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愚公大寨人（组照）（中红网李振国摄）

太行愚公大寨人（组照）（中红网李振国摄）

太行愚公大寨人（组照）（中红网李振国摄）

太行愚公大寨人（组照）（中红网李振国摄）

太行愚公大寨人（组照）（中红网李振国摄）

太行愚公大寨人（组照）（中红网李振国摄）

太行愚公大寨人（组照）（中红网李振国摄）

太行愚公大寨人（组照）（中红网李振国摄）

    中红网北京2018年4月12日电（李振国）

    《列子》载，太行山原在今天河北省的南部，与它并排的还有一座王屋山。相传这里住着一位叫愚公的老人，见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便率领他的儿子和孙子要把这两座大山搬走。有个叫智叟的人看到他的这种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就对他讲：这两座山太大了，你怎么能搬得走呢？愚公回答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糊涂！你难道不知道，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而山不会再增长，搬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搬不走呢？于是，愚公一家老小每天挖山不止。后来这件事感动了“天帝”，派了两个神仙把两座大山给背走了。太行山这才被移到了今天河北、山西两省交界的地方。
    《列子》讲述的故事属寓言性质。寓言的主要作用在于说明道理，故事本身却不可以太当真。
    大寨村，位于愚公当年曾试图迁移的太行山腹地，大寨人所做的事情，竟与愚公移山很相似。

    大寨人人是愚公

    “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就在那山下边。七沟八梁一面坡，层层梯田平展展 。牛羊胖乎乎，新房齐崭崭。炕上花被窝，囤里粮冒尖。银光满屋喜气多，社员梦里笑声甜⋯⋯一条阳光道，万马奔向前，这就是大寨的英雄汉。扁担挑走烂石坡，撅头开出米粮川。困难一层层，歌声一串串。冰天造大坝，雪地移高山。哪怕灾害有千万，敢叫日月换新天！”

    2017年伊始，伴随着郭兰英一曲《敢叫日月換新天》，我登上了大寨的虎头山。
    虎头山并不高，海拔只有1100米，是大寨的制高点。
    半山腰处，一块巨石刻着“虎头山”三个大字。这是叶剑英元帅的手笔，笔力敦厚坚实，如同端坐的老人一样。
    站在虎头山举目远眺，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层层梯田，大寨村落的幢幢新居尽收眼底。
    整洁的街路，整齐的房屋，鱼鳞般的梯田，红色的标语⋯⋯
    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大寨。
    似乎让我回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大寨人真了不起的情感油然升起。
    太行山腹地的大寨村，过去贫瘠而荒凉。
    解放前，全村700多亩土地分布成4700多块，斜挂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亩产只有七、八十斤。
    “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害多。”
    村民们过着“宿无房，腹无粮，体无衣”的苦日子。
    “扛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
    当年，人们这样形容大寨。
    对着虎头山的一条沟，郁郁葱葱的梯田依次延伸。
    “那就是闻名的狼窝掌”。
    有人告诉我。
    “狼窝掌里三大害：山洪、饿狼、石头块。天旱不长草，下雨就成灾。”
    狼窝掌，是给大寨造祸的地方。
    大寨人“三战狼窝掌”，重新安排河山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使大寨和陈永贵名杨大江内外。
    狼窝掌，是大寨7条山沟中最大的一条，3里长，两丈多宽，上下落差200多米。暴雨季节，沟里的山洪像脱缰的野马，直扑下来，肆虐横行。长长的沟里没有耕地，只有乱石滚滚，野草丛生，人迹罕至。早年，常有野狼出没其间，故称“狼窝掌”。
    狼窝掌，给大寨人造成的灾难最大。然而因为它面积大，改造出来，给大寨提供的粮田也最多。
    1955年冬天，为了改造成良田，陈永贵带领大寨人首战狼窝掌。打坝30多条，第二年夏天被一场洪水冲垮。
    1956年冬天，大寨人再战狼窝掌。他们吸取上次教训，深挖坝基，用大石头垒砌坝墙，在上游筑缓洪池，但仍未逃脱遭受洪水冲毁的厄运。
    1957年冬季，大寨人没有气馁，在陈永贵带领下，顶住了各种风言风语的压力，三战狼窝掌。这次他们运用石拱桥和拱劵窑洞的建筑原理，修筑了拱形坝，再次深打坝基，用石灰灌浆，多层砌石，又在坝下修筑了滴水坑，终于顶住了洪水的冲击，建成了今天的狼窝掌。
    现在的狼窝掌，层层梯田连成片，满眼都是绿油油的景象。
    直到今天，当年参加过狼窝掌会战的村民仍然十分佩服陈永贵，“如果不是陈书记有那股不服输的劲头，狼窝掌怕是没得修了。”
    从1953年到1962年，从初战白驼沟到三战狼窝掌，大寨人劈山填沟，重新安排山河，在7条山沟里垒起了总长7.5公里的180多条大坝；把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把4700多块地修成了2900块，还新增加了80多亩好地。平均亩产从65公斤上升到385公斤，有的梯田的亩产量竟然超过500公斤，这个产量甚至比当时江南一些地区的产量还要高。在中国农业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寨不仅没有人挨饿，每人还向国家上交余粮400多公斤。
    1963年，大寨遭受了一场洪涝灾害。
    灾后，政府派人带着钱、粮、物资慰问大寨，大寨人没有收下。
    “遭灾地方很多，如果都依靠国家救济，国家的钱财从哪里来呢？”大寨人说。
    支书陈永贵当即代表大寨人表态：“不要国家的钱，不要国家的粮，不要国家的物资”；“交售国家的粮食不能少、群众分红不能少、社员口粮不能少”。
    大寨人又用了五年时间，一个崭新的大寨，展现在世人面前。
    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的精神和为国分忧的崇高情怀，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肯定和各级政府的赞扬。
    毛泽东主席，1966年8月12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传遍神州大地。
    周恩来总理，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一代文宗郭沫若有诗云：“大寨人人是愚公，神州争效此雄风。百年基业防涝旱，千仞山头待柏松。勤奋力将全国学，虚心赢得普天同。为防自满寻差距，绝不因循步自封。”

    农民陈永贵

    从虎头山向上，接近山顶，一片霞光射向不远处松林间的陈永贵墓园。
    陈永贵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农民。
    头扎白毛巾，穿着土布衣裳，一身农民装扮的陈永贵，不能不说是个传奇。      
    从大寨党支部书记作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死后，骨灰撒在了虎头山上，他要在大寨的最高处看大寨的变化。
    陈永贵故居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大门两侧的对联，这样评价陈永贵的一生：“一生耕耘锄月创神农新路，半世从政为官清廉哲贤。”
    这是一处典型大寨式的农家院落。
    既有北方农居那种平房，也有大寨式的那种窑洞。
    三间普通的瓦房记录了那一段不平凡的历史。陈永贵在这里接待了中央领导和外地来大寨学习的人，有一张周恩来在陈永贵家里的照片，就是在这里拍摄的。陈永贵在这里接待过很多的来大寨访问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要员和外国友人。
    窑洞有两口。一口是陈永贵的卧室，一口是厨房。
    靠西面的这口是卧室，靠窗是一个土炕，下面还有一个烧火炕的出灰口。炕上铺着十分朴素，家具也十分简单，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西。窑洞的窗台上是一部醒目的老式电话，据当年可以直通中南海。
    陈永贵身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没有城市户口。夫人和孩子在大寨靠工分吃饭，他自己挣的也是大寨一个中等劳力的工分，吃的也是大寨那份口粮换成的粮票。中央每月补助36元，山西省补助60元，京城开销大，后提高到100元。国家给他的特供本，其实就是白白地拿着。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拒腐蚀、永不沾，这是令人敬重的。
    1986年3月26日，72岁的陈永贵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