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常想我这辈子能和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一起工作，并且受到董老的亲切接见，聆听他的教诲，真是一种难得的机遇、铭记心怀的情缘。

    1969年5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代主席的董必武同志，把小儿子董良翮送到我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安家落户。董良翮是个有知识有志气的热血青年，在集体生产劳动中，他不怕苦，不怕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埋头苦干，在干部、群众中得到了好评和赞扬。因此，1970年12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1年被选为村党支部副书记。1972年春天升为村党支部书记。1973年8月任周头公社书记，后任县委副书记。

    建农机站

    1973年8月，董良翮担任周头公社党委书记以后，工作热情很高，干劲很大。为了使农业大上快上，他提出建立公社农机站，这样，全公社的机耕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对此，我（时任公社主任）拍手赞成，并且提出叫他去北京求购拖拉机。良翮听后欣然答应。

    在那工业不发达的时代，要想求购大拖拉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73年8月下旬，董良翮来到北京，不顾酷暑炎热，东奔西走，找到有关农机供应部门，尽管说尽了好话，但都以按计划分配为理由谢绝供应，在无奈的情况下，良翮回到家里，对董老说：“爸，我们公社要建一个农机站，想购两台大拖拉机，跑了好多地方就是不供应。你给想个办法解决两台吧！”董老听后不假思索的说：“大型农业机械都是按计划分配，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就给你解决吗？我能这样做吗？”被拒绝后，良翮就回到周头公社。

    此后不久，革命圣地西柏坡党支部书记，为了搞好山地运输，给董老写了封求购大拖拉机的信，并派他的儿子闫运生让董良翮转交董老。董良翮看到这封信，心里非常高兴，心想：“西柏坡是革命圣地，闫运生的奶奶是我奶妈，论公论私，爸爸都应当解决，趁机解决周头公社建农机站的问题。”董良翮带着西柏坡党支部的求援信进京，把信转交给爸爸。董老看完求援信沉思片刻，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帮助解决，便拿起毛笔，在求援信的左上角上写到：“余秋里同志，革命圣地西柏坡党支部为了搞好山地物资运输，求购大拖拉机，请你见信酌情办理。我这不是走后门，是前门，请谅察。”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

    董良翮找到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余秋里同志，把董老的批示信交给他。余秋里是军人出身，说话爽快，办事利落。看了董老的批示信，说：“董老在全党威望很高，他说了话毛主席都不驳他的面子，要买几台大拖拉机，没有问题，说话吧，要几台？”良翮说：“余叔叔，给我们三台吧，其中：西柏坡一台，我们留下两台在公社建个农机站，加快农耕机械化。”余秋里当场拍板说“可以，”立即指示具体办事人员批了三台“55”铁牛大拉机，到天津取货。

    三台铁牛取回来以后，西柏坡取走一台，留下两台就把周头公社农机站建立起来了，1973年秋后，全公社播种小麦17000亩，机耕面积达一半以上，为夺取小麦丰收打下了基础。

    书面汇报

    董良翮当了公社书记以后，董老对周头公社的工作更加关心了，经常通过不同渠道了解工作情况，指导工作：一是良翮进京办事时让其汇报工作；二是公社派人、进京汇报。1973年8月，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张登双同志，到北京向董老汇报了全公社的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三是题词指导工作，1974年4月，为周头公社党委题词“群言堂”，以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四是派夫人何莲芝到周头公社了解工作情况，具体指导工作。

    1974年夏天，周头公社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全公社夏收播种面积18300亩，单产450斤，比上年增产100多斤；总产814万斤，比上年增产100多万斤。董老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心里非常高兴，指示秘书高文减给周头公社打电话，索要“夏收总结报告，”董良翮接了电话找我商量，问总结报告由谁来写？我沉思了片刻，觉得公社没有好笔杆子，别人了解情况少，不好写，只好自己承担下来。我记得，在夏收总结报告中主要写了五条经验和三件事。

    其五条经验是：全面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形式主义，不搞瞎指挥；二是组织干部农民学习科技知识，搞好科学种田，加强小麦管理，合理追肥，合理浇水；三是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尤其上级有关部门在农业机械和化肥上给了大力支援；四是一把手不搞个人说了算，充分发扬民主，大搞群言堂，调动每个领导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五是培养青年新生力量，不断充实加强社队领导力量。三件事是：当时国务院农林口负责人王震将军在1973年冬天支援了周头公社军马34匹，解决了全公社部分穷队缺牲口问题，有力的支援了农业生产；二是华北农业大学在周头公社开门办学，小麦专家王树南同志对周头公社小麦管理上具体帮助和指导，对夏季丰收起到了重要作用。群众称赞他是“春天的雨，伏天的风，看病的名医，解围的兵，小麦帮助管理好，夏季产量大幅增”；三是由于董良翮同志对北京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安排得好、思想教育搞得好，劳动管理好，出现问题少，得到北京市的表扬。为此，北京市知青办先后支援周头公社手扶拖拉机18台，北京吉普车一辆。

    总结报告写完后，交良翮审查同意，我找县工业局用打字机打印10份。1974年7月底，给北京董老办公室寄去两份，送县委办公室一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绞尽脑汁，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用几天的时间把总结报告写成了，却挨了一顿批评。当时县委办公室有位负责同志给我打电话，说我没经过县委，越级向中央报告材料是违犯组织纪律。当时我想不通，在思想上接受不了，于是反驳说：“共产党员有权向中央反映情况，难道我向中央董老报告工作也有错误吗？”那位负责同志听了我的反驳，觉得批评无理，以后也没再说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1974年秋后，董老的夫人何莲芝来周头公社检查指导工作，我向她汇报工作时，她曾说“你写的夏收总结报告董老看了，他认为写得不错，我想不到你还是个土秀オ哩。”以后，“土秀才”的外号就在公社干部中叫了起来。

    北京接见

    1974年8月5日，县委办公室通知周头公社，让董良翮参加县委组织的赴北京平谷县农业学习参观团。当时董良翮在北京出差办事。我用电话通知良翮，他说回不来，让我代他参加，并让我转告县委办公室，是否在北京吃饭住宿？

    这次县委组织的农业学习参观团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晋县历史上是少有的，县委书记刘庆山同志亲自带队，县委常委、县革委领导成员，县直各部门负责人，20个公社书记，共计八十多人。县委除自带吉普车外，又租用4辆大轿车。8月7日上午，在平谷县参观学习了科学种田、“三种三收”以后，各公社党委书记纷纷要求到北京走走看看，玩玩转转，以饱眼福。经刘庆山同意后，就派我乘坐县委吉普车提前去北京找董良翮联系吃饭住宿事项，并规定，下午五点在北京火车站见面，在北京我到良翮家里，告诉他说：“县委领导都来到北京，二十个公社书记也来了，今天晚上在北京的吃饭住宿，说什么你也得想办法解决”。良翮觉得很为难，因为那时在北京住宿一直很紧张，实在难以安排。到傍晚时分，天又下起了小雨。我心急火燎地急忙赶到火车站，见了县委领导同志，说明解决不了住宿的情况，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人们只得去寻找自已的安歇之地，但大多数人宿在火车站上的侯车室里和雨中停放的客车上。

    当天晚上，董良翮向董老汇报了县委书记刘庆山同志和我进京参观情况，请示他是否在家里接见一下。董老当时很高兴，答应明天上午在家中接见。8月8日上午10点左右，董良翮开车到火车站把刘庆山和我接到国务院第六招待所董老的临时住址。这是一座单元式平房，会客斤两旁是寝室和办公室，脚下铺着陈旧的地毯。我们三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到11点钟，董老由夫人何莲芝和保健医生搀扶着走过来。刘庆山和我立即站起来前去迎接，并亲切的说“董老您好”。董老笑着回答说“你们都好”，和我们一一握手后，就缓慢的坐在沙发上。刘庆山和我坐在他的两边。董良翮向董老介绍了我们两个人的姓名和职务。董老说：“酉酉（良翩乳名）在你们县工作，我想听听你们县和周头公社的工作情况。”接着，以刘庆山同志为主，开始汇报工作。我在一旁做记录，问到周头公社的工作时，我就补充汇报。首先汇报了夏季丰收情况。董老插话说：

    “汇报工作，讲产量，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实事求是是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党的生命。如果弄虚作假，一级欺骗一级，公社欺骗县，县欺骗省，省欺骗中央，那么中央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1958年的浮夸风，我们吃了很大亏。这个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千万不能再搞虛报浮夸了。”

    当汇报到如何组织社员群众大搞副业生产，千方百计的增加农民收入时，董老说：“搞工副业生产是农民走向富裕，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之一。但要从实际出发，从本地实际条件出发。要就地取材，不要贪大求洋，想一锨挖出个金人来是不现实的。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如种紫判槐搞编织，利用棉秸皮打绳，玉米棒皮编织手工艺品等，都是农村需要发展的好副业。”

    刘庆山同志汇报到党的思想建设，改变干部的工作作风时董老说：“我们共产党从建党那天起就讲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根本宗旨嘛。什么是为人民服务？按着党的政策，实实在在的为人民办事，公公道道的处理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人民服务，你们当父母官的，要教育干部清正廉洁，不谋私利，教育干部不吃请，不受贿，不贪沾便宜，防止腐败思想的侵蚀，保持健康纯洁的党的思想肌体，这是区别共产党和国民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满清政府、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被推翻？就是因为坐朝廷的，当官的，不为人民办事，自身腐败了。我们要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当谈到青年接班人时，董老说：“你们周头公社党委写的工作总结报告我看了。关于青年接班人问题提得很好。对有真才实学，经过实践锻炼的中青年干部，要及时的充实到农村基层领导班子中去，以解决领导班子中后继无人问题。不要等到像我这把年纪，那就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