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罗”的合作与分歧

    父亲不喜欢出头露面，更反感对他个人的宣传和颂扬。照相、题词、上主席台之类的活动，他都尽可能回避。1956年，湖南衡山中学给他写了一封信，为了表达对他的崇敬心情，建议将校名改为“荣桓中学”。他立即写信婉言谢绝，并希望学校领导好好教学，多宣传人民群众的英雄事迹。有一次，《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民兵的报道，有几处提到罗荣桓元帅的活动和指示。他看了立即打电话给总编辑：“罗荣桓给了你们什么贿赂啊？为什么左一个罗荣桓元帅，右一个罗荣桓元帅地宣传？这样做没有必要嘛！工作又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正因为父亲这种低调的性格，毛主席在给林彪挑选合作者时，才选择了父亲。

    1930年2月，24岁的林彪因指挥有方，被提拔为红四军军长。但他个性很强，与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与他做搭档必须既有原则性还要有一定的灵活性。毛主席想来想去，觉得这个角色非父亲莫属，便将他派到了红四军。这是父亲与林彪合作的开始，从那时起到解放后，他们两人多次搭档。

    父亲和林彪合作有一个原则，就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你林彪不是管作战吗？那我就把作战之外的事情全部抓好。”到东北以后，林彪个人主义越来越厉害，为了迁就林彪专心指挥战争的“重点主义”，父亲毫无怨言地在哈尔滨、双城之间两头跑，将部队的政治、训练、装备、后勤等工作全都担负起来。父亲从不抢功，在非原则问题上极能谅解和忍让，他们的相处还算相安无事。那时，他每天总是忙到很晚才回家，母亲又执意要等父亲回来一起吃饭，所以我和妹妹经常等着等着就趴在桌上睡着了。

    但父亲的迁就、忍让不是无原则的，在工作中，他也经常提出不同意见。林彪对此开始不满起来。进入关内见到聂荣臻便发牢骚，还劝他来替换罗荣桓任四野政委，遭到坚决拒绝。

    1960年秋，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这让父亲很不理解。那时候，我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学校也正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由于当时受林彪学习毛著庸俗化、教条化主张的影响，同学们只注重读书的数量，四处乱用毛主席语录。我在写信中也向父亲列数了自己读了哪些著作，并不适当地引用了一些语录。当时，父亲对林彪的一些错误提法非常忧虑，看了我的信后，他给我写了一封内容十分重要的回信，信中说：“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学毛主席的著作，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和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绝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下万应药方……”

    我在信中还向父亲反映了我和有的同学之间，有时会出现对某些问题看法不一致的现象。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怕别人说我固执、骄傲；如果放弃自己的意见，又有放弃原则的嫌疑。针对这一问题，父亲写道：“同志们对问题的看法有些不一致，是很自然的。同志们要互相交换意见，交换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须经过争论，才会有可能求得一致。但不要在同志间，无论对谁，存在成见用事。”我想，父亲给我写信时，应当已经考虑到他和林彪看法不一致的问题，甚至已经准备进行争论。

    半个多月后，父亲在一次由林彪主持的军委常委会上，终于忍不住开口：“‘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

    “那你说该怎么学？”父亲的话让林彪有些尴尬。

    “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父亲的心直口快让会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几分钟后，林彪才缓缓一句：“不好就去掉嘛。”

    “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还没等父亲把补充意见说完，林彪突然起身，说了句“散会”便拂袖而去。这个突然的举动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父亲更是气得双手发抖，回到家中后喃喃自语：“大家都是老同志了，长期在一块工作，哪能这样呢，有问题大家讨论嘛！”而林彪在这以后逢人就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就不在一起！”

    外界传言“林罗”是和“刘邓”齐名的黄金搭档，然而两人合作的实情，并非如此。