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这个风雨如晦的黑暗年代，地处皖西大别山麓下的麻埠镇，愁云惨淡。弯曲的溪流无语凝噎，载着伤痛流逝远方……残阳收去了它的最后一抹光线，有气无力地映照在崎岖的山路上。无数破产的农民背井离乡，哭啼、哀嚎、绝望的悲泣声充斥山野。流离失所的农民拖儿带女艰难地在山道上步履蹒跚，逃荒人流逶迤数里。不时有同胞因肌饿、疾病倒在山坳里，再也没有站起来，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逃荒的洪流中，一着褴褛衣衫的中年男子跳着一担箩筐于七月四日这天天还未亮从麻埠镇启程。一整天没有吃上一口饭，忍着难以言状的饥饿，走到石家河地界的汪神庙，实在走不动了，浑身虚汗，面色发青，气息微弱。同行的逃荒人老齐焦急万分，无可奈何地说：“江选官，我们不能再走下去了，不然我们肯定饿死在路上，不如就在此地歇歇脚吧！”老江只好应允：“只有这样了”。流落到此，别无它法，为了生存，他只好给地主家当长工。放牛、撑竹排.....什么苦活、脏活、累活都尝遍。他披星戴月，节衣宿食，攒下一点钱租了邓姓人家的三间破草棚暂且安下身来。绳床瓦灶、瓮牖蓬户且不说，衰草横生，地上生满青苔，四周透通破难。一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家里也下大雨，唯一一床破棉被湿成水陀螺，蛇、虫争相爬上床与人争一席之地。冬天，四处透风，侵肌刺骨。苦度光阴数年，靠着自己的勤劳有幸在三十多岁，娶妻生子。一九O六年八月十一日这天，他的儿子江道之出生了。这一天，是江家最值得庆祝的一天，江家有了继承人。父亲给这个可爱的儿子取名“道之”，寓意在逃荒的道上寻到安生之地。

    道之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他很懂事，六岁那年，大人下地干活，他总是在旁边帮忙。早晨起早帮父亲割青草喂牛，中午帮母亲生火做饭，自家的活忙完了还帮助邻居家做杂事，邻里们都夸“这孩子真好，将来一定有出息。”看到父亲和乡亲们起早贪黑地拼命劳作仍然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他带着这个疑问问爸爸。爸爸很惊讶，同时也很无奈，沉吟半许，恳切地说：“道之啊，你还小，不知道如今的世道是国民党官老爷们的天下，我们穷苦人哪有诉苦的地方啊，再说，我们家祖祖辈辈是庄稼人，大字不识一个，没文化没知识，受尽地主老财欺负，不然，我们怎么在麻埠过不下去了？逃荒要饭到此地再受穷，受苦呢？”父亲的话始终在他的脑海里萦绕。“这些官老爷没良心，我要识字，我要有知识，我要读书，我要改变这个世道。”这种朴素的济世情怀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

    时光荏苒，一晃，道之已是八岁，他想上学，渴求读书，多少次欲想和父亲诉说，看到家里一贫如洗，又欲言又止。几次放牛从书堂边经过，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心里按捺不住求知的欲望。一天，吃过晚饭，他再也忍不住了，试探父亲是否允许他读书的态度。父亲低下头，沉思良久，终于从笨拙的嘴里吐出一串话：“孩子，按家里情况，你是读不起书的，可是咱们穷苦人，没文化，很多道理搞不清楚，上学是可以的，不过，你一边上学一边要放牛，你可吃得消？”道之毫不犹豫地应允了，高兴得热泪盈眶、夜不能寐。在亲友们的资助下，道之一边放牛一边到离家不远的私塾读书，只能是半耕半读，上午放牛，下午读书。荆棘划烂他的衣裳，尖石割破他的脚板，鲜血殷红泥土，他从未叫喊一声。他资质好又刻苦，夏天蚊虫多，他就将一双脚浸泡在木桶里看书；天寒地冻，他就上山砍柴生火取暖、照明，借着火光看书;春秋季节，是他最开朗、烂漫的时节。天刚放亮，大地在曦微中挺起胸膛，你一定能在山坡、河边看到一个消瘦而不失机灵的小牧童手捧书卷字斟句酌地大声诵读，亦或引吭高歌；书声铿锵有力，歌声悦耳动听。遍野绿茵为之伸腰，满山翠鸟为之吟唱……由于刻苦攻读，很快就把四书读完了。他知礼仪、习尚义、明明德。可是，中国封建礼教在他的心里总是产生诸多疑问，书上说得多么好，可是现实与之相比怎么如此悬殊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私塾读完了，十三岁那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划时代事件，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提倡自由、民主、科学，反抗传统权威，从思想文化领域启蒙了热血青年。这股清新的革命风暴席卷古老的中国，石家河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同样受到新思潮的洗礼。时年十三岁的江道之从学长的言谈中似乎知道“革命”的粗略含义，只是懵懵懂懂。一贯爱思考的他，岂有似懂非懂之理？他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他一边认真读好先生交给的书，一边私下到思想进步的学长那里借书阅读。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有了初步的判别是非的能力。他不满足现实的伦理说教，想到外地去读书，开阔视野，获得新知。可是，家庭的困难，哪里有钱供养他，他于是很理智地接受眼下的现实，说服自己，只要刻苦努力，在家乡照样能够获取新知识。于是他拜革命先驱韩伯超的父亲，进步人士韩立功为老师，一边学习儒书，一边学习革命理论著作。与此同时他与韩伯超一起秘密地参加进步同学组织的读书会，学习陈独秀的《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进步刊物。《新青年》里面刊载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他们尤其爱读。他们经常提着油灯从书堂后门到卜正畈一个叫黄龙岗的山麓里的玉米棚里挑灯夜读。一边读一遍讨论，如饥似渴地吮吸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精髓。

    日月如梭，十三年的私塾生涯，将一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儿童练就成学养丰厚、博古通今的知识青年。他现在已是身高八尺的伟岸男子，器宇轩昂、潇洒俊逸。在那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黑暗乡村，面对如此腐朽的统治机器，恶贯满盈的地痞流氓，恶劣浮嚣的乡绅官人，他只是投以轻蔑的微笑。他早已给自己立下了人生使命：要为家乡劳苦大众某利益，要为他们的翻身解放而斗争。

    一九二八年秋，他终于走出书堂，告别父母，到金寨流波石童的一所小学任教。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挤出时间搞社会调查，走村串巷，考察社情民意。深入农民家里促膝谈心，与农民兄弟交朋友，获得农村社会的真实情况，写考察心得、调查报告。为了全面考察农村社会，更重要的是寻找革命组织，一九二九年年秋，他又到霍山的移阳湾、文家店以教书为名寻找党组织，几次寻找未果，但他毫不气馁，继续寻找。就在此时，听说韩伯超（家谱名韩启益）在家乡双树冲的韩家祠堂创办苏维埃列宁小学，亲自任训育主任,他激动万分，于一九三O年二月来到列宁小学任教。两位革命者相见恨晚，他们自编教材，交给学生知识的同时，宣讲革命道理，还谱写、教唱革命歌曲。他白天教育学生学习文化，夜晚帮助农民识字、学习革命道理、发展进步青年参加秘密读书会。通过学习，青年积极分子思想进步很快。

    一九三O年五月，韩伯超因革命工作需要，被组织上调离另有任用。江道之毅然接下训育主任这一重担，继续开展革命工作。白色恐怖袭击着这块美丽的土地，不时有革命者的头颅被国民党反对派指使的刽子手砍下，鲜血四溅，以此恐吓广大民众，达到扼杀革命的罪恶目的。有些意志薄弱的人叛变了。江道之没有被吓到，反而更坚定了革命意志，他全心声地投入到写宣传标语，传递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情报，散发革命传单，给农民兄弟做宣传鼓动工作之中。他将党的上级机关的秘密情报塞在《论语》课本的夹层里，过他的学生韩克昌在放学后送给金霍两县秘密交通员方鸿章，此时的方先生是在家办私塾，教几个学生，实乃我党早期与江道之同志一起进行地下活动的革命者。金霍两县交界地区的早期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得以开展起来。为了播撒革命火种，壮大革命力量，一九三一年冬，他组织筹建了双树冲农民夜校，辐射周边方家岭、柿树岭、张家冲、庙儿冲、腾家畈、卜正畈、竹根凼等地。农民兄弟有机会识字，学文化，学革命道理；组织青年参加赤卫队，学习简单的军事知识，或站岗放哨；或进行军事训练；有的还参加打土豪、分田地。他从青壮年里挑选思想进步分子参加赤卫队，吸收少年儿童参加童子军，高峰时人数达40余人。如方赞游、严宝三、韩克信等人成为骨干分子。他们在江道之的领导下同大地主豪绅刘长义、程为之、余南如等作斗争，抗租抗税。在他的领导下，石家河地区的农民运动风生水起，大有燎原之势。

    一九三二年冬，当上了七保联保主任的余兰如对分得土地的王赞洪一家怀恨在心，趁着黑夜带领小保队一行人将他一家除了王赞洪一人因外出幸免于难，其余四口人全部活埋。在江道之等地下党的帮助下将王赞洪安全转移到外地。地主武装对江道之恨之入骨，几次动用地方武装疯狂报复，要捕获他，置他于死地，都因赤卫队及时保护而幸免于难。他的艰苦努力，霍山西部地区，尤其是石家河地区的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为霍山县第二届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做出自己卓越的贡献。

    艰苦的革命斗争，砥砺了他的进步思想，磨炼了他的革命意志，锻炼了他的革命才干。有着深刻的思想，卓越的组织能力，非凡的斗争智慧，成为霍山诸佛庵苏区的骨干分子、中坚力量。

    一九三七年抗战伊始，国共合作，江道之在霍山西镇一带活动。动员农民兄弟参加革命，办妇女识字班，在帮助他们学文化的同时，传播革命道理，唤起民众觉醒，起来同地主老财斗争。艰苦卓越的斗争不但取得了骄人的成果，而且还收获了爱情。一位生于翰门，受教于燕闻余氏天逊学堂，天资聪颖，美丽端庄的大家闺秀余秀兰女士。她，饱读诗书，精通琴棋书画，思想进步，是女生中的翘楚。这时的她，已是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青年。在农民夜校里她与道之同志巧遇，共同的革命志趣与理想碰撞在一起，产生革命的爱情之火花。革命工作之余，他们漫步在清流急湍的河边，倾诉各自的经历。她，一九二九年立夏，革命烽火燃遍大别山北麓，此时，她年芳十九岁，正直青春年华，不顾家庭反对，打碎封建枷锁，义无反顾地参加立夏节起义。后来在革命队伍里担任妇女后勤工作，因随队伍转移后方而返乡，留在家乡做地下工作。三七年的秋天，她与道之结为伉俪。一对革命伴侣，互相鼓励，互信互爱，在艰苦的斗争环境里总是给予道之温暖、爱抚、支持。

    一九三八年抗日的烽火燎原大别山,中共安徽省工委和鄂豫皖区党委通过统一战线关系，努力在大别山区组建抗日武装。新四军第五师派少数部队到英山、岳西、霍山、立煌一带活动，开辟英岳立霍抗日游击根据地。江道之获悉后，立即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的滚滚洪流之中。一九三八年春经党的地下组织介绍加入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他夜以继日为抗战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筹集资金与粮草。帮助困难群众发展生产，同破坏抗日的反动分子作斗争。同年秋，第二十九抗日救亡工作团负责人陈群、杨汉两人来到石家河开展地下活动，发展进步青年入党。江道之的革命精神以及为党做出的骄人成绩，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完全具备党员条件。陈群、杨汉两人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鲜艳的党旗，他庄严地举起拳头向党庄重地立下誓言：“随时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个他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此时此刻，内心的喜悦只有他自己能充分体会到。从此，他继续在双树冲小学以教书作掩护为党工作。自觉学习党内重要文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妻子的帮助下，重要语句由他俩摘录编成宣传材料散发给同志秘密传阅。霍山西部的石家河地区的党组织不断壮大，许多爱国青年加入党组织，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对于建立河扩大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党的活动仍然是秘密的，而且时常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防范。

    江道之等共产党员，在工作中无时不与反对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如一九三八年十月间，瓦背冲保保长余南如，利用手中的权力鱼肉乡民，残酷剥削贫苦农民。他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杉树，再以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乡民们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十月下旬，连续几天下大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广大乡民过不了河，河岸上堆满了余南如盘剥来的杉树，江道之叫来几个民工用杉树搭桥，方便群众过河。一天清晨，江道之在石家河畔带着不满两岁的大儿子散步，儿子要到杂货店买糖果。正在这时，余南如带了几个保丁持枪，气势汹汹地找江道之算账，要他陪赏十倍的价钱，不然，要保丁捆绑到县政府，告发他抢劫私人财产。江道之义愤填膺地挺身而起，上前一个巴掌，打得余南如鼻青脸肿，血流如注，余南如扣动扳机就要开枪，被几位壮汉拦住。围观的乡民们拍手称快：“打得好！打得好！”人愈聚愈多，余南如见势不妙，带着几个狗腿子灰溜溜地逃走了。

    这次斗争，使他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于是他将石家河地区的斗争情况向上级组织汇报。为了有效地开展革命工作，组织派他一边在双树冲小学任教，一边打入国民党石家河保公所担任副所长职务。有了这样的公开身份，他可以大刀阔斧地做动员群众工作，使广大群众积极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他虽是个副保长，可是他有卓越的组织领导才干，在所里影响力非常大，整个警备班当时有张木荣、金士友、韩克成等十几号人都听命与他，暗地里千方百计筹集资金，购买武器弹药，充实武装。这支微小武装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维持地方治安，替老百姓撑腰，转运粮草秘密运往抗日根据地，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二月，中共鄂豫皖地区党委特派徐文达同志来到霍山，传达了上级重要指示精神，成立中共霍山县委。徐文达任县委书记，杨汉任宣传部长。全县新成立了三个党支部：石家河支部、城东北支部、大华坪支部。石家河党支部由杨汉兼任支部书记，江道之任委员，党员20多名。一九三九年秋，蒋介石正酝酿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党为了保存力量于七月发出指示，把大别山地区的党员、干部和进步分子分批转移到敌后新四军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时的霍山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经受革命烈火锻炼的江道之同志留了下来，继续与敌人周旋、斗争。组织上任命江道之为石家河支部书记，他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壮大革命力量，发展进步青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就有张木荣、汪晓峰、吴凤英、程鲁山、余海平等人参加这个青年的先进组织。为了及时传达上级指示精神，便于江道之与上级取得联络。上级派县二十九工作团的程群来到石家河地区开展工作，她还带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常携带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她在石家河小学当教员，实际上是程群同志的联络员，住在瓦屋组的地下党员汪德兴家里，便于与江道之同志联络。她们经常到双树冲小学教学生唱抗日歌曲《救亡进行曲》 、《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自编自演小话剧《抗日小勇士》《送子参军》。周边群众陆续赶来观看，唱完歌，演完戏，江道之同志进行演讲，他慷慨陈词，情绪激昂，听众很受感染。 根据组织安排，江道之与程希敏、唐虞卿担任《霍山日报》编辑，在此报上刊载抗日专辑，宣传党的抗日政策，鼓舞民众抗日斗志，死气沉沉的山区顿时活跃起来。

    为了壮大我党的革命力量，江道之时常邀请杨汉、程群等领导人趁夜深人静时，翻山越岭、爬山涉水到马栏冲杨宗华家的屋后松树林里秘密开会。他们围坐在光焰微弱的马灯下学习我党领袖毛主席的《共产党人发刊词》、《论新阶段》。程群、杨汉 传达上级指示 ，江道之汇报当前石家河地下党以及革命活动开展情况。商讨组建石家河地下赤卫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叙说革命的未来，山风飕飕，星辰烁烁，意犹未尽。

    是年冬，第二十五工作团的王赞洪同志受组织派遣，持“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特别通行证，以一个中央军的身份历经千难万险来到石家河与江道之取得联系，引起当地反动分子的怀疑。他们派特务盯梢，江道之机智地避开国民党住石家河的匪军。每天放学后邀王赞洪在校门口摆一盘棋，二人在“楚河汉界”里交流党的秘密。我党的抗日根据地游击队所缺的物资如棉花、粮食、药品、枪支弹药等信息都在这个联络点里交换成功。为了扩大斗争力量，江道之同志向杨汉、程群两位领导建议：“王赞洪是正规军人出身，军事素质过硬，对党壮大石家河的地方力量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应该挽留王赞洪同志。”领导同意了道之的合理建议，王赞洪欣然从命。他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使汪晓峰、张华府、张木荣等在地方上小有名气的人都站到到我党这边来了。组织成立“动委会”，皖西霍山地区的地下组织逐渐扩展，武装力量日益曾强。国民党伪政府甚是恐慌，十二月二日，伪省政府下令停止各级动委会，大肆造谣污蔑我党领导的动委会、工作团。进行大清查，把我党在各地各处的宣传标语、口号、漫画等全部清除掉，并将动委会、工作团的人员全部集中到立煌县受训，打着受训的幌子实是借机迫害我党抗日力量。盘踞在金霍两县交界处的地方反动势力更是蠢蠢欲动，司机反扑我抗日组织。形式恶化，省委决定撤销县委，成立地下区委。江道之奉命担任区委书记，替代县委书记，实际上行使县委书记职权。俞本芳、程希敏二人为区委委员。

    坚持在霍山地区继续斗争的杨汉、程群、李守保等同志接到上级指示要他们离开霍山经霍邱到淮北、皖东等抗日根据地工作。党组织考虑他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留在当地有危险。要求他与杨汉等同志一起撤离，可是江道之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留下来进行斗争。诚恳地说：“我是霍山当地人，情况熟，我不怕死，请组织考验我吧！”。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地下党全体成员在段木祥家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上杨汉同志对霍山西部地区的革命工作作具体部署，将这一带的革命工作交给江道之全权负责。当天晚上，江道之亲率警备班几名信得过的人员全副武装护送杨汉等几位领导人安全撤离。从此，党在霍山西部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重担就历史性地落在江道之的肩上。他深知肩负的革命重担，为此他以夜继日地拼命工作。既要教书、照料保公所里的事，又要负责区委的工作。于是，他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徒步60余华里到霍山县城的秘密交通点。在女革命者、抗日服务总干事曹步昭家开的旅馆里开会。旅馆的楼上有一间小房间是地下区委的秘密办公室。借着昏暗的油灯散发出的微光，书记江道之、委员喻本芳、程希敏、刘发扬等人聆听上级指示，讨论我区地下革命工作如何开展、怎样有效地与敌人斗争，部署发动群众等工作。面对白色恐怖，江道之总是鼓舞大家，要有革命到底的必胜信心。回到家里，已是东方欲晓。他对妻子余秀兰说：“秀兰啊，你不要揪心，我要是死了，也只死我一个人，绝不连累别人，干革命就要干到底，我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

    一九四O年二月,国民党桂系军阀，鄂豫皖边区“剿匪”司令程树芬率172师杀气腾腾开进霍山，伙同伪县长隆武功、特务葛慕黎、叛徒王忠培，紧锣密鼓地积极反共，封锁全县交通达7天7夜。以清查户口为名，把城关以及西南各乡的交通要道全部设卡，指派大量的便以特务，四处侦探，大肆搜捕我地下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妄图将其一网打尽。短短几天非法搜捕一千多人，狂妄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错放了一个”，反动势力的气焰一时甚嚣尘上，地下区委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