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毛主席的唯一“合影”

    从我3岁起，父亲的身体就开始出现了问题。尤其是1942年部队进入沂蒙山区以后，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肾病，开始尿血。根据地医疗条件差，父亲强撑病体，常常坐在担架上工作，可他异常坚强，甚至告诉母亲：“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

    1946年夏，父亲病情加重，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切除了他的左肾，并建议他修养3年。但父亲心系东北解放战争，谢绝了医生的建议，刀口刚愈合便回到东北战场。直到1963年上半年，父亲仍然抱病坚持工作。正如他经常所言：“有一份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1963年12月1日，我接到学校通知，让我尽快返京。我顿时紧张起来：以往父亲住院，从来没让我请过一次假。

    我赶到医院时，父亲已陷入昏迷。12月16日，父亲病情加重，不幸逝世。

    父亲去世后，我们打算为他做一本纪念画册，却连一张他与毛主席单独的合影都找不到。每每有什么好事，众人上前庆祝时，父亲却默默闪到一旁。最后，我仅找到一张当年在机场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时，毛主席、聂荣臻、贺龙与父亲的工作合影。我们只得将父亲与毛主席截取出来，这成了父亲和毛主席唯一的合照。

    如今，父亲离我们远去已经整整45年了，可是，我和两个妹妹却一天也不敢忘记他的教导。

    与共和国同龄的妹妹北捷，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四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曾梦想成为文学家、外交家的她，在父亲的指导下认识到，“医生是一种崇高的职业，人的一生，谁也离不开医生”，继而选择从医。

    小妹妹罗宁，从小就想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虽然在“文革”期间曾因为母亲的“问题”一度被部队拒之门外，却最终还是在粤北山区当了兵。1985年，她远赴美国进修工商管理、国际贸易专业，如今，在部队任职。

    在我们这些儿女看来，父亲的性格就像“暖水瓶”，里热外凉。他常教导我们：“你们是老乡们养大的！没有他们，你们活不到今天！”父亲的话，我一天也没有忘记。2006年，我有了一个新身份：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研究会会长──我终于能以自己的力量为老乡们做点事情了。父亲如在九泉之下得知，他也会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