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26日中央工作组与广东省领导摄于广州小岛宾馆，左起甘子玉、牟锋（谷牧夫人）、谢明、段云、刘田夫、谷牧、习仲勋、王全国、贾石、刘俊杰。图片由王志强、段晓飞提供

1978年8月5日，习仲勋（左二）在广东惠阳地区调查研究

上世纪70年代末，习仲勋在广东工厂调查研究

1980年5月，习仲勋陪同叶剑英在广东梅县接见干部和群众

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福建省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

    习仲勋从广东实际出发，提出先行一步的设想

    从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日起，华国锋一面处理“四人帮”在各地的余党，同时揭批“四人帮”。随着不断揭发“四人帮”迫害干部、群众的罪行，他开始解放、起用老干部。1978年4月派63岁的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第二书记，第一书记韦国清调到总政工作，实际是习仲勋主持工作。习仲勋临行前，华国锋特地接见并谈话，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曾予接见，“对广东工作寄予很大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对国内国际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习仲勋感到担子很重，恐怕不能完成党的托付。

    习仲勋4月5日抵达广州，6日，他就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他说：“我们责任十分重大。我们一定要振奋革命精神，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中央和五千多万广东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希望。” 他对工作的态度是“‘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和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怕犯错误，不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

    1978年6月，习仲勋因势利导，决定将省委召开的地市书记会议改为省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抓住了广东上不去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路线问题，一个是班子问题”。 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改革开放才有了基础。6月20日，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落实华国锋在听取林乎加、段云汇报时的讲话，责成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负责，主持召集省级有关单位研究，提出加强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方案。李建安和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一起召集会议，23日拿出方案。

    7月，习仲勋带着刚随谷牧考察回来的省委书记王全国，轻车简从，乘坐一辆七座的面包车，到梅州、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调研。公路坑坑洼洼，颠簸不平。7月上旬，进入宝安，公路两旁耕地抛荒很多，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宝安县城深圳，是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人口只有2万多人，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习仲勋到达深圳后，不听汇报，让惠阳地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带他先看，了解实际情况。他们先到罗芳、莲塘、沙头角等陆路地区考察。方苞边走边介绍宝安因政策限制过死导致土地抛荒等情况及偷渡外逃等突出问题。

    在沙头角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热闹；而宝安这边破破烂烂，萧条冷落。习仲勋心里感到很难受，对方苞和沙头角镇的领导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遗留下来的，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属于宝安管的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他对方苞说：“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

    习仲勋数天的宝安之行，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十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当场决定解禁“文革”中的四条规定：1．可以过境耕种；2．恢复和香港的小额贸易；3．尽快把经济搞上去；4．减少粮食种植面积。

    他认为外逃严重，主要是政策的问题，只要政策搞对头了，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他说：“这里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你们要给国家争得荣誉，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很多的思想和事情都搞乱了，对的也说成是错的。所以一定要抓好整风，一边整风，一边整改，看清楚了就改。农副产品配额问题，我们要回去研究。”他还说：你们有什么具体问题就找（刘）田夫、（王）全国，他们负责具体的工作。你们提出要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省委原则上同意，具体减多少，我们回去再仔细研究。边防地区可以不交粮食给省，农民口粮自己解决，然后出口挣外汇。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多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

    习仲勋雷厉风行，回来后，派计委副主任张勋甫率队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指示省委和省革委会尽快落实。7月中旬，省革委会正式批复同意宝安提出过境耕作的问题。同年冬，省革委会批准了宝安县过境兴办养鸡场。因为办鸡场需要人员留在鸡场照看，也就是需要留人在香港，并进一步扩大了小额贸易。

    1978年夏，省委派省外贸局陪同国家计委、外贸部负责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宝安调查半个月。秋天，省委决定由省计委牵头，会同省委有关单位组成工作组再次至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内容仍然是如何利用边境优势，建立外贸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规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定边境秩序。习仲勋等领导亲自听汇报，提出了宝安、珠海改革先行一步的设想。

    改革开放必然有阻力，8月，叶帅给习仲勋来信鼓励：“我们完全支持……” 。我们是指中央，并不单是叶帅一人，当然也包括华国锋等人。

    在调查研究的同时，广东积极开展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材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到9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100种产品，金额3350万美元”。10月以广东省政府的名义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旅客的游览区，建设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这个报告很快放到了华国锋的桌子上。

    习仲勋与华国锋谈话，向中央要政策

    11月，为到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召开四次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主持准备了关于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其中的内容就有：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也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

    11月9日，习仲勋到京急切要求与华国锋面谈。华国锋重视改革工作，很快安排了与习仲勋的谈话。他们一起研究如何搞好中国的南大门。对于广东外逃事件中有的是生产队的书记带领群众偷渡外逃，他们一致认为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困难造成的，应该大力发展经济，才能解决外逃问题。习仲勋希望中央给政策。华国锋从听段云汇报时就已经考虑这个问题，又看过广东省政府给国务院的《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规划和设想的报告》。当习仲勋提出这个问题后，当场同意广东先走一步，广东省委在宝安、珠海两县建立外贸基地。

    华国锋的支持鼓舞了习仲勋。11月16日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作了长篇发言，除了提出要发挥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外，还提出：“经济体制，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决议这样写道：“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对于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习仲勋举双手赞成。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战略性的转变。一次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的转变。这个转变是转得比较好的。1956年以后，毛主席又及时提出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转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这是第二次转变。现在看来，搞了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实现这个转变。二十多年我们落后了，吃了苦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实现这个转变。请看看二十多年我们干了些什么事情，今天搞斗争，明天搞运动，一直没有停，忙得不亦乐乎。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斗争更加剧烈。直到今天，国家没有搞强盛，人民没有搞富庶，甚至还吃不饱肚子，这怎能说我们的工作重点已转到生产建设上来呢？”

    1978年12月，中央任命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任第二书记。1979年1月6日，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报《关于我驻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他们回到广州马上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杨尚昆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同时强调把农业搞上去，要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部分遗留问题，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会后，广东省委常委分八个组，下去调查研究。习仲勋到肇庆地区。

    正在广东积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之时，1月30日国务院批复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报告，决定在蛇口兴办工业区，方针是：“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 1月31日李先念和谷牧在中南海听取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汇报。李先念当场用红笔画出蛇口以南的半岛50平方公里的面积办工业区，袁庚只要了9平方公里。[19]随后香港招商局开始在蛇口开发了1平方公里的荒坡建立工业区，后兴办了23家工厂，开通了国际微波和直通香港的货运码头。其后又吸引外资兴办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化的工业小城。

    2月14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的规划设想，由国家投资1.5亿。《批复》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

    中央的这两个文件鼓舞着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们。在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大家得出的一致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吴南生说：广东应当先行一步，向中央汇报，题目就是让广东先行一步。习仲勋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 2月，吴南生向省委提议在汕头办一个出口加工区。省委常委会议一致同意吴南生的意见，并认为不单在汕头，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加工区。3月，广东省政府下文撤宝安县设立深圳市，市政府驻深圳镇，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

    习仲勋、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叶帅听了十分高兴。

    1979年4月3日，习仲勋和王全国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5日会议开幕。7日上午，习仲勋主持中南组讨论。王全国发言提出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要求。习仲勋发言进一步指出：“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

    8日，华国锋和李先念、胡耀邦出席中南组讨论。习仲勋做了系统发言。他说：“有一个重要问题，搞什么样的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他还提出，“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这个问题，光讲原则也不行，还要具体化一些。希望这次会上能够就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定出若干条，以便有所遵循。”随后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

    习仲勋击中要害、务实的发言，受到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的重视。中央领导的重视，无疑鼓舞了习仲勋。4月17日，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习仲勋再次要求先走一步，进一步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华国锋说：“仲勋同志讲，广东如果是一个国家，早就搞上去了。统死了影响速度，经过两年认识，更深刻了。”“要进行大的改革，如广东要有一个新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