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凌孜 在北京的家中接受本刊专访。本刊摄影记者曹海鹏/摄

　　打开一扇紧闭的高大铁门，便是一栋两层小楼，这里就是当年叶帅的家。

　　在这个位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的宅院里，叶剑英 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孜（原名叶向真）平静地生活着。

　　冬日朦胧。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孜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清新，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

　　凌孜为记者每人准备了一个熟透了的柿子，她说柿树是叶帅住时种的，以前这里有很多的果树。

　　凌孜说，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她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孜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凌孜，凌孜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一个枫叶飘落的深秋，叶剑英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造反派头头”叶向真

　　1966年“文革”爆发，25岁的凌孜这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大潮中，凌孜亦难抵造反激情，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的首脑，成为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

　　此时的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目睹“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定住军队局势，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凌孜回忆说。

　　1966年，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

　　凌孜说，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说彭真 、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不应该让他们养尊处优，应该让他们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并下了指令。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７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床榻上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策划“绑架”彭真的主角之一就是当年的叶向真。

　　43年后，凌孜说，“学生都这样，指哪打哪，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

　　“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凌孜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

　　在凌孜的组织下，彭、罗、陆3人被抓，除了杨尚昆。“杨没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儿”。

　　此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是谁抢的人。

　　戚本禹说，“可能是凌孜，我们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这一“可能”被确认。

　　凌孜回忆说，“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

　　“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就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