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日，张治中率领国民党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同周恩来副主席为首席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张治中乘坐的是一架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的专机，准备在西郊机场降落。我奉命乘坐华北航空处的一部指挥车到达西郊机场，车上安装对空无线电台，我就在指挥塔台车上直接指挥。张治中的专机还没有到达北平境内，我就开始按照规定的呼叫波长联系，以免发生误会。张治中的专机进入北平境内后，我指令专机飞到西郊机场上空，并告诉专机机长当时机场的天气、风向、风速和跑道方向。当专机到达机场上空请求降落时，我迅速给予指令，保证了专机的安全着陆。

    北平和平谈判，李裕先生此时就已经是地面指挥了，负责联络张治中将军他们的专机。

    由于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的战事仍在进行。1949年5月4日，盘踞青岛的国民党空军派6架B-24轰炸过南苑机场，后来青岛解放了，但国民党在舟山群岛和台湾还有飞机，随时还有可能对北平进行空袭。傅作义的部队接受改编后，西郊、南苑、东单、天坛机场都被解放军掌握。为此，华北军区航空处根据军委航空局的指示，于1949年8月15日正式成立了一个飞行中队，凡是能进行空战的飞机都部署在南苑机场，担负防空警戒的任务，其飞行巡逻范围是从北平到天津等地，必要时协助陆军部队解放长山列岛。

    就在北平上空执行警戒飞行不久，华北航空处又接到上级关于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命令，我曾迫切希望驾机参加受阅飞行，但领导考虑到半年前我曾指挥过张治中的专机降落，便让我继续担任对空指挥员，协助华北军区航空处油江处长，承担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对空指挥工作。其任务远比单纯当一名飞行员繁重，一是防空作战指挥，一是受阅飞行指挥，两副重担一肩挑。

在南苑机场整装待发的受阅飞机。

    当时开国大典之所以定在10月1日下午3点开始，主要是上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笫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同时也是考虑到如果敌机胆敢来犯，天晚了他们无法回航等原因。但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华北军区航空处及空中受阅部队几方面还是拟订了空中和地面的防空警戒方案。地面防空部队如何部署？阅兵首长安全如何保护？游行队伍如何疏散等，受阅总指挥部和航空局领导都考虑得非常具体，设计出各种可能的实施方案。例如，如果受阅的时候遇有国民党飞机来袭的警报，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下到天安门的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游行的群众则就地卧倒；同时准备好用战斗机在空中拦截和在广场外围部署的高炮对空射击。

    在军委航空局和华北军区航空处的领导下，我协助油江处长和华北军区防司刘鹏主任，受阅飞行部队徐兆文队长，共同研定了一整套防空情报高炮配置和飞机拦截作战方案，划定了好几套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敌人从哪条航线进犯，我机在什么时候起飞，在哪条航线拦截都有明确的部署。例如，倘若敌机从济南方向来袭，按当时飞机的速度到北平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决定担任空中警戒的飞机在半小时的航程内起飞拦截并将其击落；如果飞机到达了北平的边缘地带还未被击落或闯入，则攻击的飞机暂时退出，立即由地面高炮部队承担对空射击任务。所有这些方案都绘制了作战图，并且进行了演练。

    为保证开国大典受阅飞机编队的飞行，北平的上空当天处于净空的状态，担任警戒任务的飞机都在机场值班待命。由于当时还没有雷达监视报警系统，而是在华北地区和所有已经解放的地区派专人建立了对空监察哨，组成肉眼防空通讯网，一旦有情况便把各地的情报传递到华北军区防司和我所在华北军区航空处内的对空飞行指挥部及受阅部队。在接到敌机确切的消息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

    为给空中拦截争取时间，在参加开国大典的飞机中，有两架P-51战斗机和两架“蚊”式轰炸机带了机枪可以在空中上膛的实弹，一旦有敌情就可以直接投入作战。

    开国大典受阅飞行当天，除天安门阅兵总指挥部的空军分指挥和机场指挥台外，华北军区航空处对空飞行指挥部设在王府井南口对面台基厂航空处大院内，指挥室里设置的电台、防空通讯网、气象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汇集在一起，对天安门上空检阅的航线一览无余。这里，联系着受阅的飞行编队和担任警戒的高炮部队，既指挥受阅飞行又承担防空作战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