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真与父亲在一起

　　我和父亲的“文革”岁月

　　1966年“文革”爆发，这时我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当时父亲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目睹“造反派”的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定住军队局势，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的首脑。 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都是当时红卫兵的口号，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原来是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怎么样！？”

　　“文革”中，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文革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不应该让他们养尊处优，应该让他们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并下了指令。

　　学生都这样，指哪儿打哪儿，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

　　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我请到钓鱼台，跟我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当时流行把党政各个头头挂牌子，批斗他们，说他们是走资派。后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3个人就被抓住了。杨尚昆没抓到，当时找不到他住的地儿。

　　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

　　周总理是看着我长大的，他看着我笑，又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就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他们的安全谁负责？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周总理何等人，对付我们这些小毛孩子太简单了，他还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挺逗的。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就像跟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

　　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总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我们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藏了一个晚上就带走了。刚抓起来他们，总理马上就知道了，后半夜就找我们来了。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

　　1966年底，包括父亲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父亲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做“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毅、叶剑英，被周恩来出面制止。只是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为挽救大量遭到迫害的军事将领，父亲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成了老干部们的“庇护所”。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父亲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父亲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这被定为所谓的“二月逆流”。 此后，父亲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