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湖南韶山2018年5月21日电（红笔杆）毛泽东在韶山度过了17年美好时光。他8岁启蒙识字，一本本书籍，无论《诗经》、《论语》，还是《水浒》、《三国》，为他打开了一扇扇认识世界的窗口，一本《盛世危言》更是激起他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无限忧思。他在家乡读了6年书，换了6处私塾。无论是家乡饱读诗书的秀才，还是外出见过世面的先生，都给予过他人生和学问的启蒙。少年毛泽东追求真知的足迹洒满了家乡泥泞的小路，少年毛泽东琅琅读书的声音仿佛仍在回荡在乡间私塾的课堂上……

    求学足迹

    湘乡唐家坨——毛泽东的外祖父家。毛泽东8岁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在家办了一所私塾。毛泽东是私塾的“旁听生”，从八舅这儿受到学前启蒙。
    1902年春，毛泽东在离家数十米的南岸私塾启蒙读书。邹春培是毛泽东在南岸私塾读书时的老师。
    “邹先生是个好人！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调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反他的反哩……”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私塾同学邹普勋（邹春培之子），这是他关于恩师的回忆。
    1904年，毛泽东到关公桥私塾读书。老师是毛詠薰。
    1905年春，毛泽东到桥头湾、钟家湾私塾读书。老师是周少希。
    1906年秋，毛泽东到井湾里私塾读书。老师是毛宇居。
    1907年到1908年夏，毛泽东辍学务农。务农期间，毛泽东经常帮助邻居抢收稻谷。
    “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然而我还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读，除了经书以外……在深夜，我常把我室内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光。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很欢喜的书，叫做《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引动我继续求学的欲望。”1936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小时候读书时的情况。
    毛泽东在桐油灯下读了《盛世危言》一书后，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产生了恢复学业的愿望。
    1909年，毛泽东复学后到在乌龟井私塾读书。老师是毛简臣。
    “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1936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小时候复学时的情况。
    李漱清（1874-1957），清末毕业于湖南政法专科学校，乡村教师。毛泽东在韶山读书时常去他家看书，请教，并同他建立了师生和朋友关系。
    “还有一件事对我很有影响，就是本地地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敬佩他，赞成他的主张。”1936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小时候受“激进派”老师李漱清的影响。
    1910年春，毛泽东到东茅塘面山楼私塾读书。毛泽东在东茅塘面山私塾读书的老师是毛麓钟。毛麓钟（1866-1921），派名贻训，毛泽东的堂伯父。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了文章。”——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农家异才

    1907年至1909年毛泽东辍学务农期间读遍了韶山冲能够借到的书籍，并到湘乡外婆家借书看。
    毛泽东的卧室，当年桌上放有文房四宝，毛泽东经常在晚上把门窗遮起来，不让父亲看到灯光，读书到深夜。
    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小时候读“杂书”时的情景：“我熟读经书，但我不喜欢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也是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它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进行了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小册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36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长沙饥民暴动、韶山“吃大户”等事件对他的影响。当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此毛泽东的读书目的有了质的改变。
    “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某处一个山谷里面的。我漂流了三天以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毛泽东对私塾死记硬背，不重讲解的教学方法，以及动辄打骂的教育方式十分不满。这是1936年他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的有关回忆。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这是1906年秋毛泽东在井湾里私塾读书时写的一首题为《井赞》的诗。毛宇居被毛泽东的才气所打动，意识到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已不能满足毛泽东。此后，他不断改善教学方式，他还常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毛泽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