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著名党史人物蔡协民烈士与我的父亲邓子恢在福建从事革命斗争时多有合作，战友之情颇深。其实真正说来他俩共事的时间并不太长，然一见如故，惺惺相惜，荣辱与共，共同的革命志向和相似的革命经历使他俩引为知己，因此，父亲生前曾多次忆及这段友情，只是那时年幼，我尚不谙世事，而后又为学习工作所累，以致对烈士的了解知之不多。而我真正对蔡协民烈士开始有一定的了解那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我在协助《邓子恢传》编撰组的工作，因为写作的需要，我接触了大量的福建党史资料，其中有很多处就涉及到了蔡协民这个人。再后，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于是有了充裕的时间来研究父亲的革命史迹，又几度到闽西、闽南、闽东等革命老区走访、调研，感触尤甚，所到之处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是有邓出现过的地方必有蔡，抑或是有蔡出现过的地方必有邓，经此，我对蔡协民这位革命前辈便又有了更为完备的了解，斯时方觉父辈们在那血与火的岁月里建立起来的友情弥足珍贵。

    蔡协民烈士是湖南华容人，十五岁便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是毛泽东的同校学弟。他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湘北农民运动，是为中共革命斗争史上著名的农运领袖之一。参加过南昌起义，领导过湘南暴动，促成了“朱毛会师”，是我军初创时期重要的军事领导人，优秀的军队政治工作者。

    蔡协民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所立下的丰功伟绩自有史学家们浓墨重彩地去褒扬，这里我仅着笔叙一叙他与我父亲（以下称“邓子恢”）的那段深厚情谊，以表晚辈对先烈的缅怀之情，于是，一幅幅动人的历史画卷立见眼前。

    （二）

    1929年5月，南下井冈山，出击赣南、闽西的红四军第一次攻打龙岩取得了胜利，打下龙岩城后，红四军主动撤离，意欲调动正在粤东参加军阀混战的陈国辉主力回援，以便各个击破。见红军已经撤离龙岩，被红军击败逃离的陈国辉部守军又卷土重来，他们同反动民团及保商团勾结起来，企图重新恢复他们的统治。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获悉这一情况后对敌情加以了分析认为，陈国辉的主力在广东，一时难以回援，龙岩城里的守敌只是败窜回来的残部，战斗力已大大地削弱，而龙岩、永定等地的土地革命正方兴未艾，正需要红军给予有力的支持，尤其是由闽西特委领导的地方红军更是需要得到战争的锻炼，因此，红四军前委决定，把第二次攻打龙岩的任务交由蔡协民、伍中豪率领的红四军第三纵队和由邓子恢所率的闽西地方红军来共同完成。战前，蔡协民、伍中豪、邓子恢共商作战方案，考虑到地方红军初次参加这样的实战，有可能战斗经验不足，于是蔡协民从自己的部队里抽调出游端轩、欧阳曙两位极具实力的干部来交给邓子恢领导，旨在充实地方红军的战斗力。又考虑到在战斗中随时可能会发生危险，蔡协民还特地安排了两名忠诚而机警的战士直接负责邓子恢的个人安全。

    6月3日，蔡协民、伍中豪所率红四军第三纵队在邓子恢所率闽西地方红军的全力配合下，兵分南北两路向龙岩城发起了第二次攻打的战斗，他们首先占领了周围的山头，然后向西门进攻。城内的守敌只有陈国辉部第一补充营和特务连残部，兵力单薄，士气不振。刚一接火，敌第一补充营便溃败，出东门逃窜，敌特务连更是不堪一击，再次逃往漳平永福。红四军第三纵队进城后立即配合地方红军肃清反动派，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分发给穷苦百姓。

    红四军第三纵队和闽西地方红军第二次进打龙岩，使得在广东参加军阀混战的陈国辉大为震惊，因为后院失火，陈国辉已无心继续留在广东与桂系军阀作战，遂率其主力沿闽粤大道心急火燎地赶回闽西，直扑龙岩。红四军前委得知这一情报后，命令蔡协民、邓子恢率部立即撤出龙岩城，前委的这一部署意在给陈国辉让出一条大路来，留他龙岩一座空城，以便选适当时机予以歼灭之。

    陈国辉一路顺利地从广东回到了龙岩，正沉浸在得意忘形的欢乐之中。他以为红军不敢与他交锋，已向连城、江西退却，于是在龙岩大摆筵席，开“庆功祝捷”大会，日夜唱戏作乐，并放假三日。

    根据这些敌情，前委决定，红四军立即从新泉出发，奔袭龙岩，彻底消灭陈国辉。而邓子恢所率的闽西地方红军此战继续配合第三纵队担任主攻。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攻打龙岩的战斗打响，红军三支纵队分途合击龙岩城。

    陈国辉遭到红军的突然袭击，于是仓促组织应战，红军在龙岩城里与敌人展开巷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所有的敌人都被压缩到了几个院子里，但他们仍然还在负隅顽抗，于是，党代表蔡协民找到邓子恢，请他安排几个会讲本地话的地方战士向院子里喊话，宣传党的政策，展开政治攻势，这样一来，敌人的斗志一下就被瓦解了，纷纷缴械投降，余部企图朝东宫山方向逃窜，又遭红军埋伏，大部被歼，陈国辉化妆成士兵，夹杂在少数的逃兵中逃回了闽南老家，从此一蹶不振。

    红四军三打龙岩，基本上消灭了陈国辉的反动势力，此间，蔡协民所部和邓子恢所部两次配合作战且担任主攻，战绩令人瞩目，自此也开始了蔡协民、邓子恢这两位同属搞农运出生的革命家的战斗友情。

    （三）

    三打龙岩后不久即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在龙岩召开。前一段时间，红四军领导层在“创建根据地、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上多有分歧，导致行动上、组织上不完全协调，这次党代会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召开的。结果，会议仅开了一天，业已存在的问题没有真正地去讨论解决，反到是改选了前委，毛泽东落选了前委书记。为红军的建军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其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建军方针却得不到大多数同志的理解，加之又身患重病，这使毛泽东徒生奋斗中的苦恼。然而，在这次会议上，独有蔡协民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正确的思想路线。从湘江橘子洲头到广州农讲所，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他一直对毛泽东推崇备至，虔诚追随。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对毛泽东的处境亦非常同情，真诚地邀请毛泽东到闽西养病，一并指导地方工作。

    在红四军“七大”的这段特殊时期，蔡协民始终站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这一方，属“毛派”的代表人物，加之他有地方和军队工作的双重经历，对毛泽东的建军方针和军事路线又有其透彻的理解，因此毛泽东点将蔡协民，令其一同前往闽西。

    毛泽东在闽西的这段日子，是他政治上十分灰暗的一段时光。同来闽西的蔡协民除了要悉心地陪伴重病的毛泽东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协助邓子恢精心地筹备中共闽西第一次党代会，他俩遵照毛泽东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认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了解农村各阶级的政治态度，经济实力等各方面的情况，为制定闽西党的有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并着手准备大会文件，落实具体组织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俩几乎朝夕相处，革命的友谊进一步加深。

    1929年7月22日中共闽西第一次党代会终于在上杭蛟洋文昌阁胜利召开，邓子恢当选闽西特委书记，蔡协民当选特委组织部长，自此，蔡协民由军队转入地方斗争，与邓子恢等同志一道开始了领导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斗争，也开始了二人长达几年的真诚合作。

    中共闽西第一次党代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确立了闽西党的路线方针和任务，为实现闽西工农武装割据，迅速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对促进全国革命潮流的高涨，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因为有了正确路线方针的指引，以邓子恢、蔡协民等为代表的闽西特委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配合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阀的“三省会剿”。当时，闽西“一大”尚未结束，蒋介石对闽西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三省“会剿”便开始了，情况紧急，大会提前结束，蔡协民和妻子曾志随邓子恢一道陪同毛泽东转移到位于闽西红色区域的中心——苏家陂，在那里着重部署反“会剿”的斗争，闽西地方红军和革命群众紧密配合红四军与敌作战，众志成城，森严壁垒，不久，蒋介石发动的这次所谓“会剿”便宣告失败。

    经过几个月的实践，红四军的广大指战员深切地理会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众望所归，在陈毅来到苏家陂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后，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1930年1月，国民党又发起了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三省“会剿”。蒋介石委任金汉鼎为总指挥率赣敌再占长汀；蒋之嫡系刘和鼎五十六师从安徽入闽进占龙岩；粤敌陈维远部也向永定、上杭一步步进逼。敌人企图将红军压迫到新泉、古田一带，然后聚而歼之。

    针对敌人的军事企图，前委书记毛泽东决定让红四军跳到外线作战，然后攻击赣敌的后方，迫使金汉鼎回援赣南，从而打乱敌人的部署，粉碎他们的所谓三省“会剿”。情况如此，蔡协民、邓子恢等于是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走了毛泽东和红四军全体将士。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红军撤离闽西，迂回到赣南后，使“会剿”闽西的敌人扑了一个空，他们失去了要打击的目标后进退维谷。金汉鼎为保全江西后方，调头撤回了赣南；这时，福建军阀内部又发生了争夺省内统治权的斗争，刘和鼎、张贞再无心留在闽西“剿共”，纷纷撤离，敌人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再次告败。邓子恢、蔡协民和张鼎丞等率领闽西军民乘势收复龙岩、永定等地，迫使敌人退到漳州一带，闽西苏区又开始了一段巩固发展的新时期。

    从1929年春季至1930年上半年，蔡协民一直都在协助邓子恢的工作，他俩集中主要的精力领导苏区的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整个闽西的革命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这块工农当家的红色土地同赣南红色区域很快便连成了一片，初步形成了以赣南、闽西为基础的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四）

    1930年6月，正当闽西苏区在邓子恢、蔡协民的领导下革命运动迅猛，根据地创建进入全盛时期之际，蔡协民夫妇不意接到了调福建省委工作的命令，于是两夫妇只好又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邓子恢等战友，前往厦门鼓浪屿福建省委所在地，向省委书记罗明报到。

    1930年夏，中共中央所执行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全面推行，这一错误，突出地表现在是年7月8日至20日在龙岩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会议第一天的主要议程是王海萍代表福建省委致辞和郭滴人做政治报告，按常规，这个政治报告理应由特委书记邓子恢来做，郭滴人只是刚刚才接替蔡协民职务不久的特委组织部长，这一反常现象的出现，让与会代表们大惑不解。

    邓子恢之所以在这次的闽西“二大”上没有作政治报告，那是因为，会前他与前来龙岩指导工作的省委特派员王海萍就当前的形势和未来工作的方向交换意见时，彼此在观点上产生了很多的分歧，于是，王海萍便代表省委作出决定，把在代表大会上本应由邓子恢来作的政治报告改由特委组织部长郭滴人来作，在王海萍看来，郭滴人与自己在思想观点上非常接近，只有这样，才能得以保障中央的指示精神能够在闽西顺利地贯彻执行。在短短的几天会议中，邓子恢在不断地受到压制与批判。为了进一步打击邓子恢的正确意见，闽西第二次党代会尚未结束，闽西苏维埃政府就迫不及待地于7月15日召开了执委扩大会，改选了常委和各部部长，免除了邓子恢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随后，他又分别被免除了闽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十一军政委的职务。压制和排斥了邓子恢的正确意见后，“立三路线”的理论和策略开始在闽西苏区进一步的全面贯彻，闽西二大还认为，邓子恢主持下的闽西特委在过去的一年里，犯了不少“富农路线”的错误，指称这是“因为当时受红四军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所致，其实际，是否定和批评了毛泽东、邓子恢和蔡协民等1929年以来在闽西土地革命方面的正确方针。

    当中共闽西第二次党代会7月20日结束时，邓子恢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职务。9月初，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自苏区返回厦门，路过龙岩时特地去看望邓子恢，老朋友见面，感慨万千。邓子恢就自己当时所处的景况同谢汉秋进行了详谈，分手时又交给谢汉秋一封信，托他转交给在厦门工作的省总行动委员会秘书长蔡协民。

    蔡协民很快就收到了邓子恢给他的信，信中，邓子恢向老战友详细地叙述了近半年来“立三路线”在闽西苏区全面贯彻后，党的事业所遭到的种种损失，还谈了一些自闽西第二次党代会以来自己的痛苦遭遇，更多的则是谈了他目睹了党内“左”字当道，致使党的事业受挫后自己内心的困苦和对党深深的忧虑……

    看过信后，蔡协民对邓子恢如此高的思想觉悟感佩不已，同时又对邓子恢目前的人生际遇着实担忧，于是他马上把这个情况向省委书记，省总行动委员会书记罗明作了汇报，以期这位省最高领导人出面，看可否能改善一下邓子恢目前的景况。

    省委书记罗明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在福建党内享有崇高的威信，有关邓子恢近期来所受的委屈，其实他也早有耳闻，他为邓子恢这么一位实事求是的好干部在党内受到如此不公允的对待而心存不平，却又爱莫能助。此时，听取了蔡协民的汇报后，罗明意识到了自己有责任要处理好这个问题，于是他决定干脆调邓子恢到福建省委来工作，这样，省委可以安排这位最为擅长做农村工作的农民问题专家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基层去作调查，一并指导党的地方斗争，正所谓人尽其才。尽管蔡协民以安全为计，对罗明决定调邓子恢这样的群众领袖到白区来从事地下斗争持不同的意见，但是，罗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值此用人之际，再联想到邓子恢在闽西的处境，蔡协民也就只好对罗明的决定表示了谨慎的认同。

    1930年9月底，福建省委通过了“邓子恢调离闽西到福建省委工作”的决定。他接到这个通知后便马上向闽西特委打了工作移交，次日启程，前往设立在厦门的福建省委报到，开始致力于开辟新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