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不会搞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了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他还谈到污染问题。

    华国锋对谷牧说：“会后谷牧同志去广东、福建，还有上海，研究一下如何发展。有关税收、民航、交通、通讯、利润、法律问题。外汇能不能拿走，这些问题不解决，无法发展。还有劳务问题法等”。“珠海、宝安要研究搞加工贸易区”，“加工区通过香港商业网销售，产品不受配额限制” 。

    会议期间，习仲勋见到邓小平，汇报到贸易合作区的问题。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 ]建立“特区”是华国锋批准的，“特区”名字则是邓小平起的。

    谷牧率中央工作组到广东、福建两省考察，形成中共中央1979年50号文件

    5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中央工作组抵达广东，工作组成员有：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甘子玉、国家计委段云、外贸部贾石、财政部谢明、建委、物资部等领导同志及随员胡光宝（谷牧的秘书）、王志强等同志。他们坐火车南下到了广州，在广东工作了18天。 5月14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吴南生、王全国、曾定石、梁湘等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向中央考察组做了详细的汇报。谷牧听取汇报后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立法工作和当前给广东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讲了意见，要求“广东更要改革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要比中央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

    尔后，中央工作组到肇庆（地委书记许士杰）、深圳、珠海、佛山、新会调查研究。调研回到广州后，5月20日，谷牧、段云、贾石、谢明、甘子玉同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等人就起草向中央和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作了进一步讨论。

    5月29日，中央工作组从广州飞到厦门，北上福州，沿途看了漳州、泉州等地，与地方的领导同志一道分析当地经济发展条件，研究规划指标和重要措施，讨论如何改进计划体制，增加地方经济活力，加强对外贸易工作，增收外汇，增加先进技术的引进。

    中央工作组帮助广东、福建起草给党中央的报告，字斟句酌的事落在“夫子”段云的身上，因他早已有考察港澳的报告，轻车熟路。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6月9日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的报告。报告由国家计委汇总。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即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央国务院的批复是由余秋里交段云写的。段云在批复中写道：

    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因此，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所指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计划体制以地方为主；财政体制大包干；扩大外贸权限；搞活金融体制；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机制；劳动工资搞活市场化。

    文件批准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者由地方同他们兴办合资企业，并由当地利用外资进行市政建设。中央确定由谷牧任主任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归口管理此项工作。

    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不久，广东省委任命吴南生担任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利用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与部分地方财政，参照“蛇口模式”在罗湖区0.8平方公里的区域兴建金融、商业、旅游住宅设施提供给外商，利用从中赚到的利润继续进行工业园区的基础建设。这种利用银行贷款“滚雪球”式的发展方式为珠海、汕头的起步建设提供了经验。根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市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包括企业经营自主权、税收、土地使用、外汇管理、产品销售、出入境管理等。通过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和租赁的形式，吸引了大量外资，加速了经济特区的迅猛发展。

    1979年9月21日习仲勋说：“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央从搞好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作出的一个具体的、又是重要的决策。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苏联的那一套模式，用行政办法搞经济，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实践证明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十分不利于搞四化，所以这是势在必行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很快就表态同意。这件事的实质，就是中国如何搞好体制改革，以适应四化需要。如果我们不提，中央也会提出来。”

    注：除特殊注明之外，其余图片选自《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文章原载《世纪》杂志2018年第3期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