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伯父是国家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

    记得大约在1955年，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去西花厅看望伯父伯母，伯母和我谈话时，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她说：“你伯伯是国家的总理，他是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们周家服务的。”我当时年纪还小，很长时间都不能理解她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几十年后，我去采访我的本家叔叔周毓沧，才知道了，就在伯母对我说这番话好几天之前，绍兴老家有一位亲戚到北京来找伯父，希望伯父帮他去向绍兴市领导那里说句话，为他安排一个好一些的工作。伯父为此将他的在北京工作的本家弟弟妹妹找到西花厅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伯父在会上对这位家乡的亲戚说：“找工作自已去向政府说，我不能帮你这个忙。我是国家的总理，我不是周家的总理。”伯父还表扬了一位他本家弟弟周毓澧。他说：“毓澧过去也是一个少爷，但解放后他自已挎着一个小篮子沿街卖针头线脑，也都一直没有找过我，这叫自食其力，你应当向他学习。”这件事情阐释了伯父作为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原则和宗旨，就是彻底铲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旧观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而我自已也有一段切身的体会。由于伯父伯母一直教育我：凡遇事要靠自已解决，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找他们走后门，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多年以来，我也养成了习惯，遇到事情的时候，习惯自已想办法解决，而不是去找家长。1962年，我上高中时，扁桃腺发炎了，我没有告诉伯母，而是自己去医院挂了号。大夫建议我动手术割去扁桃腺。我听从大夫的建议，回家找父亲要了钱，就去住院做手术。从住院到出院，我都没有告诉过伯母这件事情。后来我母亲对伯母提起了，伯母才知道，而那时我已经出院了。伯母在母亲面前表扬了我，伯父知道了也很高兴。虽然他们没有当面表扬过我，但伯父为了表示他的鼓励，还是给我买了一张戏票，请我去看戏。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在值班室看报的时候，值班室的卫士叔叔对我说：“今天你伯伯买了一张戏票，让你去看戏。”我说：“好。”我虽然感到奇怪，伯父为什么突然请我看戏，但他不说，我也就不问。我自己出门乘无轨电车去了首都剧场，我坐在剧场倒数第二排。坐了一会儿后，前面的观众都站起来鼓掌，我感到好奇，也站起来看。原来是周总理陪着外宾，从右前方的贵宾室出来了。大家很礼貌地站起来，在给总理和贵宾鼓掌。那天看的是话剧，忘了是《文成公主》还是老舍先生的《女店员》。演出结束后，我又自已坐公交车回到了西花厅。第二天是周一，我去学校上学。一个同学看见了我，他对我说：“哎，周秉宜，我昨天看见总理了。”我说：“你怎么看见总理了？”他说：“我昨天去首都剧场看戏，看见总理了。”我说：“我昨天也去首都剧场看戏了。”他说：“那我怎么没看见你？”我说：“我自已坐公交车去的，没和我伯伯一起去（他以为我会跟着我伯父一起在贵宾室），看完戏我又自已乘公交车回家。”这个时候，这位同学就说了一句话：“嗯！这还差不多。”我听了这话，一下子明白了伯父是在用这种方式教育我：在家，他是伯父；在外面、在公共场合，他就是全国人民的总理；而你就是个普通老百姓而已，其他的你什么也不是。

    最后，我向大家介绍1914年周总理在南开中学写过的一篇文章《射阳忆旧》里一句话，他说：“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必不负所托也。”就是说，我愿做四万万国人的公仆，只要你们信任我。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重托。这一年，周恩来16岁，他用他的一生，忠实地实践了自已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