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御所是日本平安时代的政治行政中心所在地。从公元781年自奈良迁都京都到明治维新的1074年中，它一直是历代天皇的住所，后又成为天皇的行宫。有28位天皇从1331年至1868年在此生活,该画作久持宫中是为了让历代天皇以大禹为楷模，保持传统的自重、自尊、自戒、自勉、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期成为众望所归的德君。

    除此之外，日本皇室尊奉大禹为中华文明典范还具以下四点原因：第一，大禹文化乃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可为日本建国治世之鉴。自古以来，日本天皇就主张引进大陆文化。他们的日常规诫中基本上以大陆文化中的君王和圣人的仁德为座右铭。中国的伦理道德融入到日本皇室的教化深层，并形成了言行的指南。因此，直至今日，东方式传统的伦理道德更贴近历代皇室所传承的价值体系，更容易被皇室所理解和接受。

    第二，大禹文化是皇室年号的来源。由于大禹和日本皇室自古就保持有这种近距离关系，当今天皇的年号“平成”便出自《尚书大禹谟》，原文记录了大禹治水的成果所展现的壮观就是“地平天成”。出自日本著名画家雪舟笔下的挂轴画作《历圣大儒像大禹》，其画中题词即是选自尚书之中的“地平天成”。

    综上所述,至少从5世纪汉字与汉籍传入日本起始，皇室就对大禹怀有深刻的认识和感悟。大禹在日本的定位与而后的帝王学与帝王图鉴的东进相得益彰，深得朝野拥戴，便自然而然的加入日本文化中的信仰对象行列，并逐渐演化为日本本土的大禹信仰。

    第三，大禹文化是读解日本中国观的一扇窗口。近代以来日本的国家价值观是在实现富国强兵的过程中趋向脱亚称霸，以西方合理主义和实用主义为核心标准，日本尽管致力于战败后的和平建设，并于1972年与中国达成了中日邦交正常正常化，但16世纪前以中国伦理道德为参照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结果也导致了国民的关注重点的转移，与中国相关的各方面的知识都被淡化，中国观的内涵也随之逐渐发生了演变。因此，提到中华二字，当今日本人最先联想到的就是“中华料理”，而昔日日本人所关心和热衷的中国的文史哲方面的知识框架已成为古董，而非参照方向。

    但是，一经追宗求源、以史为鉴的文化梳理，当代人大都应运而悟，产生呼应。本文所述内容便充分反映了这一倾向。这是认识当今日本对华意识的一隅。它不可能涵盖整体，也绝非空口侃谈。把握时代的变化与时代精神的走向以及不同时代的生活者的价值取向，亦有助于读解日本。拥有在日生活体验或对日本有过调查研究的人都有所察觉：读解日本，同时也是一个读解中国的过程，这是一种双向的互动阐发。笔者希望对境外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的考察和研究将对中日当代的战略性互惠关系的发展提供参考，为东亚和平做出一定的贡献。

    第四，大禹文化是东亚文明的动态发展结构中，发挥重新定位作用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日本，虽然大禹的流传和信仰早已经获得共识，并渗透于民众的生活。但由于其流于日常并分散于各个地区，而忽视了对于大禹文化体系的整理和分析，更没有在日本、中国乃至于整个亚洲开展相关交流。不过，这种状况自2006年以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本文所述，日本大禹信仰研究的发展、相关地区的市民联动，启动了挖掘日本大禹信仰文化圈的新局面。一些地区还将中国大禹文化的考察成果，与地方志、地方史研究挂钩，甄选其中的部分内容纳入本地区义务教育教材，参与以大禹为切入点的东方文明建设。

    三、韩国的大禹信仰现状

    在韩国，不仅“禹”姓的人很多，含有“禹”字的地名也很多。象禹山，禹津江，禹池里等。和禹王相关的历史遗迹有位于庆赏北道六香山的禹王碑，于1662年由一位名叫许穆⑦[⑦许穆字文甫、和甫，号眉叟、台领老人，谥号文正。是李氏朝鲜后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及作家、诗人、画家、教育家，礼讼争议时南人党的强硬派及领导人。历官大司成、吏曹判书、大司宪、右议政等。]（1595－1682）的官员为祈求风平浪静而建。这座“大韩平水赞碑”建立的目的和日本一样，被认为是出于对“治水之神”禹王的信仰。

    韩国的《檀君古记》等作（《檀君古记》被历史学界鉴定为近年所创作）中，其建国神话便有禹王登场。例如，此书〈檀君世纪〉中有“甲戌六十七年帝遣太子扶婁與虞司空會塗山太子傅五行治水法勘定國界幽營二州屬我”意为甲戌六十七年、帝派遣太子扶婁与塗山的虞司空会面。传授太子五行治水的方法，勘定国界。幽州，營州两地划归我国。

    鉴于韩国对禹王和古代中国史的深层认识，可以推测这里所说的与太子扶婁会面的“塗山”的“司空”（司空是六官之一，掌管水利，土木以及囚犯管理），其人就是娶了塗山家女儿，被舜帝任命为司空的禹王，扶婁所学的五行治水之法就是“治水之神”禹王所授。在《檀君古记》中，太子扶婁作为“檀君二世”继帝位，经过“贤而多福”的扶婁之治，社会文化得到极大繁荣发展。

    与之相关，学习了禹王治水方法的扶婁，在韩国现在依然举行着名为“業主嘉利”的祭祀。这些故事的原型可能来源于《揆圓史話》⑧[⑧《揆圓史話》是一部有关古代朝鲜的书籍，成书时间有争议，在1925年出版的《檀典要义》中首次提及并引用。]，即便它们并非史实，但在建国神话中让禹王登场，其背后的文化心理根源是值得深思的。据说李氏朝鲜第19代国王粛宗⑨[⑨粛宗朝鲜肃宗（1661年－1720年），名李焞，是李氏朝鲜的第19代君主，庙号肃宗(숙종)，葬于高阳明陵。他在位时，后宫张禧嫔曾干预朝政，后因巫蛊事件而被灌毒汤赐死。]（1661－1720）还创作了赞颂禹王的诗句，即使这是基于神话的误传，也能说明朝鲜王朝内存在着对禹王的信仰和崇敬。

    以上可以看出，作为治水象征的禹王，自古以来就是东亚三国共同信仰的对象，现在还广泛存在于当代社会生活之中。

    四、大禹成为东亚民间信仰对象的背景剖析

    1、大禹是东亚原始文化共同体的认知象征

    东亚内部的人流大迁移伴随着知识与智慧的共同运用与共同开发。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化则是最古老、最原初的知识平台的基础框架，也是牵动、引发不同种族和地域互动的强韧的核心纽带。而中国古典典籍有关大禹的记载对其传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汉字经韩国人王仁带到日本，成为日本的国语之时起，《四书五经》就被定位为经典范本教科书。其中，“禹”一共出现了31次。

    以大禹为原型的主要日籍文献有：《古事记》，《三教指归》,《性霊集》，《徒然草》，《太阁记》，《折りたく柴の記》，《政谈杂话》，《一人寝》，《都鄙问答》，《三壶记》，《政谈杂话》，《诽风柳多留》，《风来山人集》，《地方凡例录》等。在韩国更多，在此不做赘言。

    2、大禹乘《四书五经》之风东进日本后，被古来深受地震水灾之苦的日本人民奉为信仰的对象，移植为保佑本土的祭祀符号。而保障日本的民生的最优先工作就是抗洪防震。对于原始农业生产状态的日本来讲，大禹不仅是祈求保佑的治水之神，也是具有超人能力的科学家。

    3、日本认为以疏通为主的大禹治水方法经过大陆的成功洗礼。直至今日，日本的土木建设行业仍然奉大禹为开拓者。日本传统体育相扑中的姿势也取材于治水时代，人工垒夯，用脚奋力踏实堤土的形象。日语中叫做「禹步」。

    4、日语中的一些词汇源于大禹的故事。例如，“鲤鱼跳龙门”的“龙门⑨[⑨龙门在晋陕峡谷的最南端，北距壶口瀑布65公里。龙门之南就是开阔的关中平原了。黄河水从狭窄的龙门口进入宽阔的河床中，河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龙门之形成，因其东龙门山和其西梁山各申出山脊，相互靠拢，成为一个只100多米宽的狭窄口门，束住河水，形成湍急的水流。每当洪水季节，水位升高，而出了狭谷后河谷变宽，水位骤降，落差很大，故有"龙门三跌水"之说。"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就是指跳跃此处。]”指的是公元前2132年，禹王治理黄河上游的地名。据日本的《大辞林》记载，“能越过黄河上流瀑布——龙门的鲤鱼可以成龙，以此比喻出人头地”。据此，日本在5月5日的传统节日端午前后，家家户户都要高挂鲤鱼旗⑩[⑩鲤鱼旗日本全国各地都有悬挂鲤鱼旗的风俗，随风招展的鲤鱼旗成为端午节的一道独特风景。挂鲤鱼旗时，一般旗杆顶端要有旋转球或者宝珠造型，下面安装风车，然后旗杆最上端是无色或者描绘鲤鱼的风幡，以下根据大小依次悬挂黑鲤鱼、红鲤鱼、小鲤鱼等。不过不少公共场合也将鲤鱼旗作为装饰品成排悬挂。]，以寄托望子成龙的希望。挂鲤鱼旗的习俗最初始于江户时代⑪[⑪江户时代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时间由1603年创立到1867年的大政奉还。是日本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时代。]的武士家族，后被民间效仿并普及开来。

    “鼎谈⑫[⑫鼎谈三人对面交谈。]”一词出自公元前2067年，禹王主持铸造的“九鼎”（三足金属祭器，王权的象征），由此而延申的“问鼎之轻重⑬[⑬问鼎之轻重问鼎的大小轻重。指妄图夺取天下。]”（《春秋左氏传》宣公三年）也是日语中经常出现的典故之一。演变为语言的大禹必将流芳千古。

    五、大禹作为东亚文化的代表，将以此重新审视汉字文化圈的作用

    毫无疑问，21世纪是东亚的时代。如果东亚各国在所有领域都不断加强合作，那么发展势头将会越发迅猛。对于今后进一步的合作，我们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笔者认为，历史文化方面的携手并进将先行于其他领域。上述研究成果便是有力的证明。

    古代中国史上的先民领袖大禹信仰远渡日本后，在这片土地上被拥戴千年之久，乃至今日依旧如此。这个事实可以说明东亚文化间的和平交往不仅曾经在历史上，而且在当代也具有极高的价值。日本运用大禹文化受惠千年的实践座轴，互联互通扩展到整个东亚。

    自2006年以来，通过以“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会”为主体的全国性调研，挖掘出遍布日本的133处大禹信仰的史迹文物，以及百姓至今仍对禹王顶礼膜拜的现象。北起北海道，南至冲绳，大禹在日本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被拥戴千年。这个事实可以说明东亚间的历史文化交往不仅在史前，且仍然“活在”当代，与现代人息息相关。日本的大禹信仰文化出自日本人的主动移植和自觉选择，并逐渐融入日本的风土和民众的生活，在不断的交融演变过程中生根立足。因此，日本的大禹信仰具有中日两国混融文化的显著特征。

    以中国域外大禹信仰文化为切入点，追溯历史，展望未来，将有另一幅画卷映入眼帘。那就是东亚间的多元交流历经相互接触、渗透、演变、融合，在历史文化的时空纵横延伸，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循回渐进，共同构建起具有浓郁的东亚特色的文化生态。而今，在大禹信仰滋育的历史基础之上，其成果也润泽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比如，日本日历中的大禹祭祀日、神奈川县开成町的中学校名文命中学以及文命水渠；各地的桥梁与水坝等建筑物的奠基文中对治水先贤大禹的赞扬等等，无一不在述说大禹与彼方风土共生共存。

    大禹信仰历经千年的民间实践，联系着中日两国。这种互联互通的关系还扩大到了东亚、东南亚等地。来自大禹信仰的恩惠为广泛的区域和民众所共享。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广泛运用于对中日文化关系的分析，也能够在东亚文化交涉学等学术领域做出丰厚的贡献。特别是从作为东亚知识结构的基础即汉字文明角度来审视大禹信仰，我们深感在2013年的中日韩三国政府会议上倡导的推广808个汉字共同使用的三国协议之深远意义。

    结论

    从周恩来的两次游岚山到直至今日依然遗留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大禹信仰，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东亚共享的大禹信仰的底层，贯穿着互联互通的智慧循环。而动态地把握其间的多维参照视角，势必汲取正能量的启示，捕捉到时代走向。青年周恩来的岚山考察与其后的人民外交思想的形成就是值得后人继承的一例。因此，转移到中国域外而落地结果的大禹信仰是一种参考、一种借鉴，在助力我国当代文化事业和公共外交的建设性发展的同时，也会反哺境外，不断推进内外的良性互学互动，联手共进。让我们走近日本的大禹信仰，共同探索汉字文明的智慧，共建互融互惠的地球。⑭[⑭论文中的一部分曾先后在2016年6月召开的亚洲文明互鉴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召开的东亚文明威海论坛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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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敏，日本法政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