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7日下午，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在草帽论坛举行“海棠颂中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活动。特邀周恩来总理侄女、中共党史文献研究院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周秉宜讲述周总理的家风故事。这是活动现场。（中红网布铁威摄）

周恩来总理侄女、中共党史文献研究院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周秉宜在讲述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家风故事。（中红网布铁威摄）

    周恩来兄弟三个，他是老大，老二叫周恩溥，我的父亲周同宇（周恩寿）是老三。1908年，我祖母去世，那时大伯周恩来9岁，二伯8岁，父亲才3岁。祖父因为常年在外地谋生，收入微薄，也不能照顾到家中的3个孩子，于是大伯周恩来便开始掌家。我父亲生前曾对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同志回忆说：“周恩来9岁当家，一切管理的井井有条。”老话说“长兄如父”，对父亲来说，大伯就是他的家长。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后，大伯把我们一家人从天津接到北平。我家兄弟姐妹一共有4个人，父母工作忙，家中住房又小。伯父伯母为了帮我父母减轻负担，便把我姐姐秉德、哥哥秉钧和我接进中南海西花厅，和他们一起生活。那会儿，姐姐秉德上中学，哥哥秉钧上小学，我上幼儿园。我们平时都住校，周末才回家。

    1954年秋，我和哥哥回到父母家住了几年。但假期和周末的时候，我也会常去西花厅玩。1961年我又回到中南海，住干部家属宿舍楼。1964年回到西花厅居住。直至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因受造反派攻击而被拘捕，我回到自己家中照顾母亲。

    我在西花厅前后生活了近二十年，受到伯父伯母的严格管教。伯父作为国务院总理，终日勤于处理国家公务。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松对亲属侄子侄女的教育，制定出一系列严格的纪律。而具体执行这一系列纪律，便是我的伯母邓颖超。如今回忆起来，伯父伯母的教育，大致有以下这么几点。

    （一）严格遵守西花厅的纪律。

    西花厅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它的全名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西花厅前院的大厅是周总理接见宾客的地方。后院有周总理和他的十几个秘书的办公室。这些秘书分别负责军事、外交、工业、农业、文教等各项事务。他们协助周总理每天从早到晚地工作。另外，由于伯父一般是早上5点半到6点左右休息，10点半左右起床，起床后如果他不出去开会或见外宾，就是进办公室工作，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5点半左右。

    所以，对我们几个居住在西花厅的侄子侄女，伯母有三点纪律要求：第一，不许随便大声说笑，要始终保持安静；第二，伯父的办公室不许进，秘书们的办公室也不许进；第三，严格遵守“三不”的保密纪律，即不该问不问、不该看不看、不该说不说。伯父伯母自己也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有关他们的工作，我们一个字也听不到。伯母还对我说：“你伯父是政治局常委，我是中央候补委员，连中央委员能知道的事，他都不对我说。”

    （二）不能享受任何特权。

    吃饭去大食堂，不能吃小灶。伯母说：“毛主席的女儿也是去吃大食堂。”我和哥哥在八一小学上学，周末接送的时候，不能动用伯父伯母的小汽车，会有卫士叔叔骑车到学校后，雇辆三轮车把我和哥哥接回家。三轮车的车费由伯父自已出钱。伯母说：“小汽车是公家给你伯父开会和工作用的。你们小学生没有为国家做过任何贡献，就没有资格坐他的小汽车。”

    暑假里，中央首长去北戴河开会，家属子女也可以同去北戴河度假。但是伯母不允许我跟着他们一起去。她对我说：“你伯伯说了，什么时候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去北戴河度假了，你们才能去。”但是伯父会安排烈士子弟去北戴河度假。

    国庆节晚上，天安门广场举办焰火晚会。中央首长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群众一起欢庆节日。他们的子女也可以跟着家长一起上天安门。但伯父从不带我们侄子侄女上天安门城楼。晚上，伯母会带着我们全家一同散步到中南海的湖边，和国务院的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一起观看焰火。她对我母亲说：“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大家都可以来，咱们也可以来。”

    中央办公厅为照顾中央首长的休息，经常在周末举办一场电影晚会，放映的电影大多是尚未公映。他们的家属子女都会一起来看电影。但是伯母不允许我去看。她对我说：“咱们国务院大食堂周末也会放电影，5分钱一张票，你想去看，我给你买票。”去国务院大食堂放映的都是街上普遍公映的电影，是国务院机关考虑到干部们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上街买票，而为大家放的一场电影。

    伯父反对我们总和高干子女在一起玩。他说：“你们应该多和劳动人民的子女交朋友，劳动人民的子女热爱劳动，生活节俭，能吃苦，你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本来伯母希望我们在西花厅多住几年，让伯父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能抽空和孩子们说几句话，还能体会一些家庭的亲情。但伯父却不这样看。他认为我们总住在深宅大院中，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对我们的成长十分不利。所以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伯父把我和哥哥送回父母家。我家就住在北京的胡同里，不是独门独院一个，而是院子里住了四户人家。家中除了我父母，还有四弟、五弟、六妹，以及两个老大娘。我在西花厅自已一个人住一张木板床住惯了，不习惯和别人挤一个床。但在家里，我得跟五弟以及照看五弟的老大娘同住一张大床，旁边的小床上睡着六妹。六妹爱哭，经常吵得我睡不好。周末我去西花厅时，就对伯母发牢骚，说我和大娘、五弟住一个大床不习惯。伯母立刻拉下脸来批评我：“人家老百姓都是这样生活的，你为什么就不行？”

    伯父还告诫我们：“出去不许说和我的关系，如果有人知道了问起来，就说我们是很远的亲戚。”五弟和六妹一直到上中学后去农村插队，都没人知道他们和总理的关系。我也是一直到退休，从没对人提及过西花厅的任何事。

    （三）清正廉洁，严格要求自己。

    周总理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清正廉洁，公私分明。举几个小例子。比如，他坐小汽车去北京饭店理发，这段路程消耗的油费，他要自已出，决不找公家报销。他请民主人士吃饭，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他请文艺界的同志吃饭，鼓励他们多创作可以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反映新社会新气象的好作品。虽然他请人吃饭，谈的都是工作，但他从来都是自己出钱，从不要公家报销。他也从不收礼。一个老部下从福建给他寄来一箱桔子，他立刻寄回了两箱橘子的钱，制止了老部下送礼的行为。有一次他的淮安老家来人送他撒子，他不但付了钱，同时还写信给淮安地方领导，要求他们坚决制止请客送礼。

    我读书的八一小学是北京军区的子弟小学。建国初，政府和军队都实行供给制，八一小学的学生吃饭免费。1954年，国家机关实行工薪制，伯父也开始领工资了。于是他认为自已既然领了工资，就不能再享受供给制待遇，就应该给孩子们交伙食费了。我小学三年级开学，西花厅的卫士叔叔送我和哥哥去学校时，就去学校的财务窗口帮我和我哥哥交了伙食费，当时只有我们一家在交伙食费。但没过一两周，学校里还有一些学生的家长，他们也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也领了工资，他们很快跟上来，给自己的孩子交了伙食费。

    当时我父母工资少，孩子多。二伯母家只有一个儿子已经工作了，但二伯母自己并没有工作。伯父伯母就商量如何帮助两个弟弟家。伯父工资高一些，他负责帮助我们家，伯母负责帮助二伯母的生活。她告诉二伯的儿子周荣庆说：“这钱是给你母亲的，你们两口子不许动她的钱。”伯母对我说：“帮助你们是让你们家不要再向政府申请困难补助了，是为了给政府减轻负担。”

    当时，八一小学的学生家长大部份是军队干部。周末，北京军区机关会派大面包车来接孩子们回家。也有一些首长的小汽车，来学校接孩子。而我和哥哥秉钧、四弟秉华，则开始了每周自已乘公交车回家的经历。伯母嘱咐父亲，每周除了我们回家的往返车费以外，多一分钱也不能再给我们了，就是要培养我们节俭的习惯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如果我们想在回家的路上买一毛钱的糖果，或者去胡同口租看一分钱一本的小人书，就只能自已想办法了。比如从海淀的学校走到动物园，省下一毛钱，再从动物园乘车进城回家。

    （四）树立新社会人与人的平等精神，尊重身边工作人员。

    我们国家在封建社会时，人与人是讲等级而不讲平等的。在清朝，周恩来的祖父是一个县官。当时，家中有很多的仆人伺候，女佣、厨师、车夫、随从，一样不少。而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要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封建主义，解放劳苦大众，让广大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新中国成立之后，伯父作为国家领导人，他身边有不少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卫士、大夫、护士、司机、厨师、生活服务人员等。对待这些在西花厅做服务工作的同志，伯母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你伯父和我和这些叔叔阿姨，我们大家都是在为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只是分工不同。”伯母要求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些叔叔阿姨，每天见面一定要打招呼，不许对他们不理不睬，更是绝对禁止我们去让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为自已服务。因为我们不是相府的少爷小姐，叔叔阿姨们也不是家中仆人，他们都是帮助周总理工作的革命干部。

    五十年代初，西花厅的叔叔阿姨都很年轻，如有哪位同志结婚，伯父伯母会非常认真地准备一份贺礼，一对枕巾或一对钢笔或一副织锦风景画，东西不贵重，礼轻情意重。而当哪位叔叔的爱人或哪位阿姨生了宝宝，伯父伯母又会去买来一只老母鸡、两斤鸡蛋、一包白糖或红糖，送给产妇，表示由衷的祝贺。所以，凡在工作的同志，都亲切地将西花厅称作是“家”，将伯父伯母这两位老革命，视如自已家的老人一般。而在我结婚生孩子时，伯母却只是送了我几只他们用过的掉了瓷的搪瓷小碗，几件伯母穿旧了的棉毛衫裤。伯母说：“棉毛衫裤是纯棉的，可以拆开了给孩子做尿布。”还有一块老两口用了好几年的塑料花桌布。伯母说：“可以用来垫在小床上，防止孩子尿湿了被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