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红军中年轻有为的一位将领，也是为数不多的一位知识分子，深受毛泽东的器重；他长期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对党忠诚，实事求是，坚决拥护和执行党和红军的正确路线，与“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他就是毛泽东的早期秘书、革命烈士谢维俊。

    1929年1月，谢维俊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2月9日，红四军辗转来到瑞金大柏地前村。由于不了解红军，加上当地民团的反动宣传，当地老百姓都跑到山里去了，村子里空空的。战士们面对冷火冷灶，决心与尾随的国民党军拼了。为此，红四前军前委决定利用大柏地有利地形，布置一个“口袋阵”，伏击国民党军。为解决战士们饥肠辘辘的问题，谢维俊向毛泽东建议：借用老百姓的“年货”。最终，红四军大柏地伏击战取得胜利，扭转了下井冈山以来的被动局面。

    1929年底，谢维俊调任红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古田会议后，他调到地方工作，先后任中共闽西南特委委员和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共闽东特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挥师北进，谢维俊奉命回到部队，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跟随毛泽东转战赣南、闽西。其间，谢维俊很注意调查研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善于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1931年春，谢维俊任红一军团第四军第十师政治部主任。6月，谢维俊被任命为中共赣东特委书记兼红军赣东独立师政治委员，领导地方政权建设。8月，中共赣东特委机关从宁都迁驻瑞金。谢维俊来到瑞金后，切身感受到肃反斗争存在扩大化错误倾向。这种倾向既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又造成干群关系的不和谐。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巡视员霍步青和邓小平、金维映等到瑞金后，谢维俊与他们果断地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为党中央定都瑞金和“一苏大会”的顺利召开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奠定了基础。

    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瑞金叶坪村召开。谢维俊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看法和意见，并反问道：“如果苏区革命工作真像中央所指责的那样，红军能够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吗？”会议结束后，在返回瑞金的途中，邓小平忧心忡忡地对谢维俊说：“会议期间，有人把我与你、毛泽覃、古柏，说成是中央苏区的‘四大金刚’。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谢维俊不以为然地回应：“他们无非是说毛泽东身边有‘四大金刚’。只要坚持真理，杀头我也不怕！”

    1932年秋，谢维俊调任江西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红军独立师第五师师长。为配合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谢维俊运用毛泽东提出的“十六字诀”等游击战术，率部主动出击，到处袭扰、打击敌人，并乘敌兵力空虚之机，两次攻打崇仁县城，迫使敌人弃城逃跑，扰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接着，他带领部队利用山区优势伏击敌人，配合红一方面军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全部、第五十九师大部，并在白沙战役中，击毙国民党新编第三十七师师长郭炳生，为红一方面军歼敌创造了战机。

    1933年3月，临时中央在江西苏区错误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斗争（亦称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进一步强化了“左”倾错误方针在苏区的统治。由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谢维俊为“左”倾错误所不容。在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自由主义”等帽子，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对此，谢维俊进行了辩论，除陈述自己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外，“其余均无可奉告”。“左”倾领导者压而不服，只好把他撤职了事，并让他到宁到附近农村参加“劳动改造”。不久，谢维俊被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当一名普通办事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