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反白事件”几乎让郴州特委完全瘫痪。为了应对当前的斗争，湘南特委和工农革命军经过仔细研究后决定成立郴县县委，调陈毅任县委书记；湘南农军第七师党代表夏明震已经牺牲，于是决定调蔡协民新任该师党代表，调原郴州特委秘书，新寡的夏明震遗孀曾志到农七师师部，协助蔡协民的工作。由于工作上的朝夕相处，加之共同的革命志向和相似的家庭遭遇，不久，蔡、曾二人便互生爱意，产生了感情，并在农七师师长邓允庭夫妇的撮合下结为夫妻，朱德、陈毅到贺，称二人为“革命军中之梁祝”。

    1928年3月底，湘南大地上刚刚熄灭了极左的焚烧之火，又腾起了滚滚狼烟。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湘粤两省共7个师的兵力从南北两个方向望郴州、宜章一路杀来。两省军阀一齐动作，来者不善，目的是要消灭这里的工农革命军、农民自卫军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扑灭这里的革命之火。内患尚未完全平息，又外患骤起，此时大军压境，湘南特委和工农革命军的领导人都感到形势危急，心情异常沉重。

    敌我兵力悬殊，时不待我，坚守湘南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部队如何动作，出路在哪里？本来，部队在挺进湘南之前，通过蔡协民的努力，这个问题在领导层内基本上就有了初步的意见，那就是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徐图大举，尤其是前不久，被派遣上井冈山的毛泽覃找到了毛泽东，并受其兄之托，带来了一个特务连返回湘南增援，此举曾使朱德大为感动。后来，由于发动了湘南起义，情况又产生了一些变化，因此，移师井岗的计划也就搁置一旁了。可目前敌军云集，合击湘南，企图消灭这支南昌起义后幸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值此危机存亡之秋，具体面对部队该如何进行战略转移这个问题时，由于内部意见难以统一，致使朱德举棋难定，于是急招分兵把守的陈毅、王尔琢、蔡协民商量对策，并于3月28日在郴州城南一家祠堂里，召开了一次由工农革命军、地方党组织和湘南农军的领导人一起参加的联席会议。据有关资料记载，到会的有朱德、陈毅、王尔琢、蔡协民、胡少海、邓允庭、毛科文、曾志、杨福寿、席克斯、胡世俭、何舍鹅等十二人。              

    会上，朱德首先发言，曾志临时担任记录员。朱德说：目前的形势，我不说想必大家也很清楚，之所以召集大家坐到一起来开这个会议，我是想请大家来对我们这支革命队伍在此大军压境之际，该如何进行战略转移这一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望大家知无不言，言不不尽。

    朱德话音刚落，省委特派员席克斯立刻站了起来表示反对，他认为所谓 “战略转移”其实就是逃跑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坚守革命阵地，守土有责。湘南特委另一位委员何舍鹅也站起来附议席克斯。

    这么一来，更让朱德左右为难了，因为当时党内有规定，所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每到一地都必须接受所在省份省委的领导，而席克斯、何舍鹅俩都是湖南省委下派到湘南的特派员。

    这时又有人发言说：“有人曾经提出过，我们的出路是上井冈山去，与在那里的毛泽东会合，据我们所知，毛泽东之所以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那是因为，井冈山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山高林深，居险可守。既然是这样，我们与其去井冈山投靠毛泽东而寄人篱下，还不如去湘西开辟自己的根据地，据说湘西那边的条件与井冈山差不多，甚至更好，王尔琢同志就是湘西人，具体情况应该比我们更清楚，万一湘西不行，我们再前进一步便到了川贵，那里国险民穷，国民党的统治也较簿弱，再说，朱德、陈毅同志都是四川人，我们去那里开辟根据地不是更有实际意义吗？”

    听到这里，宜章苏维埃主席，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毛科文立即插话：“这话不对，第一，如果去井冈山，那是几支革命队伍的会师，不是谁去投靠谁，也不是去寄人篱下。第二，如果去湘西，众所周知，湘西匪患如毛，一支外籍军队，我们在那里很难生存下去。第三，去四川更不现实，路途遥远，千里行军，旷日持久，难保不与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交锋，届时胜负难料，望大家三思而后行。”

    这么一来，会议出现了僵局，当此紧要关头，农七师党代表的蔡协民站了起来，他态度鲜明地驳斥了一些人不切实际的言词，力陈会师井冈山的可行性和正确性。他说：“刚才，科文同志的发言，我有强烈的同感，下面我还想补充一些我个人的意见”。

    蔡协民扫视一下会场，见大家都在屏耳聆听。由于事关大局，窗外、门边还围着一些下级军官在旁听，看来，他们对部队何去何从的关心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正在开会的每一位领导，蔡协民更觉得他有责任把这帮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引领上一条具有光明前途的道路，于是他慷凯陈词：

    “我认为，坚守湘南或坚持在湘南打游击，必须具备几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实力，二是地理条件，三是群众基础，否则是坚持不下去的，兵法云：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对于敌我双方优劣长短，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不然就是打糊涂仗。眼下，我们有哪些优势？固然，受压迫的农民是拥护革命，愿意跟共产党走的，但是前一阵“左”的“红色恐怖”政策，损害了老百姓的基本利益，一些革命的积极分子在自己的村子里都孤立无援，我们过去与群众的那种鱼水关系已受到了影响，优势已是大打了折扣，现在敌军和反动地方武装总在四万之众，而我军正规部队仅一团兵力，再加上没什么实战经验、拿着梭标马刀的农军约一万人，力量对比太悬殊了，况且敌人来势汹汹，已给群众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不少革命的积极分子都愿意拖家带口跟我们走，在这样的情况下谈什么坚持留下来打游击是极不现实的，坚守湘南与敌硬拼更是愚蠢的。另外，从地理条件看，湘南是湘粤两省的交通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敌人兵力调集便利，如果分散打游击，我们在孤立无援的情势下会很快地被正规军和地方武装联合起来一口一口地吃掉。至于去四川、贵州我认为更为不妥，那里缺乏工作基础，舍近求远去那里，老实讲这无异于流寇主义。现在部队到底开往何方为最佳途径？大家试想想，向南、向北，实为以孤羊投群狼，显然不行；向西的话，刚才科文同志也讲了，湘西匪患多于牛毛，弄不好，我们将陷进去难以自救；那么，我们唯一可行的便是向东，地处湘东赣西的井冈山，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 在那里开辟了我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我们去哪里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壮大革命力量，诚以为，此策不失为我军目前的最佳举措，到那时革命必将出现转机和新的大好局面……”

    这时陈毅接过话说“协民同志说得对，湘南我们真是呆不下去了，可以说是上面的极“左”政策帮了倒忙，使我们失去了群众基础，这里已不适宜作为根据地了，眼下只有迅速撤军为宜，正在这时，会场的大门被人推开，接着进来了五六个人，其中有工农革命军的人，也有湘南农军的人，但站在他们最前面的便是林彪，还有粟裕，杨至诚、陈光、张际春等，他们都众口一词，表示附议蔡协民的意见，蔡协民一阵暗喜，向林彪等投下了嘉许的一瞥。当林彪等刚刚退出会场，哨兵送进来两封刚收到的信，一封来自宜章农军独立营营长萧克，另一封来自资兴红色警卫团总指挥黄克诚，他们俩因所在的位置远离郴州，因此，未来得及赶来开会，但他们的来信内容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认为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会师是目前我军最好的选择。此时此刻，形势一下就完全明朗化了。

    会议从中午一直开到晚上，由于蔡协民的坚持和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并得到了朱德的支持，多数同志逐渐统一了认识，终于作出了“跳出敌人南北夹击的封锁钱，进军井冈山，实现与毛泽东会师”的决定。

    考虑到怕湘南特委的人临时反悔，朱德安排陈毅、蔡协民未等天亮即率农七师和大批湘南民众离开湘南，浩浩荡荡向井冈山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