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红四军争论的主要成果

    一是迎来了中央的“九月来信”。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和红四军召开的“七大”，党中央都在关注着。不久，红四军前委接到中共中央“四月来信”，要红四军派一名得力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7月29日，前委全体成员在蛟洋召开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提议由毛泽东和陈毅一同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毛泽东不愿意去，前委就决定陈毅一人前往上海。临走之前，陈毅专门来到蛟洋诚意地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对陈毅颇有意见，说身体不好，不能回去。这样，就由朱德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久病不能随军，陈毅去中央汇报工作未归，前委实际上只有朱德独挑大梁。朱德既要指挥作战，又要负责政治工作，一人当作两人用，“因此应付不开”。（见《红四军前委向中央的报告》）于是，党的领导处于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违背朱德初衷的。但这种局面已经出现了，朱德又不得不一个人支撑着。为了尽快健全前委机关，加强红四军党的建设，朱德不仅亲自写信要毛泽东回来，还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和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作出了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的决议。看过朱德给毛泽东写的信并参加过这次前委会议的郭化若回忆说：当时，“朱德曾写信要毛泽东回来，毛泽东回信说：‘我不能随便回来’。”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中央实事求是地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最终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信中肯定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了一系列明确指示，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提出批评，同时指出了朱德、毛泽东的错误。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必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指出在目前的游击状况下，前委与军委无需采取两重组织制。周恩来嘱咐陈毅，回去后要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并说最好能有一个文件决议，使大家会后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10月22日，陈毅携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回到东江松源的红四军前委机关，与朱德见面。朱德表示坚决服从中央指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回到前委主持工作。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并附自己的一封信，信中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信中说“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王国忠：《毛泽东为何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北京日报》2007年8月27日，第20版。]陈毅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鲁莽和过失。另一方面和朱德等前委同志商定，开始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随后陈毅又两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请他回来。毛泽东连收陈毅的三封信，他理解陈毅的真诚用心，最后回信表示可以回到红四军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长汀，见到朱德、陈毅后，陈毅、朱德当面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说了一些伤害朱德、陈毅感情的话，并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毛泽东还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道：“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和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经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毛洋东书信选集》，《致中共中央》1929年11月28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二是胜利召开了“古田会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以及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敌委员会重新主持工作，标志着这场争论已经有了基本的定论。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红四军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人会。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人会议，会上作出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用各种方法力量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这以后，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紧密配合，为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充分的准备工作。他们利用作战间隙，召开纵队的党代表联席会、地方干部座谈会，找干部战士谈话，仔细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共同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12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连城县新泉，他们俩住在一起，一面领导红四军的整训，一面筹划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红四军新泉整训，既是我党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民主整军运动，也是中国工农红军乃至人民军队第一次正规的军政整训。在为期十天的整训中，毛泽东、陈毅主要负责政治整训，朱德主要负责军事整训。经过整训,大大提高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广大官兵明确红军存在的意义、性质和作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加强组织纪律性，部队的军事技能、指挥能力、战术水平、条例条令的法规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为随后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按照“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条件，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11人为前委正式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后来在延安，朱德又特意谈到了这次会议在我党建军历史上的重大意义，他说：关于如何建军，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红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通过的那样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军队。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后来大家执行了这个纲领，因而使我军又有了更好的发展。

    三是毛泽东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田会议刚结束，毛泽东收到了林彪写给他的《新年贺信》。信中，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很悲观，对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缺乏信心。因此，他建议毛泽东采取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这实际上是流寇主义。而流冠主义在红四军争论中就讨论过，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更是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批评过。当时，林彪产生悲观情绪并不是偶然的。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收到中央“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朱德将队伍分散，每支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超过500人，还要朱、毛离开队伍回到中央，以便“隐匿大的目标”。红四军前委对“二月来信”进行讨论后，决定不予执行。但这封信还是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看了林彪的这封来信后，毛泽东感到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并不今天才有的，而是较长时间以来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思想。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色区域进行“围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期，右倾悲观情绪和思想在党和红军中仍有一定的影响，说明这些同志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却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因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认识，并以此教育全军，经过深思熟虑，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赖家坊的“协成店”驻地，给林彪写了一封题名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长篇复信。在信中针对林彪说：“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在信中，毛泽东除对那些右倾悲观思想做了分析批评外，更多的是深刻阐发了他的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而朱毛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是无疑义地正确的。”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目的是要勉励林彪及其他一些红军指战员振作精神，克服悲观心理，激起他们对于在农村创造大片红色割据局面的热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信的末尾，毛泽东再次向林彪指出：“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就在于这一点。”很显然，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复信，已超越了一般私人之间通信的意义。因此，毛泽东在发送给林彪的同时，还请红四军政治部将复信油印以党内通讯的形式发至红四军各大队党支部，以便让更多的指战员了解和学习。在此之后，红四军官兵思想得到进一步统一，对革命前途满怀信心，全军对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等认识也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简介：

    刘建：朱德外孙、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某部少将、中央文献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顾问；
    管严：朱德战争年代贴身警卫之子、解放军某部大校、中央文献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