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控诉审的课题（二）——法律论的提起

    1、关于“国际法上的个人请求权”。本案一审判决认定，海牙条约第三条没有规定个人请求权。这是裁判所一贯的判断。这次判决认为，“战争的悲惨后果最终要由个人来承担，因此海牙陆战条约及海牙陆战条例的最终目的，是在陆战的过程中保护包括非战斗人员的个人”。但是重要的是这一宗旨在条约的实际解释中能否得到贯彻。

    在现代的战争中核武器、贫铀弹以及生物•化学武器都投入了使用。因此存在使人类灭亡的危险。尽管如此，我们还不能达到彻底杜绝战争。克服战争的关键是确立“个人优先于国家的思想”，这与为保障人性的“确立个人的尊严”是一样的。因此，为了顺应潮流，加强战争即违法的法律意识以杜绝战争，对于因战争行为而受到伤害的个人，赋予他们不是“通过国家”，而是直接向加害国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本次的判决没有试图超越国际法上的传统观念。因此在本次判决的结论中产生了海牙陆战条约及海牙陆战条例的“宗旨及目的是为了限制各个缔约国的军队”这样的倒退。但是在国际人道法上的损害赔偿不能低于国内法上的损害赔偿的水平。

    2、关于“国家无答责的法理”。在以前的判例如强制连行与从军慰安妇的诉讼中，曾经适用了国家无答责的法理，并以此否认了国家的违法责任。但是在最近的判例中出现了新的动向。京都地裁在战争时期日本强抓中国农民的案件中作了如下的判定，“国家无答责的法理是在国家以公务为目的行使权力时，对国家的公务行为采取的保护措施。所以，当某一权力的行使不是以公务为目的时，则该国家行为理所当然要承担违法责任。”原告的抓捕行为“是违法行为，不属于应该保护的权力行使”，所以不能适用国家无答责的法理（2003年1月15日京都地裁判决）。

    本案的细菌战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日内瓦《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日军也一直是在认识到其违法性的情况下秘密进行准备并将其付诸实施的。这不属于上述京都地裁判决中所说的“为了实行公务而应该给予保护的权力行使行为”。在细菌战问题上不允许适用国家无答责的法理。

    3、关于“日中共同声明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本次判决在关于立法不作为是否成立的检讨中认为，日本因上述海牙条约第三条的规定而产生的国家责任，已经因日中共同声明以及日中友好条约而消灭。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在日中共同声明中中国政府放弃的是国家间的赔偿，并不包括个人的赔偿请求。

    另外，关于对一审判决的批判，请参照土屋公献辩护团长的《怎样看731部队诉讼的第一审判决》，载于《世界》（2002年11月号29页以下）。

    七、控诉审的课题（三）——运动的开展

    使控诉审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展开新的追究细菌战犯罪的运动。其要点如下:

    1、关于“运动的指导思想”，这项运动必须是以细菌战受害者对细菌战的愤怒声讨为主要内容。对于日本人来说则是:①与被害者共同愤怒声讨细菌战；②对细菌战这一战争犯罪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③影响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及日本社会。换句话说就是这一运动必须以否定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立场为出发点。

    2、关于“运动的国际性” 这一运动必须是与中国民众的奋起相联合，是保证质量的国际性运动。在一审中原告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原告团团长王选参加了每次的开庭并发挥了领导作用。另外杨大方（衢州•原告）、陈知法（义乌•原告）、张曙（同）、周洪根（塔下洲•原告）、王锦梯（崇山•原告）、王晋华（同）、何祺绥（宁波•原告）、何英珍（常德•原告）、张礼忠（同）、王培根（浙江省被害调查委员会）、陈玉芳（常德市被害调查委员会）等人都两次以上来到日本参加诉讼。在一审判决时，大约80名的访日团给日本带来了极大震动。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

    与被害国民众的奋起联合起来，是追究战争责任的必不可少的基本立场。充分利用其国际性可以抓住追究细菌战责任斗争的胜机，不能仅仅局限于日本来开展运动。

    3、关于“与阻止新的战争运动的关系”。追究细菌战犯罪责任的斗争是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追究责任。因此这一运动不能因“阻止新的战争的运动”而取消。围绕战争的“两个斗争”即使在不同的情况下出现变化也始终是两个独立的运动。两项运动相互联系，但又有各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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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感谢有关中国留学生，他们在法庭翻译以及对180名原告的陈述书进行翻译时，给予了大力协助。

    对本案诉讼给予全力支持的“七三一•细菌战诉讼实行委员会”（事务局长奈须重雄）、“ABC企画委员会”（事务局长三嶋静夫）、“七三一•细菌战展示会实行委员会”（代表西川重则）等与辩护团通力合作制作了系列资料《被审判的细菌战》，目前已经出到了第八集。本案诉讼中的11名证人的鉴定书全文和陈述书、细菌战图片展的记录以及一审判决的全文都收录在其中，敬请参照。

    上田信：鼠疫村落之创伤

    上田信，1957年出生于日本东京，日本立教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主攻中国社会史，著有《传统中国》等多部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的学者证人。

    1998年5月起，上田信教授曾经数次亲自前来义乌崇山村及周边村庄鼠疫受害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详细了解、掌握日军细菌战毁灭村落、通过村民及其亲族组织传播殃及更多人的作战特点，以社会学思维的科学论断，形成了让日本反动势力无懈可击的细菌战犯罪的一系列铁证。2001年始，他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的专家证人，在对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案中毅然出庭作证，使日本法院作出确认日本细菌战犯罪事实和日本国家责任的判决。通过他的努力，2005年，日本清水书院将侵华日军细菌战实战攻击的犯罪史实，首次编进了日本高等教育的世界历史教科书。

图：2006年8月18日，上田信（右）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查阅记载崇山细菌战史实的《义乌凤林王氏曲江宗谱》

    上田信专著《鼠疫村落——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被害者之创伤》一书，2009年9月30日刚由日本风响社出版发行，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立即将其作为馆藏重要历史立证资料，迅速推出在中国面世。

    《鼠疫村落——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被害者之创伤》一书，以日本法院对细菌战诉讼的判决结果为序，对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实战攻击造成义乌鼠疫惨祸发生的因果关系、传播扩散、流行爆发及其巨大破坏作出了深刻的调查分析和严密的立证确认。

    上田信教授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民众面临过各类巨大的天灾和战乱，也形成了避免家族成员全部毁灭的行为对策。一旦危机来临，家庭成员往往分散到各地（主要是姻戚家）去避难，因此就降低了家族全部遇难的概率。然而，当遇到鼠疫等这种致命的细菌战武器攻击时，事态就完全不同。这种灾害躲避方法，会把分散躲避危机的行为，变成向各地扩散疾病的原因。

    上田信教授在书中以义乌崇山鼠疫受害史实为例，通过大量的图文数据反映崇山鼠疫蔓延的特点，证实了崇山王姓同族血缘、姻戚意识形态实际状况，在应付“瘟疫”时产生的更大危机和惨重灾难。1942年10月14日（农历9月5日）始，崇山村遭到由日军秘密进行的、利用鼠疫菌传染的细菌战，全村蒙难，1200多人的村庄在2个月的时间里死亡400多人，同时由于上述因素使鼠疫扩散到周边数十个村庄，千余人遇难，至今仍未得到确切的伤亡统计数据。

图：上田信著《鼠疫村落——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被害者之创伤》（ペストと村: 七三一部隊の細菌戦と被害者のトラウマ，風響社，2009年9月20日）

    上田信教授的社会学论断，印证了日军细菌战战略的卑鄙性和残暴性，很显然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效果：一是利用中国人传统的社会关系达到细菌战的传播杀人效果。二是使中国人姻戚关系对立，很难保持互助关系，从根本上摧残中华民族凝聚力。所以崇山村在遭受鼠疫惨祸并蔓延各地后，成了令人恐怖的“鼠疫村”，出现了本村与周边相邻村落相对脱离的落后倾向，战后数十年重建过程十分缓慢，至今仍有被日军烧毁房屋的废墟保留着。从这个角度说，细菌战之祸仍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