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弘扬中国红色文化？

    立足现实、保卫历史、创造未来，是弘扬中国红色文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其中，立足现实是中心，它一极连接历史，一极指向未来。现实的事情搞不好，历史便宣告中断，未来也化为乌有。所谓立足现实，就是要从当前的发展需要和人民意志出发，寻找发掘、整理、研究、宣传红色文化的切入点，让红色文化遗产鲜活起来，成为排山倒海一般的正能量，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为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归根结底，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历史是根基。高楼挖掉基础必然坍塌，大树砍断根系必然枯死，这就是我们提出要保卫红色历史的全部依据。这里的历史不仅仅是指过去的人和事，而是指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切文化的总和。保卫历史并非全盘肯定历史，而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是其大局之是，非其局部之非，换句话说，就是要保卫红色历史的本质方面。如果我们为了保卫红色历史，就连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极“左”的东西都给予肯定，其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创造未来是目标。没有民族伟大复兴，没有共产主义社会，过去的奋斗和今天的奋斗便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就会成为迷途的羔羊，彷徨于茫茫旷野而不知所之。其实，前辈们的一切奋斗，都不仅仅是为了今日的小康，更是为了彻底消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抗，创造一个永久安宁幸福的世界。把握住了未来，就有了继续前进的底气，就能够推动中国红色文化从繁荣走向更大的繁荣。因此我们说，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红色文化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精神素质。

    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和方法，我们可以多个侧面、多个角度，采用多种手段，投入到弘扬红色文化的工作中去。从现实需要出发，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善于运用红色文化遗产这面宝贵的镜子。比如“宪政民主”那一套，过去不是没有人搞过。远的且不去说它，仅以抗战胜利以后走“第三条道路”的各个政党为例。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一面要共产党放弃斗争，一面要国民党开放政权，在中国“实现欧美式的民主政治”。与当今这些鼓吹“宪政民主”的人不同的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真诚的，希望推动中国进步的。但是，良好的愿望却被无情的现实打得粉碎。从1945年11月的“一二一”血案到1946年6月的下关惨案，再到1947年5月的“五一八”血案、“五二〇”血案，国民党反动政府频频以阴险毒辣的手段打击民主党派。接着，又相继封闭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联合报》，并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重庆等地大肆搜捕民主人士。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彻底撕下刷新政治的伪装，干脆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下关惨案中被国民党特务打成重伤的民盟代表马叙伦，在病床上紧握周恩来的手说：我过去总劝你们要少一些兵、少一些枪，现在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枝，子弹不能少一粒。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告站到中共一边，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为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段往事启示我们：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越阶级利益的民主政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绝不会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党实行多党制。中国如此，美国也是这样。在那里，真正当家作主的是以华尔街金融寡头为代表的垄断资本集团。他们可以用共和、民主两党竞选执政制造民主的假象，但是绝不允许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党上台执政。“占领华尔街”运动才闹了几天，大亨们便如坐针毡，频频发出防止美国共产党上台执政的警告。当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改革，但是只能朝着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方向改，朝着恢复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方向改，朝着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方向改。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在他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曾经详细记述了延安实施“三三制”民主政治的情况：1944年的一个秋天，在延安市政府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有14个人与市长一起开会。这14个人就是由延安选民选出的市参议员，其中有共产党员、普通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和开明绅士。市长报告前段工作，并提出下半个年度的施政纲领。参议员们则代表延安各阶层人民，对市政府的前段工作和即将实施的纲领提出种种直率的批评和建议。最后，市长根据议员们的意见对纲领进行了修改。由于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延安成为当时远东地区最为廉洁、最为高效的政府。目睹诸如此类的众多现象以后，冈瑟·斯坦感慨地写道：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对人民不构成沉重负担的，同时又勇于承担重大责任的行政机构，即一个从人民中产生，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并向他们负责的政府。”很明显，这种实行人民民主的真诚态度和根据历史条件创造民主制度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我们就是要这样，以红色文化遗产为鉴，透过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用谎言编织的华丽外衣，还他们为国际资本奔走的真面目，同时明确前进的方向，汲取进一步发展的力量和智慧。

    二是要有红色文化的雍容大度。雍容大度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显著风格。所谓雍容，就是胸有成竹、从容不迫。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气急败坏适足见其鄙陋。在文化斗争中，成熟的红色文化工作者总是表现出“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潇洒和淡定。它依赖于实践主体道义上的高尚、文化实力的雄厚和斗争艺术的高超。在这方面，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张素华研究员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近年有媒体传播说，1950年，毛泽东在审阅“五一口号”时亲自加写了一条“毛主席万岁”，并由此得出结论：“‘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面对这一不实之词，张素华并不急于表达义愤，而是沉下心去查阅当年中央拟定“五一口号”的原始档案及其他史料，然后撰文指出：“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产生于1943年，是陕甘宁边区吴满有、赵占魁等45位劳动英雄喊出的。整篇文章要言不繁，不事雕琢，行文舒缓，语气平和，然而却有重过千钧的战斗力。所谓大度，就是要有广阔胸怀和高远眼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品格在文化上的表现形式。必须看到，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锋更加频繁；而国内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必然导致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凸显，思想文化的多元多变已是不争的事实。面对如此复杂的文化格局，我们既不能丧失原则和立场，又不能效法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以一切非红色文化为敌，关起门来自己讨生活。道不同不相为谋，道相近则可以相与为谋。我们要像前辈那样，善于与各种健康、进步的文化合作，结成反对腐朽、倒退文化的统一战线，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更多的机遇、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我们要像前辈那样，以囊括四海的气魄、吐纳自如的内力、敏锐灵活的姿态，随时捕捉、鉴别、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化信息，以营养、壮大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其中，包括与社会主义文化敌对的文化。例如，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坏东西，但是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回答是肯定的。自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大萧条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位居上风，新自由主义陷入尴尬的窘境，但是以哈耶克为首的一批骨干分子并不甘心失败，于1947年组织起朝圣山学社，一边自我调整，一边等待时机，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才转运翻身，实现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并且在苏东剧变中为国际资本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他们的好景不长，这是后话）。身处逆境坚守40年，至少这股顽强的劲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总之，在胸襟气度上，我们要争取超过前辈，至少不能像九斤老太所说：一代不如一代。

    三是要在践行上下工夫。从本质上说，红色文化是一种精神存在。它只有通过人们的实践，才能转化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物质力量。而只有在转化为物质力量，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的时候，才能形成文化软实力，成为让更多的人主动接受、让更多的国家民族愿意分享的文化。一句话，弘扬红色文化，就是要增强、扩大红色文化的软实力！然而，红色文化从一种精神存在到形成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起码要经过发掘→制作（研究、创作等）→传播（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立体媒体等）→接受→行动→成效→影响这样几个环节。而在这一中心链条周围，还要有若干辅助链条，如组织管理、资金支持、技术设备等等。无论你在哪一链条哪一环节上出力，比如写书、演戏、授课，或者种田、做工、站岗，都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红色文化的弘扬者。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让我们从我做起，从当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用心血和汗水去创造红色文化软实力的汪洋大海，去奔向千里万里之外的光辉未来！

    （作者：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