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二号楼单照

78年，叶剑英在广州植物园同韦国清、习仲勋同志亲切交谈

　　“一个漆黑的夜里，父亲背着5岁的我徒步行军，没想到他一下滑倒在泥坑中，我没有摔下来，还伏在父亲的背上，但两只手却伸到了水坑里，碰巧捡回了父亲掉落的眼镜……这情景，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打开一扇紧闭的高大铁门，便是一栋两层小楼，这里就是当年的叶帅府。位于北京西山的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宅院里，叶剑英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孜（叶向真）平静地生活着，远离喧嚣都市，这里宁静而幽雅。

　　2009年12月4日，冬日朦胧，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孜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清新，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

　　91岁的吴老，其时正在几个人的帮助下，在隔壁的房间里练习行走。我问凌孜，“吴老听得见吗？”老人隔了两米远听见了，不悦道，“我听得见，耳朵好使”。如此高龄精神俱佳，实属难得。凌孜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熟透了的柿子，她说是叶帅在世时种的，以前这里有很多果树，我们的谈话也就从军事科学院的果树开始。

　　我与父亲的北京岁月

　　我们院里的果树都是父亲让种的。他们这些老革命，特别珍惜土地，千方百计要让土地发挥出价值，能为人所用。于是，种菜、种果树，苹果、梨、桃子、柿子、核桃、银杏都有。

　　无论是苍松翠柏还是瓜果菜蔬，眼前处处都留下了父亲的痕迹：树荫下有他不倦读书的身影，大厅里有他用左手打乒乓球时认真的模样。

　　我是1949年8岁那年随父亲进入北平的，父亲出任北平市第一位市长。同年秋，又率部队南下，转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市市长。我没有随父亲去，就留在北京上学。几年后，父亲回京任职，在父亲身边，我度过了一个快乐且记忆深刻的少年时代。

　　自从我家搬进中南海后，父亲经常和我们小孩玩，是我们整个大院孩子们的“孩子王”。

　　父亲在家里常爱逗孙子和年轻的工作人员玩，还给他们起了不少绰号：什么“old王”、“马头”、“老和尚”、“teacher蛐蛐”。几十年过去了，有些工作人员至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大家见面，仍然叫着老首长当年送的绰号。

　　后来父亲南下，各处房屋逐渐修缮，父亲搬到中南海隔壁的北长街居住。没住在中南海里面是因为父亲喜欢自由，中南海进出要好几道岗，很麻烦。1958年，军事科学院成立，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学院内这座小楼。

　　父亲在生活中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人。我记得妹妹小时候，总是吃了东西不知道饱，每次都把胃胀得特别难受，然后就吐，吐完后她还接着吃，“馋狗”的外号就是父亲给妹妹起的。

　　父亲十分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和学习，他常说，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为了党和人民把人生最好的时光贡献出来了，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只要愿意都要想办法送他们到学校去学习。几十年里，父亲送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护校、军医大、国防大学等学习的有20多人。“文革”中，江青告状说叶帅喜欢走后门，送人从后门上学，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为此，父亲向毛主席写了一封“检讨”说明情况。没想到，此事却引出毛主席一个批示：“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

　　在外围站岗的警卫战士，父亲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他散步时，会走过去问他们家乡是哪里，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一次，一名警卫战士告假回家探亲，父亲知道他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太好，立刻让秘书拿100元交给他。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每个月工资才40元，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父亲的400元钱啊。

　　1955年暑假，我和二哥叶选宁及弟妹随父亲去大连出差，住在招待所。我们小孩子从没穿过那么大的毛巾浴衣，二哥穿上后就舍不得脱，很神气地走到哪里都穿着。父亲见此情形讲起了故事。他说：狗到了春天都应该掉一些毛，到了秋天再长出新的来。世界上有那么一种狗不会换毛，再热也是一身厚厚的毛，这就叫“寒狗不识热天”。他讲完后，气得我哥嘴巴都噘起来了，第二天也以同样的话回敬我父亲。我们就是在父亲的玩笑中渐渐长大的。

　　看见现在客厅里悬挂的这张父亲与我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我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我，我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他就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一个枫叶飘落的深秋，父亲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