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一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蒙委员长采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至第一次南岳会议，委员长指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战重于军事战”。迨民国二十八年，改订战斗序列，遂设立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将正规军开至敌后游击，且规定各战区应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本战区内担任游击任务，化敌后方为前方。是时，沦陷区民众闻风而起，纷纷加入游击队，发展至为迅速。当时，沦陷区之面几大部为我占领，使仅控点线之敌人，穷于应付。

　　当我正开军事会议于武汉时，适遇太原失守。当时会议中即曾讨论第二战区失守，大本营应如何指示问题。是时，第二战区队伍已纷纷准备渡河，离开山西，我立即建议：“以阎长官统率所有队伍即于战区内担任游击，不论任何部队不得退过黄河，否则以军法从处。”是时阎长官拟将长官部撤离黄河，我认为长官部应为部属之表率，岂能例外，故极表反对。当时，我更从山西地位之险要与阎长官在山西之深厚关系，说明此命令之贯彻，绝无问题，故此案遂作定论。而我此建议，关系全局很大，直至抗战末期，山西一直控于我手。

　　当我提出游击战建议时，曾有人指出，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我表示说，以打游击起家之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国军当亦能打游击。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做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励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者动。”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在民国二十八年冬，为适应游击战需要，于军训部任内曾收集游击战资料，由军学编译处编成《 游击战纲要 》一书，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张本与实施游击战之依据。

　　军训部为颁发《 游击战纲要 》一书，曾有一训令，兹将全文录之如下：

　　查游击战为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兵力，争取主动地位，富有弹性之战法。年来，各战区因地实施，颇收成效，山西方面，尤为卓著。兹根据作战最高指导方针，适应现阶段之需要，应在敌侧后发动较前规模更大更坚强有力之游击战，庶可使敌深陷泥淖，穷于应付，而予致命之打击。惟国军干部对此尚欠普遍与深刻之研究，且苦无正确之完备教材可资参考，本部遂搜集有关游击战之资料及各区实施经验与心得，加以整理，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随令颁发，各部队学校一体研究，俾利实用，而歼敌寇为要。自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抗战至二十七年六月之武汉会战，国军均使用正规战术，因装备较敌为劣，火力不及敌人，且制空权操于敌手，故每一会战，我军均伤亡惨重，元气大伤。

　　敌自发动侵略以来，我海岸线北起渤海，南迄南海，皆为其占领，港口亦为其封锁，而华中、华南之陆上重要城市，均为其控制；且平津、平汉、津浦、陇海(东段)、京沪杭等重要铁路，亦悉为敌所占。惟敌占地愈广，兵力愈分，敌仅能控制点线，不能控制全面。当时，敌之前线，于华北进至包头、太原、风凌渡；于华中进至开封、信阳、岳阳；于华东进至杭州；于华南进至广州，遂于此时停止进攻。

　　是时，敌于军事上，以有力之部队集中于武汉，企图打击我豫、鄂、湘、赣地区之野战军，以减低我抗战斗志，消灭我军实力；于政治上，则扩大伪组织，冀以华制华；于经济上，则榨取沦陷区资源，希以战养战；于外交上，则发动和平攻势，诱我屈我，如民国二十七年冬，日首相近卫发表之三原则(1. 善邻友好；2. 共同反共；3.经济合作)。以上为敌对我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