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蔡协民对邓子恢的到来非常高兴，革命的机缘使两名党的忠诚战士——一位是当年洞庭湖滨叱咤风云的农运领袖，一位是闽西赫赫有名的革命领袖，两人在八闽大地上一再遇合在一起。邓子恢质朴的外貌，朴诚的品格和朴实的作风；蔡协民见解的敏锐，行事的果敢，加上共产党人共同的赤胆忠心，实事求是和坚持真理的精神，使他们彼此吸引，相互尊重，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相隔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离开了携手开创的闽西苏区，来到厦门，在白区党的秘密战线上重新聚首。从此，闽北、闽南、闽东、闽中城乡的山山水水，辽阔大地上又留下了他俩并肩战斗的足迹。

    蔡协民和邓子恢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认识非常一致。尽管“立三路线”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一些基层的党组织却认识不到这些错误，在工作中他们还在自觉不自觉地继续着这些错误，极大地妨碍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丰富革命实践经验，特别是有长期农村工作经验的邓子恢的到来，加强了省委领导工作的力量。根据蔡协民的建议，省委决定派一批巡视员前往各地，帮助各地克服一些残存的“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于是，邓子恢被任命为省委巡视员前往沿海各地指导工作。在此期间，蔡协民和邓子恢一起以福州为中心，领导闽北、闽东和莆田地区的革命运动，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很短的时间里重建中共莆属特委，将失去了作战能力的红207团迅速恢复和扩大，改编成福建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建立起外坑、霞瑶红色区域，开始进行土地革命，使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闽中游击区的革命斗争得到了发展。接着邓子恢和蔡协民又改组了福安县委，积极发展农民运动，领导农民取得了马厝、溪柄抗租抗债斗争的胜利，各级党组织也迅速地得到了发展。

    1931年3月25日，设立在厦门鼓浪屿的福建省委机关突遭敌人破坏，省委许多同志被捕牺牲，这一重大变故使福建省委的整个组织系统几乎瘫痪，党的事业遭到了空前的损失，此时，省委代书记王海萍又去上海汇报工作，一时间，各项工作几乎完全无法展开。

    为了应对省委遭破坏后党面临的严峻形势，继续领导福建各地的革命斗争，当此紧要关头，蔡协民挺身而出，主持建立了福建临时省委机构，代行省委职责，指导各地工作。在如此艰难的的处境中，蔡协民个人生死可以置之度外，战友的安危却长怀心头，面对如此纷繁冗杂的局面，他仍然没有忘记老战友邓子恢的安危。他在1931年4月13日给中央《关于福建工作的情况汇报》中着重地向中央谈了邓子恢在白区工作的情况，建议中央尽快将邓子恢调回苏区工作，以加强苏区政权和红军的领导工作，同时避免这位著名的群众领袖在白区工作可能会出现的危险。

    （六）

    蔡协民在厦门组织应变时，曾以临时省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希望中央批准在福建成立一个以蔡协民、邓子恢、王海萍为核心的临时省委办公会，中央收到信后还是比较重视的，权衡再三后决定“福建暂不设立省委，分别成立厦门、福州两个中心市委，蔡协民为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两个中心市委都行使省委的权力”。同样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邓子恢亦属福州中心市委的主要领导之一。

    市委成立伊始，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因此，蔡协民即刻派人赶到一个叫溪柄的地方，请在那里做群众工作的邓子恢夫妇回到福州。在福州，邓子恢夫妇和蔡协民夫妇一起都住在位于福州市仓前山的一个贫民区，房子从上到下都是用木板订起来的，卫生条件差，福州中心市委机关也设在这里。两家人住到这里后不久，福州开始流行霍乱，仓前山这边由于卫生条件差，因此成了重疫区，他们每天都能听到死难者家人的哭声，看到有棺材从这里抬出去，弄得大家都非常紧张。为了免遭霍乱殃及，蔡协民和邓子恢商量后，决定将家搬迁到市中心去，于是，蔡、邓两家及整个中心市委机关不日便搬迁到了位于市中心的一栋民居楼。这是一栋较新的两层民居，大小房屋共十多间，房东房客各住东西，中间共一个天井，环境宽敞清洁。

    福州中心市委成立后，在蔡协民、邓子恢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一改过去这边的工作局面。然而，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共中央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取代了李立三的领导地位的这段时期，王明上台后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更“左”的观点，比李立三走得更远。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央派出许多代表巡视各地，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的“改造”，对怀疑、不满或不支持他们的人，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以致大批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污蔑和伤害。正是在这种时局下，1931年7月底至8月初,福州中心市委迎来了检查中心市委工作的中央巡视员姚仲云。

    姚仲云到来后，蔡协民安排他住在市委机关对面的一栋小楼里。刚开始几天姚巡视员见了大家还是挺客气的，可是没过几天，姚仲云就福州中心市委的工作进程以及闽西肃“社会民主党”问题找蔡协民、邓子恢谈话后,这位中央巡视员的脸色便不那么好看了，尤其是对蔡协民似乎意见很大。这次谈话很明显是在作立场试探，然而，为了党的利益，性格直爽的蔡协民、邓子恢却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对闽西党组织内一些领导同志在“肃反”运动中工作方法粗暴、轻率、简单，甚至是为了排除异己而公报私仇，对自己的同志进行无情的迫害和残杀的极端行为进行了抨击，这样也就得罪了从中央来的这位“钦差大臣”，在这种情况下，蔡协民、邓子恢很快就被圈定成了“立场倾斜，”的对象，蔡协民因此埋下祸根，还成为了有“社党之嫌”的人。不久，姚仲云改组福州中心市委，蔡协民被撤职，与邓子恢一道调厦门中心市委任巡视员。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1932年4月下旬的一天，正在在惠北领导大抗捐斗争的蔡协民,接到厦门中心市委十万火急的信件,要他即刻赶回 厦门。市委书记王海萍对他说:“中央红军东路军已胜利克复龙岩,并继续向漳泉方向推进,，为配合东路军的行动，厦门中心市委所属闽南各地方武装必须统一指挥，协助东路军顺利完成东征计划。于是，蔡协民又连夜赶彺闽南游击队的驻地小山城，午夜时分，在交通员的引领下，蔡协民见到了邓子恢，老战友重逢，格外亲切。

    天亮蒙亮，邓子恢、蔡协民就已经化妆进了漳州城，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地见到毛泽东，汇报闽南的工作情况。这时，战斗刚刚结束，敌人已经仓惶逃窜，大街上还弥漫着硝烟和火药味，二人顺着大街一路向西寻找，快到西门时，发现有几位红军在打扫战场，一打听，才知道毛泽东和东路军指挥部才进城不久，就安排住在芝山下一栋外国人的小洋楼里。

    蔡协民、邓子恢匆匆赶到那里，见到了离别将近两年的毛泽东，这时候的毛泽东已担任在半年前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异常热情地接待了两位久别的战友，一见面他就问邓子恢这两年来的行踪，并告诉邓子恢，临时中央政府已经任命他为中央执行委员兼财政部长，正等着他去瑞金就职。接着毛泽东又过问起蔡协民这两年来的工作和身体情况来，革命领袖的嘘寒问暖，殷切关怀使两位倍受“左倾”大潮冲击的战士无比感动，他俩先后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两年来各自的工作情况，也包括遭际，毛泽东听后深有感触。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两天后，邓子恢前往漳浦，领导那里的闽南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配合红三军发动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而蔡协民夫妇则留下来协助毛泽东在漳州时期的工作。

    五月下旬，邓子恢在漳浦小山城与前来接任的漳州中心县委书记蔡协民互道珍重，深情惜别后，携妻子黄秀香随回师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和所率的东路军离开闽南前往瑞金，就任苏区中央政府财政部长一职。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悲欢两样情。不意这一别，蔡协民、邓子恢两位生死相依的战友竟成永诀。

    邓子恢去苏区后，留在闽南工作的蔡协民处境非常不好，他一直为福建党内的“极左”领导人所不容。由于小山城军事根据地的丢失，厦门中心市委将全部责任强加于蔡协民一身，并在党内发起了所谓的反“蔡协民路线”，将其拒绝于组织的门外，蔡协民忧愤交集，落寞无助……

    1934年4月，罗明到福建来检查工作，当他了解到蔡协民在福建的遭遇后非常气愤，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蔡协民所受的委屈更是感同身受，于是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向福建省委发出了“调蔡协民回中央苏区工作”的调令。然而，厦门中心市委别有用心的领导人竟安排了一个有变节嫌疑的交通员来护送蔡协民，结果，交通员途中叛变，蔡协民被捕入狱，7月英勇就义于福建漳州，年仅34岁。

    蔡协民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是永存的；他的一生尽管短暂，但却是极其壮烈而辉煌的；他的一生充分地展示了一个共产党人无与伦比的高尚情操和完美人格；他的一生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革命前辈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曾经是怎样的英勇无畏，怎样的彻底奉献；他的一生将永远启迪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们该怎样对待自己的人生，应当如何健康向上地生活；激励着我们这些后来人继承先烈遗志，珍惜今天，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值此蔡协民烈士诞辰120周年暨牺牲85周年之际，谨撰此文以纪念这位我虽未谋面，却永远活在我心中的世交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