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是怎样产生的？在《货币战争》书中，有这么一段非常有趣的叙述：“长久以来人们就知道金匠银行家最有利可图的就是发行银行券，这些银行券其实就是储户存放在金匠那里保管的金币的收据。由于携带大量金币非常不便，大家就开始用金币的收据进行交换，然后再从金匠那里兑换相应的金币。时间长了，人们觉得没有必要总是到金匠那里存取金币，后来这些收据逐渐成了货币。聪明的金匠银行家们渐渐发现每天只有很少的人来取金币，他们就开始悄悄地增加发行一些收据来放贷给需要钱的人，并从中收取利息。当借债的人连本带息地还清借据上的欠款，金匠银行家们就收回借据并悄悄销毁，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但利息却稳稳地装进了自己的钱袋。一个金匠银行的收据流通范围越广，接受程度越高，利润就越大……这些得到国家认可的银行券就是国家货币”。

    这仅仅是对纸币发行历史的一种说法。

    其实，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是我国宋朝时期。据史料记载，宋代铜钱和铁钱并用，四川地区盛行铁钱，但铁钱极为笨重，例如买一匹马要用铁钱二万枚，重一百多斤，携带极不方便。宋真宗时，成都16家富户联合起来，共同发行“交子”，使用交子的人可向交子铺兑换现钱，每千钱扣除百分之三作为手续费。“交子”是四川地方俗话，也是票证、票券的概称，有交合之意，即“合券取钱”。这是我国使用纸币的开始。

    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纸币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由政府公开发行的、强制流通的、承诺保质但不一定保量的、用来代表货币或者说社会价值的信用凭证。就是说，政府只向民众保证其所发行的纸币肯定能代表货币或者说社会价值进行流通，但并不一定保证或者说并不书面保证其发行的纸币所能代表的货币数量或者说社会价值量的多少，并不书面保证其发行的纸币的币值稳定。这就是说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导致纸币贬值。当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的时候，政府就会进行赤字财政预算，超额发行纸币，这就后造成造成通货膨胀。其实古今中外的政府都曾经使用过这种手段。

A1934年版纸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1年11月成立，随后不久成立了国家银行，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了，行址设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一幢三室二厅的普通农家小屋，包括行长在内只有5名工作人员。这个小小的国家银行为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保障民生，支援革命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也为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和金融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国家银行于1932年7月开始发行货币，以发行纸币为主。当时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江西的瑞金，赣南、闽西一带多为客家聚居地，客家话叫纸币为“纸票”，在红色革命根据地使用的纸币称之为“红票”，“红票”非常受群众欢迎。根据1932年《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体总结算书》：1932年7月至1932年12月底，国家银行共发行纸币壹元券37.5万张；贰角券51.5万张；壹角券129.8万张；伍分券96.7万张。总计印制发行656175元。到1933年8月，国家银行共发行了200万元纸币。这段时期，中央红军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苏维埃政府尽管处于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各项工作的开展却还是比较正常的，并且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财政状况总体良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币值稳定，在群众中的信用度很高。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调遣100万部队兵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当时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党内又出现“左”倾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到1934年10月14日只剩下宁都、瑞金、会昌、于都、长汀5个县。

    从1933年9月开始，临时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为应付这一形势的变化，国家银行也开始加班加点地大量印制纸币。到1934年10月共印制发行了870万元纸币。其中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共14个月就发行了670万元，平均每个月增加近48万元。而前14个月（1932年7月至1933年8月）只发行了200万元，平均每月14万元多一点。后期纸币发行的速度可见一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壹元券纸币的编码是采用六位阿拉伯数字，一组阿拉伯数字可以编接近100万张纸币。1932年、1933年版币这种编码已经够用了，可是到了1934年，尤其是1934年下半年，1934年券的号码已经编完，要再印制纸币就要使用冠字，这也是印制纸币的通常做法，古今中外都是这样。不同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34年版壹元券纸币后面加冠的做法非常特殊，把冠字“A”加在年份的前面，形成“A1934”字样。

    我们知道，纸币的编码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是纸币发行数量统计；二是起防伪作用，每一张纸币都有一个号码，像身份证一样，理论上是不重复的。号码加冠字，其实也是纸币编码的一种方法。目前发现纸币加冠字的有加罗马号的（如Ⅷ）、有加英文字母的、也有加中文字的（如万载工农兵银行壹元券，号码前面有加红字、胜字、立字、民字等）。形式上有与号码连在一起的，也有与号码分开单独写的。有在纸币正面的，也有在纸币背面的，还有正面、背面都有的。除“A1934”这种外，目前还没有发现冠字与年份写在一起的，可以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A1934”壹元券，开创了中外纸币冠号编写方法的先河。

“A1934”放大

    “A1934”年版纸币属于红军长征前最后印制的纸币，目前发现这种纸币最大号码是434066。这种币在收藏市场上很难找到，可能是因为后期印制的新币，红军长征时带走较多,在战火中丢失的缘故，所以市场交易价格极其昂贵。“A1934”年版纸币于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停止印制发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四大珍品”之一，其印制纸币的石印版1953年3月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拨交给国家博物馆。

现珍藏于国家博物馆“A1934”年纸币的石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