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祭祖祭禹与清明习俗
周恩来祖籍浙江省绍兴市,史传中的大禹“葬会稽”、“禅会稽”、“朝群臣于会稽”,都源于绍兴。出身世家、注重传统习俗的周恩来自幼便接受了当地的风俗,清明节时节的祭祖与祭禹。
例如,1939年的清明节是4月6日、农历二月十七。距此离传统的祭祖时节仅有数日之隔的1939年3月28日,周恩来回到绍兴宣传抗日运动。他专择29日上午,与族人亲友祭拜了先祖,下午参拜了大禹陵,并在大禹陵前留下合影。下述两幅照片均为绍兴的周恩来祖居纪念馆提供。
敬祖先、孝父母是周恩来一生奉行的美德品行。对此,不少先行研究都予以详尽考察,论证了周恩来的孝心孝行,无需笔者赘言。在此,仅引用一例加以强调。
周恩来的母亲在他9岁时去世,无钱下葬,长期厝于淮阴一座庙里,让他揪心不已。
留日期间淮安老家急剧衰败,更让他心急如焚。1918年1月8日,堂弟来信告诉他久病的叔父去世了。他当天在日记里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④[④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311页。下一段日记引自该书第313页。]
……
由此可见,身在日本的周恩来在清明之际,特意安排了两次参访岚山,不会没有其用心和背景。可以推测,在异国偶遇充溢家乡风土气息的大禹氛围之下,自然涌起了澎湃的思乡之情。因此,目睹了日本的大禹、角仓了以铜像之后,周恩来自然而然顺路前往据此仅有1?5公里之遥的大悲阁千光寺。在那里考察了该寺所供奉的角仓了以木雕,发现了寺中悬挂着的的隐元亲笔匾额,加深了对传播中华和大禹文化的隐元和黄泉的认识,梳理了中日间特殊的混合型历史文化关系,并以其为鉴,整理了自身审视和处理中日关系的思路。
然而,笔者发现,1919年的清明节是4月6日。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殊现象。尽管如此,依然可以推断,周恩来特意选择4月5日,第二次雨中参访岚山,也许由于他并不知道当年的清明节出现在6日,也可能由于6日另有安排,难以脱身,便提前一天祭祖祭禹了。或者是受到了以大禹为案例的中日关系之巨大启示,为深化思考而再赴岚山考察。总之,其出游岚山的目的当与祭祖祭禹,掌握和了解中日关系的第一手资料紧密相关。而周恩来的【大禹情节】也已经被建国前后的几次讲话内容所证实。
(三)周恩来与大禹精神
1939年,日本军相继占领了上海、南京、杭州,企图吞并整个中国。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为了给先祖扫墓,回到了绍兴。在这期间,他在调查了当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之后,和亲戚一起在位于禹王庙的大禹石碑前和禹王庙的石阶上拍了纪念照。在接受采访时,他多次称赞了大禹的治水功绩,鼓励同胞在保卫家乡,抵抗日本的侵略之时,要发扬大禹治水的精神。
据绍兴周恩来祖居纪念馆介绍,周恩来当时注视刻有“大禹陵”三个字的石碑许久,对紧靠石碑、刻有“地平天成”的石壁也予以强烈的关注。当时拍摄的照片一直展示在周恩来祖居纪念馆。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周恩来还这样说道: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应该学习大禹和其故乡的英雄勾践,学习他们忍辱负重和奋斗的精神。”接着又说道“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上,大禹是先驱者。在科学刚萌芽的时代,要战胜自然绝非容易之事。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掌握治水的方法,不是采取诱导的办法,而是采取压制的办法。所以独裁者必定会遭到反抗而失败。”
周恩来提到的“诱导”,出典自大禹治水的方法“疏通”。建国后,周恩来所提倡的“人民外交”思想也是以民为本,以疏通为方法,化解对外交往中的障碍的主张。1072年的中日间的恢复外交关系,建立正式国交正式“疏通”后的结果。因此,有理由解释在对待中日关系方面,周恩来所提倡和主张的就是借鉴大禹的“疏通”方法论的应用。“疏通”方法论的实践需要依赖广大民众,在对于日本民众的精神状况的把握之下,对日人民外交的思想才得以生成。抵达此境地的原点大概可以追索到其留日期间的综合性积累,如日本对大禹以及中国文化的受容状况的考察要素,对日本的国民意识、风土习俗的社会调查等等。
在《周恩来选集》中,也有涉及大禹的文章。1949年11月20日,周恩来接见了各解放区的水利联合代表。列举了“大禹治理洪水之际,三次路过家门,都没有进去”的故事。他还鼓励水利工作人员,应该为人民除洪灾,谋幸福。并指示说:“水利部门的工作与各部门相关,必须认真应对。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影响整体的工作。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受洪水和干旱之苦。水利工作是消除一切灾害的先驱性的工作,为“植树”的工作开路。水利工作本身就是为人民尽力。在中国如果能把所有的水都利用好了的话,那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水利工作前景广阔。在将来,出席本次会议的各位同志不仅自己从事水利工作,是不是应该动员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1949年11月20日,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到二个月的时期。周恩来要求进一步发扬表率作用,以大禹为榜样,说明了他对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的运用独具慧眼。
1950年夏天,周恩来还在成立不久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说:“大禹的治水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幸福。我深信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做出超越大禹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总理就把大禹定位为文明的先行者、科学的先驱者,不难看出,这是在百废待兴之际,为促使国家各行业恢复发展的模式战略。对大禹的定位选择也源自周恩来的日本体验。因为内地和境外分别证实了大禹模式的核心作用和实用价值。
青年周恩来与大禹精神的关联是毋庸置疑的深刻的。这也是建国后周恩来为了治水四处奔走,对全国水库建设,对治理淮河,治理黄河,利用长江,建设世界级的水利工程等宏伟事业,都紧密相关。
大禹的疏通方法论润泽了人民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指导并推动了中日外交的运作与发展。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纪念之际,回顾中日间的外交进程,无可置疑:我们始终行驶在人民外交思想的透明轨道之上。
第二部分 对于遍布日本各地的大禹信仰的考察报告
对于日本大禹信仰文化圈的考察工作始于笔者2006年。在参加共议21世纪日本神奈川发展的圆桌会议上,笔者初次得知位于富士山附近的神奈川县足柄地区有一座创建于1726年的神禹祠(现今的福泽神社)及相关的文命(禹的别名)碑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6月,富士山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来自中国的大禹则与富士山并肩鼎立。该地区同时拥有富士山和大禹这两种文化象征,意义非凡。它意味着东亚文化经过相互接触、渗透、变异、融合,形成全新的文化生态、大禹文化古今皆得以绵延,受益于异邦中国。比如,当地300年来连年祭祀大禹,学校、水道、桥梁都以大禹命名,无一不在讲述大禹与彼方风土的共生共融。同时,为后人提供了剖析日本混融文化的具有现代价值的宝贵实证考查资料。
一、日本大禹信仰文化圈现存状况及文化活动考察
1、日本大禹信仰文化活动的开展状况
2006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以足柄地区为中心的市民研究团展开了全国性的调查。而自2006年以来,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会始在日本各地挖掘考察出大禹信仰的相关文物与史迹123处。⑤[⑤经治水神·禹王研究会禹王遗迹认定委员会的考察鉴定,至2016年10月相关文物已达124处。]
我们发现日本的禹文化是为适应各个地方的风土和生活、经过日本人自主选择与移植,在不断的交融演变中形成的。因此,它既保留了中日两国混融文化的特色,又逐渐发生内涵的转换,实现在日本的土地上大禹的治水神定位。为了进一步研究的进行,我们于2010年在神奈川县开成町召开了第一届日本全国禹王文化节。尔后于2012年,第二届文化节在群马召开、2013年的第三届于高松市、2014年的第四届于广岛市、2015年的第五届于臼杵市相继召开。另外,2013年成立了民间研究机构“治水神禹王研究会”并发行了会刊,2015年成立了鉴定审查大禹相关历史遗址和文物的审委会。禹王文化节筹委会决定,从2016年起,日本禹王文化节每两年在拥有大禹文物和祭祀之地轮流举办。2017年10月,第六届大禹文化节在山梨县举行。
除此之外,还召开了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2015年5月9至11日,在神奈川县开成町成功举办了第七届东亚文化交涉学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七个国家的300多名研究人员和市民参加了会议。会议成果以中日韩和英文版的形式向世界各地传送,并获得了天皇夫妇的赞扬。
2、日本大禹信仰文化圈祭祀活动的考察
在此,仅列举于2014年5月举办的两项祭祀活动。
[1]岐阜县海津市的禹王祭
当地住民每年都在5月14日黄昏,集聚在街头的祠堂,面向祠堂正中所供奉的禹王挂轴礼顶膜拜,感谢他除灾祛病,保佑这一方土地五谷丰登,人畜平安。据当地居民介绍,这一祭祀活动至少已经持续了160年之久。
[2]神奈川县西部酒匂川流域的足柄地区的文命祭祀
据神奈川县立公文书馆所收蔵的1879年的『神社明細帳』记载,始建1724年的福泽神社原名取自大禹的别名“文命”,其祭神为“夏禹王”。1841年的『新編相模国風土記稿』第一集班目村、川村岸之项中也提及了文命神社,明确记载有其「祭神·禹」的史实。因此,足柄地区有很多设施以文命命名。如文命中学、文命隧道、文命用水、文命桥等等。自300年前起,当地每年都在5月5日于神社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命祭祀活动。
二、日本大禹信仰文化圈于当代中日关系的现实意义
1、大禹形象为中日两国的和平奠定基础
在现存大禹遗迹统计数据中,有18处建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72年中日国交正常化期间,即此期间的长达78年之中,大禹的形象突破国与国之间的战火重围,流传于日本民间,根植于风土民情深层,汇入历史文化血脉,经久不衰。这一事实证明了国与国、国与民、民与民,文化与政治军事诸种关系之间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它启示我们,在中日交流的长河中,和平、正面的选项可以跨越政治障碍,人文交流和朴素的民俗学的魅力可以连接人心,前人的智慧与方策令今人深思。
2、大禹文化有助于推进两国和平对话
画在京都御所⑥[⑥京都御所京都天皇的寝宫,位于京都市中心上京区内,最初是作为天皇的第二宫殿而建成的,从1331年至1868年这里主要用作居住,随着幕府的没落和明治天皇重掌朝政,新的皇宫移至东京。]的御常御殿内隔扇之上的“大禹戒酒防微图”,出自江户末期与明治初期的狩野派画家鹤泽探真(1834-1893)之手。狩野派是日本绘画史上最大的画派,其最大特点之一是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全方位地体现于画作之上。其技法则结合日本审美传统特点,雅俗共赏,长期占据朝野各界的殿堂。
(京都御所内的大禹戒酒防微图)
京都御所其他以中国帝王为创作原型的狩野派作品还有“高宗梦赉良弼图”和“尧任贤图治图”,这两幅作品与大禹戒酒防微图联合为隔扇画三图,创作者分别为座田重就和狩野永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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