鲜艳夺目的“七大”投票箱彩色图样，再现了毛泽东被正式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那瞩目的一瞬。

    本纪实中采用的三百余幅延安时期的原始图片、资料中，绝大部分为当年张协和本人绘制或记录，均为第一次面世，是具有七十多年历史的极为罕见的真实史料，对于研究历史、党史、近代史的学者和各界人士来说，是一批珍贵的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目 录

    藏家简介
    序     延安政治与经济的变革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源
    引言   抗战时期边区基本状况——从“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到“一国两制”的特区形态
    附录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延安纪实专题50篇
    第一章 张协和在边区的主要工作
    *从以科学、文化与实业救国为理想到成为职业革命者
    *延安杨家岭建设委员会与建设中央大礼堂
    *任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委员会）经建工作顾问
    创建美坚工厂与中央管理局技术研究室
    参与延安经济建设和获“劳动模范”称号
    多才多艺“搞副业”的红色专家
    *延安撤离与《解放日报》及《解放日报——临时刊》的存世
    兼任西北土产公司XX委员
    *为中共“七大”选举设计的投票箱
    有关“七大”准备工作与中央大礼堂的会场布置
    为中央直属机关服务
    开创我党的义肢业
    第二章  作为特区的延安经济实况
    *边区发行的彩票奖卷
    美坚工厂人事管理与供给制待遇的改革实验
    *边区公有制条件下的私人生产及利益分配
    公营单位与个人间经济活动的多种加工与结算方式
    边区公有制单位的多种经营
    *延安的合作化股份制与私人投资
    中央管理局经济建设处与公有制企业的管理
    有关边区的造纸与边币制作
    出人意料的延安广告
    *延安的“市场沟”与商铺字号
    *边区的商业诚信与售后承诺
    第三章  与地下情报工作的关系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与“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
    协助叶剑英参谋长调查宋绮云的去向
    蒋自明（张协和之父）突然逝世后李克农给张协和的唁函
    蒋自明与西安“莲湖食堂”与“百乐饭店”
    由技术专家转行作地下情报工作
    在社会部等待工作分配
    *张协和与西安家中的联络
    第四章 边区军民工作与生活实态
    *为延安平剧院与“黄河大合唱”制作布景、道具、乐器
    *密切联系群众——为军委供给部改善大灶伙食捐款50万元
    *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
    到延安帮助抗战的外国人
    延安的“日本八路”
    南泥湾旧址与延安炮兵学校
    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联防军司令部
    有关延安中央医院
    延安的洋大夫与阿洛夫大手术室
    *与吴印咸的交往及其编辑出版的《摄影常识》
    窑洞中的开放式私人图书馆
    延安保育院（保小、北京育才学校的前身）
    中央（后改为洛杉矶）托儿所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延安中国（八路军）医科大学
    边区的邮政通讯
    边区军民的生活卫生
    边区的各类展览会
    边区的体育活动

    附录   张协和生平传略
    张协和收藏延安革命文物850件列表
    延安时期张协和9本笔记内容提要

    序

    延安政治与经济的变革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源

    张协和1940年到延安后，年仅21岁就成为延安十数位中、外高级技术专家之一，是参与延安中央大礼堂、边区参议会大礼堂、枣园书记处办公及住宅建筑群、南泥湾疗养院“红楼”等的设计与建设者，是一位传奇式的专家知识型职业共产党人。

    2007年秋，代替大哥张延生参加“延安儿女联谊会”寻访团访问延安，临行前对张协和与姚毅夫妇遗存的3000余件延安时期的资料进行整理，在仔细阅读其中部分后，发现这些资料反映的实际情况与大多人们对那个时期的理解有着显著不同。以往对延安的研究多局限于政治、军事及思想、文化层面，而他们保存的延安时期的史料，填补了传统文献与写作视角的不足，让你能从更深层次全面了解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军民真实的工作、学习与生活实态，以及作为“陕甘宁特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下具体的经济与民生运行状况，其中部分实物及资料也是延安革命文物修复与重建的原始参考。

    1946年底，当时毛泽东主席并不想放弃延安，胡宗南调集了39个旅，23万军队，而我西北地区只有部队2万余人，因兵力悬殊极大，最后决定撤离。11月3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处理与保存密件的指示》规定：除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专人妥善携带”，一般事务性文件“应即销毁”。延安各单位火速集中并销毁了上百万件各种资料文档。解放后，全国曾收集到延安时期文物两万余件，中央档案馆也将有关延安时期文物两万余件移交延安纪念馆，可惜1977年延安大洪水使其损失惨重，致使人们根据现有保存资料为准，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与判断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明显差距。与延安时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相比，后人对边区的实际了解多少显得有些苍白。

    现在研究延安时期权威系统史料之一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1947年3月27日)十二册影印合订本,就是50年代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范离（延安撤退时任后梯队司令员）以张协和在危机情况下,用车拉、骡驮经陕、晋、冀运至山东解放区，最后带到北京的两大箱《解放日报》孤品原件为主，并少量补配后由人民出版社影印的，成为后人研究、了解延安时期政治、经济及军事活动的稀有的官方性重要文献。这些历经千山万水、历次运动、乃至文革中被分拆藏于多名亲属、部下、友人处才躲过劫难保存下来的珍贵资料，除《解放日报》外绝大部份从未面世，涉及领域广泛而细致，是研究延安时期资料中极罕见的。

    一般人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源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改革开放与“一国两制”的概念是八十年代由邓小平提出的。这些史料，以强有力的证据显示：如同邓的那句关于特区的名言“你们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前半句所言：“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延安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涉及政治、经济诸多方面的特大实验区，许多前辈都对此记忆清晰。当今，受到全世界瞩目的中国成功的改革开放，其基本理论的产生及其社会实践大都源于延安时期，这一事实将改革开放的实践研究向前推进了40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国内出现的大量创新性经济现象与政策，如：保护私人财产、改革公有制下的个人分配、承包经营方式、公有与私人股份投资与分红、发行专项彩票、市场经济原则、对外招商引资、实行一国两制等都曾在延安时期推行过。

    与现今相同，延安在其政权建设方面始终贯穿“以法治理”为主导思想，制定建立了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边区宪法）为核心的一系列众多法律、法规与条例。在涉及经济发展时，强调使用经济手段，避免采取纯行政手段解决问题。那时出任各类不同管理工作的人，不像现今会有较好的各种环境条件和待遇，他们除了自己的头衔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他们必须创造性的自行解决从小到大的一切问题，这就从客观上检验了领导者的能力，同时，也限制了只尚空谈或能力差的人在仕途上发展，这也成为组织考察任用干部的客观衡量标准。

    延安时期对于学习优秀示范典型的宣传，多为突出集体作用，而不鼓励宣传领导及个人。这一原则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普遍实行，即便有宣传个人的现象也多是针对他所从事的本职工作（如劳动模范）。凸显个人在当时被视作有违党的原则而遭到质疑，即便后来突出毛主席的领导核心，也是强调用党在发展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的作用，这样才更加符合党章中关于共产党员与党的干部的公仆责任和义务原则。现今流行的英雄拯救历史的情节，多为受到外来美国大片影响的幻象，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实态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在期望全民共同抗战的大趋势和共产党充分力争与苏联的影响下，承认了共产党及其局域政权管辖的合法化、还对其军队进行了整编。与其相应，共产党也在统一战线前提下，重新审视阶级理论，表示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服从国民政府政令，进而促成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客观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国家实态。使中国共产党合法独立拥有并掌握政权与军队的同时(包括准国家性质的银行、税务、司法、海关等)，实行国家私有制和局部公有制两种制度的共存，促进了文化与思想的解放并得到空前发展,进而融合了多种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积极因素而产生“新民主主义”系统理论，在经济上则广泛借鉴各种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突破传统理论上公有制度的限制，逐渐形成了全方位的市场经济形态。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调查研究，1942年，张闻天率中央农村调查团经过14个月的考察、调研，整理出几十份调查报告，中共中央在理论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的基本概念，这一思想指导原则，对现代中国诸多方面的影响是划时代的。从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并迅速掌握全国政权，到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改革开放，继而实现“一国两制”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均可追溯到延安时期的实验萌芽与发展。一种制度体系下，允许另一种制度的要素生存和发展，并向其积极学习与借鉴，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创举。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政策，中央会突出加强对舆论与宣传工作的指导，许多关键宣传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笔，并经常由领导干部以报告形式进行宣讲，形成统一的上下舆论认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能广泛吸收、包融不同社会制度中具有的积极因素而形成新的发展模式是最具有生命活力的，延安时期和现今的经济迅速发展均是共同受益于这一基础的，这种在中国汉、唐盛世历史上和如今所体现的广泛吸收与开放包容的发展模式，将成为中国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延安时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辉煌、对中国思想发展和社会运行历程影响最深远的一个阶段，而对现今的影响更加具有现实性。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将给这些资料赋予了更深一层的的意义。

    这些史料的面世，将会推动对延安时期和现今政治改革的研究与发展，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特区，及当时国家政治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形成时域性的“一国两制”实践及真实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等基本概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到了更完整、立体、鲜活、繁荣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态，也为业者及史学家提供了深入研读边区发展建设难得的珍贵史料，使我们看到从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也称集产社会主义）到延安的“新民主主义”以及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

    共产党人坚持抗战与其后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实质上取决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辈们从哲学理论高度，对于抗日持久战争与社会变革及经济发展的深刻认识，制定出各项符合社会实际的指导政策，并上下一致广泛推广贯彻、落实实施。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大发展期，均是遵循这三条基本原则。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显现出正确认清历史将会使我们更好走向未来的指导性意义。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理解，生物的进化遵循“适者生存”，而社会的进步更需要管理者的自我修正能力和顺应其社会发展原则。国共两党此消彼长、相互取代的结果，再次证明了这一规律。通过数十年来不断努力，在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推动人类经济、人文发展的今天，我们能从纪实中更全面的了解到从贫瘠的山沟到正在实现的伟大民族复兴的变革过程。

    本纪实记述的有关边区的经济、生活与工作实例，并不一定代表了延安时期的全部，但却明确具有那个时期的时代特征和边区发展进程记录的代表性，真实反应和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由于受年代久远的影响，对于纪实中文章、图片引用未能标出准确来源之处，特一并表示歉意和致谢。文中如有不妥之处，请予以指正。     

    张延生  张强  张辉  张大建（执笔）
    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

    引  言

    抗战期间边区的基本状况——从“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到“一国两制” 的特区形态 

    抗战期间中国的政权管理实际分为两类，三种方式：一、日、伪控制的殖民政权，二、国统区的国民党政权和区域性进行实际管理的共产党政权。在国统区内第一次出现了国家私有制与局部公有制（特区）并存的现象。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也相应分为沦陷区的殖民经济，国统区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和陕甘宁等共产党控制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延安时期是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上最辉煌、对中国社会运行历程影响最深远的时期。在这里，不仅产生了“陕甘宁特区”，实行着“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这里，还产生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并通过“新民主主义”的大量社会实践，使指导全党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更加趋于完善。本引言主要侧重反应边区政权管理下的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问题。

    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 

    一、1937～1940年  休养民力期 ：

从清凉山万佛洞牌坊遥望宝塔山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延安（1938年吴印咸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共产党与红军的存在变为合法，并于1937年1月13日进入延安。2月，中共中央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3月23日，发布《国民经济部扩大合作社经营的决定》。4月23日，“针对时局由战争转到和平，由两个政权对立的状态转到合作”，公布了《苏维埃政府关于财政措施的新规定》。4月30日，《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中第一次系统的提出了“特区经济建设的意义与条件…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将特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使他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因此积极进行特区经济建设，成为我们目前中心任务之一，…特区在经济文化上虽然较为落后，…特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以及特区内广大忍苦耐劳具有强大组织力与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保证我们可以将特区创造成为全国模范区域”。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也改称为陕甘宁特区邮政局。5月2日，苏区代表会议明确要“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洛川会议上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域，根据行政院第333次会议，国民政府划归23个县由边区政府管辖，组织上实行共产党人、其他党派、无党派人士各占同等席位的“三三制”。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改称其“陕甘宁特区政府”，边区政府制定了《特区政府施政纲领》（15条），1938年1月，国民政府复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总面积为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整体经济落后，社会封建残余浓厚，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集中在不满百分之十的人手中。

    “我们建设的步骤，首先是恢复，其次乃讲发展”。“在工业上注意发展石油、盐、煤、铁等主要生产，保护手工业”（林伯渠）。1938年以前，边区几乎所有日用品全靠外间输入，公营企业规模极小，只有职工270人。从1938年开始，边区开始注意建设公营自给工业，并陆续建立了大量的政府、教育、医疗、科研与生产机构。从1927年开始，红军主要由揭竿而起的农民和起义的职业军人组成。到达陕北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投奔延安参加抗战，党内的学生成分与高知阶层比例达到高峰，这种人员结构上的变化和对他们的积极培养教育，为日后共产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这不光促进了各个领域政策理论方面的不断提高，而且，为从基层到中央的各个管理性岗位添加了大批生力军。井岗山时期是以武装割据为主线，而到了延安才真正开始全面的政权与经济建设。伴随着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纷纷到访边区并提供了各种支持，促使延安制定的各项政策更加具有包容与开放性。9月25日，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通令》。

    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15日，《八路军军政杂志》刊发肖劲光“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17日至2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边区自治性宪法文件《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以及铲除和杜绝汉奸、土匪，扩大地方武装和统一战线，发展经济、教育等12件重要提案。当年初，边区经济开始被封锁，中央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机关、学校、部队开始提倡生产劳动自给。中央财政经济部公布了《各根据地合作社暂行条列示范草案》。2月2日，李富春在边区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延安成立各级生产委员会，领导各机关的生产运动，并组建市场委员会，负责延安新市场的开辟工作。2月4日，边区党委、政府、抗敌会、保安司令部联合下发“关于发展生产运动的紧急通知”。2月25日，延安召开第一次技术人员新春晚会，毛主席出席并讲话。4月1日，颁布《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陕甘宁边区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4月7日，又颁布了《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5月1日，举办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9月10日，李富春发表“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12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2月8日，颁发《陕甘宁边区政府税收条例》。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还颁布了《陕甘宁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

1940年代初，初建时期的延安新市场入口原貌 Y72

1942年12月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配发给张协和的毛泽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书Y70

    1940年1月，边区举办了第二届工业展览会。2月3日，公布《中央财政经济部关于一九三九年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总结的通报》。2月10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3月10日，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毛泽东出席并讲话。3月22日，中央召开直属机关、学校在职的财经与各类技术与技术管理干部会议，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为了调整以政治军事为第一需要的政策，突出发展经济工作的重要性，5月17日，中央抽调朱德回到延安专门负责领导边区的经济建设。31日，著名侨领陈嘉庚访问延安。7月1日，为加强边区政府的执政能力，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7日，“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成立。9月，延安华侨联合会成立。同月，朱德提出发挥边区特长的纺毛运动，拉开“大生产”的序幕。8～12月，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组织了由105个团，约20万人参加的“百团大战”，大长了中国军民的威风，却也引来日寇疯狂的报复。1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12月9日，为减轻当地农民负担，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关于生产自给问题》，明确地提出了“一九四一年除粮食仍由公粮供给外，其余一切用费（冬夏衣被毯费亦在内）统统自给。自一月一日起不再发给经费”。

    二、1941～1942年 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期 ：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随后，完全停发了八路军每年60万元的军饷。自武汉会战失利后，日军将以国民党为主要作战对象转变为以共产党为主要对手，向各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疯狂进攻与扫荡，造成各解放区财政金融极度困难。毛泽东主席在后来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阐述：“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一九四零年及一九四一年，国民党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针对极度的困难，他提出三条出路：饿死、解散和生产自给。

    在这一期间，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一系列严重困难，反而引发产生了对边区总体政策进行变革的强烈需求，这就是产生“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背景，并促成了中共历史上政治、经济整体政策的系统性大改变。1937年～1940年期间，边区商业贸易主要为非盈利的政府采办性质，其经济政策也多为具体的单一针对性解决之策，到了1940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并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后，相关政策逐渐体现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系统性，其运行方式也逐渐改变为全面的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的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的贸易政策，在抗日战争时的情况下，是以有计划调剂对边区之外的贸易，以保护边区之内的贸易自由与流通发展。它反对对私人资本垄断，同时也不赞成用国家资本或权利来垄断或统治。”(边区政府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决议)

毛主席与两个十岁出头的小八路在延安Y81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会谈的桥儿沟天主教堂Y13

    1941年，边区每百人口至少要养活4个脱产人员。1月1日，公布《陕甘宁边区商业税暂行条例》。1月29日颁布《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与《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及《陕甘宁边区砍伐树木暂行规则》。1月30日，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停止法币行驶的布告》。2月22日成立边区贸易总局，总体协调边区贸易政策。3月份，八路军359旅开赴南泥湾屯田。4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5月1日，中央批准发布由毛泽东主席亲自补充、确定的，以三民主义和统一战线为基础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基本路线和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方针。先后还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陕甘宁边区债务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颁布后，一些停顿多年的基督教、天主教教会被允许恢复活动。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5月16日，《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组成新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5月27日，公布《边区中央局、军委、边区政府关于公营商店的决定》。当月，发布《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自给自足”的口号。

    这时，延安“整风”（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运动进入第一阶段。6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欢迎华侨来边区兴办实业”的社论。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主席再次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42年大生产运动中的延安纺织厂生产车间Y80

    为了在经济建设中贯彻“以农业为主，广泛发展私人经济的政策” （《陕甘宁边区三十一年度经济建设计划大纲》），11月，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通过了《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乡市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壮丁牲口条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议规则》等法规，逐步形成了边区独立完整的司法体系。林伯渠主席在边区政府报告中指出：不但要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居住、迁徒与信仰自由，而且要更完备的保障人民的财权…我们要实行减租减息，纳租纳息，保障一切人民现有之土地私有权…要照顾到雇主与地主的利益，也要照顾到工人与农民的利益，以调解各阶层抗日人民的利害关系。会上，李鼎铭先生提出著名的81号“精兵简政”议案，以求减轻人民负担，平衡发展。12月，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把“精兵简政节省民力”列为“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要求党、政、民众团体中脱产人数不得超过该地人口的百分之三。

    边区“奖励并保护边区内外工商实业家来边投资，发展各种工业，并帮助发展家庭工业和合作生产”（《关于边区经济建设之报告书》）。《陕甘宁边区三十年经济建设计划》提出：“在工业方面，总的任务是以大量发展食盐产销，提高石油及纸张生产，广泛发展纺织为中心”。同时，强调贯彻“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方针，提倡“个人工余生产”和个人参与各种经营活动与合作投资，并合法取得相应报酬，还对原公有制单位实行的“供给制”及有关个人利益的考虑与分配开始进行探索变革。边区在大力发展公有经济的同时，鼓励发展民间私人经济，平和雇佣劳动关系。经过两年的大生产运动，边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边区党政军民学各部门经费自给率已达一半以上，资产积蓄达5亿元，边区经济渡过了财政难关。

    1942年1月，边区政府制定了《陕甘宁边区三十一年度（民国）经济建设计划大纲》，同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制定了基于“（1）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2）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3）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为三条基本原则的“减租减息”政策。2月26日，颁布《陕甘宁边区交通运输局发展私人交通运输企业投资暂行办法》。3月16、17日，《解放日报》发表“模范的延安南区合作社” 一文，揭开边区大规模实施合作股份制投资经营活动的序幕。12月，陕甘宁边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指出“从1921年共产党产生，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并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贺龙在会上就毛主席的报告，作了《整财问题报告大纲》的说明，明确提出“发展民营经济（即私人经济），…现在我们边区的经济有三种主要形式，一是集体经营的公营经济，二是建立在私有制上的集体活动的民营经济，三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起来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当年，还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

1943年11月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Y45

    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率中央农村调查团在陕北、晋西北考查调研，整理出几十份调查报告，在理论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均得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一普遍真理。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意见、决议、办法是否正确，必须在实践中找到证明。”这一“实事求是”的观点和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系统定义，在中共基础理论上产生的深远影响，对当时延安的政治、经济发展，尤其是在30多年以后为彻底打破思想禁锢，反思过去的政治路线，开创中国坚定的走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道路更具有指导意义。由于政治方针、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并得以全面贯彻执行，边区及其他解放区相比于国统区，提前一、两个年度过了抗战期间的最艰难阶段，并使其充分作好了对日作战全面反攻的各种准备。

    三、1943～1945年 经济大发展，达到全面自给期：

    1943年初，中央进一步提出“丰衣足食”的口号。3月，中共中央进行了较大的机构人事调整。5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争取一、两年内首先做到党政军民学主要必需品的全部自给”。5月8日，公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6月1日，蒋介石得知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后，命令胡宗南帅50万军队闪击延安，经熊向晖向外部泄密，在国际、国内各方强大舆论压力下，计划被迫取消。6月3日，颁布《陕甘宁边区银行管理外汇办法》。7月23日，下发《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改进食盐统销的指示》。8月14日，公布《陕甘宁边区运输合作社奖励办法》。9月，颁布《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条列》和《陕甘宁边区土地登记试行办法（草案）》。10月，毛泽东提出：军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率陕甘宁边区应力争达到百分之百，其他巩固区要达到百分之五十，游击区应达到百分之15-25。11月2日，颁布《陕甘宁边区战时管理进出口货及过境物品暂行办法》。当年，颁布《陕甘边区婚姻暂行条例》。开始于1941年直至1943年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思想上统一了全党，其结果不仅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改善了各解放区军民的生活，还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减轻了人民负担，在积累搞经济建设宝贵经验的同时，培养了大批经济建设管理干部。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12月22日，中共中央开始对扩大化的“抢救运动”予以纠正。

    1944年2月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转发西北局减租指示的通知》。3月，中央决定参加宪政运动。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准备向“七大”提交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5月22日，毛泽东发表文章《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同月，国共开始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谈判。6月，大型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7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宣言”，还发布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决定》。同月，美国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共产党再次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11月，赫尔利作为罗斯福总统代表到延安，通过四次会谈，最后与毛泽东主席一起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上签字。12月，发布了《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当年，还颁布了《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为着防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间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项要求。（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由吴印咸先生拍摄的中共七大会议现场照片 Y43

    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发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3月28日，颁布《陕甘宁边区奖励实业投资暂行条例》。这年春天，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国内经过一年对日寇的局部反攻，中国共产党已领导了拥有9550万人口、91万军队、220万民兵的19个解放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稍后，国民党也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8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工资暂行办法》。7月1日，国民参政会6位参政员到延安共商国事，回重庆后黄炎培先生著书《延安归来》，印行十几万册，在国统区产生了巨大影响。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 在延安成立，并发表通电。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飞往重庆，经过数次多方谈判，最后与国民政府鉴定了“双十”协定。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1945年8月张治中、毛泽东、赫尔利、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谈判时在延安机场合影Y42

    抗战时期，为了促进边区经济的发展，中央多次强调其指导方针：“边区财政的方针是公私合作与公私两利的，”“我们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我们的财政是服务于这个政治任务的，今天我们的政治任务是统一战线，因而财政也是统一战线的。我们不取消剥削，但是我们限制剥削，我们的经济政策既不剥削穷苦的人民，也不专门剥削剥削者。”（南汉宸1944年8月《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这一方针被历史证明是适用当时中国社会现状和发展规律的，其基本精神同样也应成为我们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

    我们重温那些已被逐渐淡忘，却经过充分实践检验，证明其完全符合中国国情且获得成功的历史经验，会对今天进行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极大帮助。对于延安时期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历史上有两种认识。一部分人认为那是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前短期而具有过渡性质的策略，而更多的人则认为其在较长时期内是适用于中国社会现状与发展的。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检验与不断反思，历史证明后一种认识更为客观实际而符合国情，尤其是经过历次运动，使我们更加认清这一点。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思想与经济体系，就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正起源，经过几十年来不断实践与探索，包括反复对错误与失败的再认识，逐渐发展形成今天“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下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环境。纪实附录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我们准确而全面的再现了延安时期指导施政的基本政策。

    本纪实以充分的实料，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称集产社会主义）到延安的“新民主主义”以及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随着老一代人的逐渐离去，后起文人的“纯理论研究”也越趋流行，纪实的出现对近年出现的“从字面出发研究新民主主义”的现象及多种论点，则可作为一种有力的补充和实证。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朝一代的变革成功是建立在脱离实践的“政论”之下，国家的真正出路在于不断的变革自省并对其坚信自持。

    附录：《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

    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之际，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

    (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二)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

    (三)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同时加强抗日自卫军、少先队的组织与训练，健全其领导系统。

    (四)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

    (五)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六)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2]，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七)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

    (八)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九)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六十万亩，增加粮食产量四十万担，奖励外来移民。

    (十)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

    (十一)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

    (十二)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

    (十三)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

    (十四)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十五)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

    (十六)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十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十八)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十九)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对会门组织实行争取、团结与教育的政策。

    (二十)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二十一)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根据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新中华报》刊印。

    注释：[1]这个文件的绝大部分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他还为这个文件改拟了题目《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题下注“（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一日，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2]这里的“政权”，指政治权利。

    从以科学、文化与实业救国为理想到成为职业革命者

未满16岁的蒋孝传在笔记中有关兴办实业理想的记录

1937年5月蒋孝传准备投考洛阳航空学校机械学士准备的各门试题

    张协和（原名蒋孝传），1920年3月20日生于江苏省铜山县。他5岁上私塾，后转入江苏省立徐州中学实验小学，继升徐州中学，期间因聪明好学，成绩优异而跳级。其父蒋自明1917年应募为华工赴法国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回国后，在津浦与陇海线交汇的徐州，与友人集资筹建了国内极少有的法式西餐馆与西式糕点店。由于他吃苦能干、勤奋好学，又在法国学到餐厨、种植、语言、文化和经营管理之道，遂使“徐州食品店”的生意日渐兴隆，使他成为了富有的“蒋老闆”，而他却因自小浪迹社会，在国内外贫苦做工的经历，让他对当时不平等的社会深恶痛绝。他把鱼肉百姓的现象斥之为“文明强盗”、“不拿枪的土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从同情共产党转而利用自己社会条件资助、掩护共产党地下组织，还请了地下党员丁毅忱（解放后任江苏粮食厅副厅长、省民革副主任）作为儿子的导师。蒋孝传虽家境条件优越，却深受父亲和多位共产党人的影响，使他逐渐从以科学文化与实业救国为理想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

    从青少年时期，他就参加党领导的进步活动，查禁日货、宣传抗日。1931年“9.18”事变后他随徐州抗日会赴南京请愿时，小腿肚被国民党子弹击中，留下永久疤痕。之后又参加了“徐中实小”儿童旅行宣传团，到开封、归德、泰安、曲阜等地做反日宣传。14岁时曾因写题为“富人”的日记而遭校方停课。后其自传载：“自此：开始认识了富人与穷人的区别，后写血书予家父，立誓学好，学‘做人’，并开始接受革命思想。”

    1933年他初中毕业后，因喜爱文化艺术，被送到梅兰芳先生创办的国剧传习所学习京剧，后因个子太高，不好与他人配戏，经梅先生劝说而改学工科。1934年高中毕业后，其父告诫他“只要你对手艺有兴趣，觉得这样干是对的，那怕穷死饿死，我们都是痛快的，总比那些不劳而获的、专门捣乱国家社会的少数大老爷们强上万倍”，这促使他选择考入了当时相对工业环境较好，以德国式教育为基础的山东省立济南工业职业学校，主修机械工程，选修应用化学与建筑工程专业。1935年冬，参加该校的“12•9”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2月，不满16岁的蒋孝传在日记中写到：“智力发展要正确研究。理论正确、工作正确、合而为一。做人做现代的人。”“理想中之将来毕业后之事业：长安木作业工厂。营业项目：定制各种模型兼翻砂、木样、承造时代化家具…”，还拟定了人员编制与具体的工资与其他待遇计划。从那时起，他就立志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国家和民族发展作贡献，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蒋志工”。

学生时期以科学、文化与实业救国为理想的蒋孝传 Y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