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红色文化？

    大家都知道，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接触到这样一些词语和事物：红旗、红歌、红五星、红色电影、红色旅游、佩戴大红花等等。由此不难领悟到：红色文化是一种以颜色标示其本质内涵的文化种类。从光学的角度说，红色是可见光谱中波长大约为630至750纳米的长波末端的颜色。由于它类似人体新鲜血液的颜色，所以中国人民往往赋予它以希望、热烈、勇敢、创造、奋斗、牺牲等象征意味。这种特定的颜色及其象征意味，恰好与我们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品格情操、精神气质形成了异常完美的“同构”关系。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善用“比兴”，因而人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凝练地称呼为“红色文化”。显而易见，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创造！

    应当说，红色文化较之我们经常使用的革命文化、抗战文化、解放区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等，具有更加宽广的外延。在一些同志那里，一谈到中国红色文化，便仅仅与上海、嘉兴、南昌、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相联系，其实这是一种不全面的认识，因为那仅仅是历史上的红色文化。我们所说的红色文化，不仅上溯历史、涵盖现实，而且延伸到未来。这是一种大尺度的历史时代产生的蔚为大观的文化。它的上限，要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历史时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俄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看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一时间，社会主义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热词。然而，并非当时所有谈论社会主义的人都是中国红色文化的创始者，也并非所有涉及社会主义的著述都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滥觞。比如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安福系的王揖唐，直至投机政客江亢虎、反动军阀陈炯明都在谈论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或是虚与附和，或是貌合神离，或是有始无终，与后来形成的中国红色文化没有任何传承关系。真正可以称之为中国红色文化创始者的有两种人：一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如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二是从俄国归来的中国工人。真正可以称之为中国红色文化滥觞的有两个：一是先进知识分子的著述和演说，如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陈独秀的《公理何在》等；二是从俄国归来的工人在劳苦大众中对于俄国“穷人党”胜利一事的口头传播。至于中国红色文化的下限，目前还不能作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可以推断，即使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后，也要延续相当漫长的时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辉煌而且必将更加灿烂辉煌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夺人心魄而且必将更加夺人心魄的文化高峰！展望开来，即使人类社会到了阶级消亡、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阶段，它作为人类走向真善美的一座巍峨的文化丰碑，也将耸立于千秋万代。在这座丰碑面前，后人们将洒下感动、崇敬的热泪。

    中国红色文化不是石头里面蹦出的神物，也不是凭空而降的天外来客。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厚的文化来源和社会来源。文化来源有三个：

    第一个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所产生的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文化的核心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破解“历史之谜”的唯物史观、揭示资本秘密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告别空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核心之外，就是各国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创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国际歌》自上世纪20年代初被译入我国以后，就成为中国革命者为理想忘我奋斗的强大支柱。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曾把它作为国歌，可见它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之深。而它的重译者瞿秋白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革命烈士，都是唱着这支歌走向刑场的。即使是在硝烟已经散去的今天，每逢我们听到那悲壮深沉的曲调，仍然禁不住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伏契克的长篇特写《绞刑架下的报告》，一直在深刻地感染、教育、启迪着中华儿女。其中的警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至今仍像晨钟暮鼓一样回荡在我们的耳畔。

    第二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文化）。在制度安排上，《礼记》提出“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抽象的意义上，这种思想与共产主义的理想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统一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并日益中国化，所依靠的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在外交上，《墨子》主张“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不难看出，这正是新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传统文化根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易经》提出“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原则。很明显，这是我们党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至于中国共产党员和其他先进分子，则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精神融入自己的血液，化为英勇奋斗的动力。“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这是革命烈士杨超于1927年就义时吟唱的一首诗。留得伍子胥的豪气，进而升华到为人民大众复仇的崇高境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个是世界优秀文化。共产党员白莽热爱匈牙利的伟大诗人、1848年欧洲革命的英勇战士裴多菲，曾经翻译过他的不少作品。在白莽、柔石等左联五烈士遇害以后，鲁迅着意将裴多菲的箴言诗《自由与爱情》完整地引入《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以含蓄地道出五烈士是为争取人民自由解放而死的真相，并寄托对他们的一片崇敬之情。著名作家李尔重的抗战题材巨著《新战争与和平》，不但在创作方式和结构方式上有意识地借鉴了托尔斯泰，而且连书名都显示了它与《战争与和平》的继承关系。进入新时期以后，福柯的“权力——知识”说、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等等，都对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理论提供了营养或助力。

    谁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是僵化保守的呢？纵观一部中国红色文化发展史，可以无愧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是全人类优秀文化的优秀继承者和发扬者。

    社会来源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对于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繁荣来说，这个来源较之文化来源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文化上的一切继承和借鉴，都必须统一于这一伟大实践。实践是鉴别器，能根据需要分出哪些文化是应当拿来的、哪些文化是应当丢掉的；实践是制造厂，能把拿来的文化进行改造和制作，形成新的文化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但是只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南。像王明那样削足适履地用教条或本本来剪裁中国革命实际，其结果只能是既害了中国革命，又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塔夫里亚诺斯在介绍中国革命时说：“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对社会现实的敏锐的观察者。这不仅因为他出生于农民家庭，也因为他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并几乎毕生为之奋斗。这种深知民间疾苦的长期平民生活体验，使他终于敏锐地认识到有必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适合于中国向来被忽视的千百万民众的状况和需要。”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性工程。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社会实践中，才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实践是发展的，文化也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但是实践与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同步对应关系。实践的高潮和胜利，必然要催生新的文化；实践的低潮或失败，并不一定带来文化的萎缩或凋零。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中国革命进入低潮。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科学理论，革命烈士和志士们留下了震撼人心的壮美诗章，以鲁迅为代表的国统区革命作家创作了一批传世名篇，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民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繁荣。这是因为，越是低潮、越是失败，就越加需要创新理论的指导和精神力量的支撑。从中国红色文化萌芽到今天，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光景。回头望去，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坎坷不平，但红色文化却是鲜花满路，令人目不暇接。

    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结构复杂、规模巨大的系统。分析这个系统的结构，可以有多个角度、多种方法。比如，从历史上看，有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从文化的一般结构上看，有物态文化、心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从学科上看，有哲学、经济、政治、伦理、党建、历史、新闻、文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分析其意识形态结构，恐怕是更具根本性的工作。在这方面，最新的富有概括性的表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中，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灵魂。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红色文化经过近百年的艰难建设所取得的最为伟大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这里的共同理想，其实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正在创造并且终将完成的世界奇迹，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推进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必须担当的阶段性历史任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每一步前进，中国红色文化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创新精神的胜利，都是爱国主义精神开出的灿烂花朵。没有这两种精神，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没有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98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其间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好八连，天下传……拒腐蚀，永不沾。”；“利人糜顶踵，示范耿星河”……仅从以上所举的极少事例就可以看出，光荣和伟大出自行动。由此可以肯定，千百万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第一创造者和忠实践行者。以上四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科学地完整地揭示了中国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

    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中国人民永远告别苦难的福祉，是中国人民创造光辉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为什么要弘扬中国红色文化？

    求实地说，不管国内外形势多么复杂多变，弘扬红色文化的工作我们一天都不曾中断过。然而，必须看到，这项工作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资本主义永世长存、世界历史已经终结之类的神话一时间弥漫全球。就在这万花纷谢之际，社会主义中国却像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抗击八面来风，以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艰难实践，为科学社会主义赢得了光荣，为人类前途保存了希望的灯火。20多年过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能量几近枯竭，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中出现的繁荣风光不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再一次激化，资本主义经济再一次爆发全球性危机。就连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再相信自己当年鼓吹的“历史已经终结”的神话，于2011年初表示：“10年前，在网络泡沫破灭前夕，美国占优势。美国的民主被广泛效仿，即便不是始终受到喜爱；美国的技术风行世界；稍加调整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被视为未来的潮流。但美国的道德资本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伊拉克战争，以及军事侵略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民主抹了黑，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则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的理念。”至于民间的反映，则更为激烈。2011年9月，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公布的民意调查震惊世界：百分之74的民众认为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崩溃。与资本主义萧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蓬勃发展。这不单表现在巨大的经济成就方面，也表现在制度优越性的其他方面。2008年5月16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在对中美两国政府的救灾绩效进行对比之后指出：“如果中国政府能比美国政府更好地处理自然灾害，那么中国体制的优越性，也许能向世人表明的不光是快速增长的经济, 还展示出有效的政府能力。”与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消长相应的是软实力对比的变化。资本主义软实力下降、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上升，这是连美国右翼学者约瑟夫·奈都不否认的事实。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国内红色文化热潮的大发展，二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思潮的上升和对中国红色文化的向往。从“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等等运动中，都可以看到中国红色文化的元素。所有这些，都是对我们坚持和发展红色文化的极大鼓舞，都为我们进一步弘扬红色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强我弱”的经济、政治、军事格局和文化格局在一个时期内仍然难以根本改变。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必然会极大地刺激国际资本，驱使他们加紧实施其西化、分化战略。除处心积虑地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进一步挤压中国的生存空间外，就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思想文化上的渗透。而国内的一些亲西方势力，则与其结成利益上的“神圣同盟”，共同向中国红色文化发起空前的挑战。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和所谓“普世价值”，甚至请来民主社会主义和中国腐朽文化助阵，颠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让我们的党和人民成为精神上的流浪者，进而皈依西方的“极乐世界”。二是鼓吹新自由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彻底的私有化，进而剥夺民营经济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国际资本占有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扫除一切障碍。三是鼓吹所谓“宪政民主”，照搬西方的多党制，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瓦解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让中国成为惟西方马首是瞻的一条温顺的小驴。四是鼓吹所谓 “现代公民社会”理论，企图在基层党团组织和政府之外罗织新的政治势力，进而由小及大、由低而高，步步为营地建立起反对党，最终向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问鼎”。五是鼓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理论，并通过一年一度的推举活动营造声势、扩大影响，以此斩断知识分子与祖国、人民的天然责任关系，为“异见”知识分子传播错误思潮制造法理依据、营造舆论空间。六是鼓吹西方的新闻观，用“西方新闻绝对自由”的谎言蛊惑人心，以期消解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逃避新闻的社会责任，否定党管新闻的原则，让本是正能量的新闻变成足以搞坏一锅汤的老鼠粪。七是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为此，他们或掐头去尾地歪曲历史，或别出心裁地伪造历史，但是美化侵略、偏袒卖国、歌颂倒退，抹黑英烈、谮毁革命、否定进步却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原则。消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历史，必然要将主要矛头指向这一历史的人格化代表人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重中之重，就是党和人民爱戴的领袖毛泽东。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这一精神支柱，他们的手段几乎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例如，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不管是林彪还是蒋介石，只要是反对毛泽东，在他们那里就是好人，就被描画成光环绕顶的人物，如林立果的“小舰队”，竟被说成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否定毛泽东必然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根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根基必然要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国共产党必然要实行多党制，这就是他们打算暂不告人大抵永远也没有机会告人的逻辑。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某一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些光怪陆离的东西已经形成了主导性气候，那就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倒退。什么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什么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近代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成果都将付诸东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要变成黄粱梦。

    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切袖手旁观的论点、首鼠两端的论点、随波逐流的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坚持红色文化、继承红色文化、弘扬红色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倘若我们不敢或不能承担起这一使命，就会成为被后人所不齿的历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